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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评意大利刑法的修改
【英文标题】 A Comment on Amendments of Italian Criminal Law
【作者】 何鹏【分类】 其他
【期刊年份】 1987年【期号】 6
【页码】 7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062    
  一、历史概观
  意大利是被誉为“盛开着拉丁文化之花”的国家。在法学领域,它自罗马法研究始,有着光辉的传统。尤其是在刑法学领域,几乎被公认为是“刑法的祖国与发祥地”。中世纪意大利的一些法学家,在意大利刑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他们把古代罗马法学家们创立的业绩予以发展,对刑法的一般原理给予了科学的解释,使罗马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许多国家广为流传。在注释法学派之后,康底诺因在意大利最早著述《犯罪的研究》而享有盛名。到了16世纪,意大利刑法学又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以克拉罗的《刑事实务》一书最为著名。但是,意大利刑法学新的发展时期应为18世纪后半期,当时以破除封建专制主义,保障人权为目标的政治、社会改革运动正在兴起,在刑法学领域出现了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及其代表作《犯罪与刑罚》。这本书被译成多国文字,在西欧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成为刑法改革运动的源泉与动力。虽然由于法国一度在意大利称霸,迫使其刑法改革暂时后退,但一俟这一时期过去,意大利又相继制定了自己的多个刑法典。诸如托斯卡那刑法典(1852年)与扎鲁得尼亚刑法典(1859年)等。
  1870年意大利完成了国家的统一,重新制定统一的刑法典的工作也随之开始。其间形成了九种草案,但都没有成为刑法典,后来根据以司法部长名字命名的提案制定了刑法典,于1889年6月30日公布。这个法典虽说不是彻底的改革,但已有不少进步,特别是在立法技巧上受到意大利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到了19世纪中期,意大利刑法表现出一种新的趋向,它放弃了来自启蒙时期意识形态上的功利主义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坚持了刑罚的伦理、报应性格,也即转向古典学派。其代表人物皮西纳及其著作《刑法基本论》曾占有重要地位其后以意大利实证学派(或称刑事法类学派)为代表,开展了革新运动,其先驱者为龙勃罗梭。他在1876年著的《从人类学、人医学与监狱规则的关系上看犯罪人》中,提出了犯罪人常常可以从他们在肉体上、心理上特殊的特征,从外部觉察到其为异常人的观点(即生来犯罪人理论)。与此同时,加洛法罗在《关于刑罚的实证性标志》一文和《犯罪学》一书中,菲利在《刑法新的水平线》中,都开展了实证学派的研究。他们采取了否定个人责任的立场,在全世界引起了激烈争辩。在争辩中又出现了采取折衷立场的“第三学派”。
  这些学派间的对立,在立法上也有反映。1919年司法部长毛他拉命令设立刑法修改委员会,任命菲利为委员长,于1921年作成了“菲利草案”。这个草案的基本思想是站在实证学派的立场上的。这一过激的草案,引起了广泛的反对,使修改工作难以进行。接着,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政权,为适应这种政治上的变革,要求制定新的刑法典,于是在1925年设立了以洛克教授为首的委员会,于1929年拟成刑法草案(也称“洛克法典”)。这个法典于1930年10月用以勒令第1398号公布,于1931年9月l日起实施。这个法典虽然在法西斯政权崩溃后直至今日依然有效,不过已经作了若干修改。这个法典是在保留1889年刑法典的体系和其他一般性特征基础上,对其加以补充修改而成的。一位日本刑法学者对此评价认为:“这个法典从要求宽大方面看,与以前所有的法典相比都有相当程度的‘缓和化’,规定了刑罚的减轻免除情节,把平衡原则适用于审判上,在审判上谋求刑罚个别化等方面是有特殊价值的”。[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把修改刑法典作为战后最先着手的工作之一,以求适合民主政治的要求。他们首先在1944年9月14日制定了“代官命令”(相当于国王命令),其次在刑法内容修改方面,从刑罚体系中废除了死刑,把原刑法规定的死刑用无期徒刑代替;恢复了一般性的减轻情节;废除了与法西斯政权统治时有关的犯罪类型,对宫宪实施的暴行、反抗、侮辱和诽谤等罪也作了若干修改,这些都为刑法大修改作了准备工作。1949和1950年先后编纂了刑法总则与分则,从而完成了向议会提出修改草案的准备工作。这次刑法修改的基本方针,一是消除过去政治体制下的残滓,使之符合民主原理与新宪法精神,如把各种罪的法定刑大幅度地减轻;二是对现实刑罚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即在以责任为基础的“道义上归责可能性”原则下,维护了“防卫的二重性”(处罚与预防),主张刑罚与“保安处分”之间的差别性。
  在此之后,1956年,司法部长莫洛设立了以杰沃克里博士为委员长的刑法修改委员会,并于同年制定了刑法部分修改草案,通称1956年草案”。这个草案只限于修改刑法夫妻本是同林鸟中最重要、最紧迫的部分,在现行刑法体系范围内,把适应新宪法条款和国民新的法律意识作为这次修改的目的。该刑法部分修改草案共有41条,他们认为1956年草案使刑法修改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60年2月24日,司法部长哥奈拉向上院提出了又一对法部分修改草案,这是以1956年草案为基础,经过学术界的讨论,采纳了议会提出的各种立法提案后制定的,共有34条。这个草案也只限于紧急需要修改的部分。至此,二次战后意大利的刑法修改工作告一段落。但这些修改草案一直没有达到议会通过和制定成法律的地步(以后仍作过局部修改)。
