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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当代国际刑法与国际犯罪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英文标题】 Report on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o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crime
【作者】 秉直 建峰【分类】 国际刑法学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3
【页码】 12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3149    
  2002年4月26日,“当代国际刑法与国际犯罪问题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大学隆重举行。此次会议是继2000年8月在贵阳市召开的“当代国际刑法问题学术研讨会”之后,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又一关于国际刑法问题的学术研讨盛会,也是中心首次在境外举办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顺应当前国际社会惩治与防范国际犯罪的现实需要,有选择、有针对地就国际刑法领域诸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内地与