  二、修改的基本内容
  (一)两个基本态度
  “1960年刑法修改法案”(以下简称“法案”)在修改刑法上有两个基本态度,一是使刑法条文适合国民共通的法律意识;二是制定出沿着国家现实民主秩序发展方向的条款。由此出发,确认了过去在学术界与实务界希望修改的那些制度与条款。如因果关系、共犯、犯罪情节在主观要件中的评价、醉酒状态下犯罪的责任等。在刑事制裁体系上,维护了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区别。
  (二)总则方面的修改
  “法案”第一编第一章是“关于刑法问题”的规定,其中删除了有关在国外所犯政治性犯罪的规定(刑法8条)。原规定为:“本法所称政治性犯罪,系指损害本国政治利益或人民政治上权利之罪。一般性之犯罪,其动机之一或全部出于政治因素者,亦属政治性犯罪”。[2]对此他们认为,修改是为了消除确认国家利益占有优越性的古老的政治形态的残余,是为了把政治犯的定义要求具有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的特点。这样,“法案”第13条(刑法的效力)第二款将其改为:所说政治犯是指侵害本国政治上的利益或人民的政治权利。对于完全出于政治上的动机所实行的普通犯罪也视为政治犯。从而缩小了政治犯的范围。
  “法案”第二章“关于刑罚问题”中,删除了刑法21条(死刑)和第38条(确定死刑者的法律地位)的规定。这是由于意大利已于1944年8月1日以“代官命令”第244号废除了死刑。现在除战时军法仍有死刑外,死刑已不被承认(宪法28条第四款)。另外,从利法第36条(宣告刑罚的公告)中删除了死刑判决的公告等。关于无期徒刑,依照宪法规定的原则,确认了在执行上实行人道主义,还确认了假释制度。“鉴于情况的紧急性”,提高了财产刑的法定刑,即把财产刑的最高限额与最低限额分别提高了四十倍,罚金限额改为2000里拉以上200万里拉以下,罚款限额改为800里拉以上40万里拉以下。不过这项修改是在另外的法案,即1961年7月12日法律第603号规定的。这样,对现行刑法2426135条都作了相应的修改。此外,对各种犯罪的财产刑(包括至1947年10月21日特别法上规定的财产刑),都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提高了四十倍。对附加刑也作了调整。
  “法案”的第三章是“关于一般犯罪”的规定,为了更合乎民主国家的原则,对犯罪论体系作了重要修改。认为现行刑法41条规定的有关“原因上的竞合”过于严格,为使其适合近代法律伦理意识,作了一些补充规定。“法案”第42条第二款规定: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先行或同时存在的原因如为犯人所不知时或事后发生的原因独立于犯人的作为或不作为,是犯人不能预见时,这些原因只限于与结果发生有着明显的关联性。才可减轻刑罚。对于违法性阻却事由和关于权利行使或义务履行(现行刑法51条),“法案”为了与军事刑法40条规定相协调,规定对于完成上级违法性命令者,这种完成如果不是明显地构成犯罪,不予处罚。
  对于刑法56条关于未遂犯的规定,“法案”也作了较大的修改。由于现行刑法是在法西斯政权体制下制定的,废除了犯罪预备与未遂的区别,这就在事实上扩大了未遂的范围。对此,“法案”沿着“1949年草案”以来的方向,将其修改为:本着犯罪目的而实施了相应的犯罪行为者,在没有完成其行为或没有发生结果时,负未遂犯之责任。并补充规定:对特别重大的预备行为,法官对不予处罚的被告,可决定给以保安处分。
  “法案”在“犯罪的情节”中,也对刑法谨防骗子作了重大修改。刑法在适用罪的加重或减轻情节时强调,以独立于心理要素之外的,即表现于外部的法定情节的存在或不存在为标准,坚持所谓客观责任原则。为此,“法案”把刑法59条第一款改为:法律除另有规定外,加重情节只有在行为人对此已有认识的条件下,才能对行为人作出不利的评价。与此相反,对于罪的减轻或刑罚免除情节,即使行为人对此没有认识,也应对行为人作出有利的评价。正因为如此,也使现行刑法60条关于被害人一身性错误的规定大部分归于无用。
  “法案”还在现行刑法62条第一款所列举的减轻情节之外,补充规定了一般性的减轻情节,作为第二款规定:与前款情节相独立的其他情节,如作为减轻刑罚的正当化情节时,可将其考虑在内。对于一般性的减轻情节,本来在刑法上已被废除,但是通过1944年9月1日的“代官命令”第288号又予恢复。不过对此一些刑法学者认为,如果已经废除了死刑,缓和了各种罪的法定刑范围,在犯罪竞合时限制了刑罚的加重,则一般性的减轻情节似乎已无必要规定。“法案”的第四章是“关于犯人与被害人”的规定,在其第一节中提出了“归责可能性”问题。首先对刑法92条(故意、过失或预定的醉酒)作了很大的改动。原规定为:偶然事故或不可抗力的醉酒,不排除归责可能性,也不减轻处罚。“法案”修改为:不是来自偶然事故或不可抗力的醉酒状态下的犯罪,法官可以减轻刑罚。他们认为,这样修改并不是同意把醉酒犯罪看作是责任减轻的情节,而只不过是让法官去考虑促使犯罪者产生醉酒的具体情节和酒类的效果等因素,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来决定是否减轻刑罚。同时“法案,维持了现行刑法92条第二款的规定,出于制造犯罪口实的目的,事先预定的醉酒应加重其刑。把刑法94条第一款关于具有常习性醉酒状态者加重其刑的规定,修改为:在常习性醉酒状态下犯罪时,第92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减轻刑罚不予适用。对于使用麻药者,在麻药作用时犯罪的,适用加重其刑的有关规定。
  关于共犯,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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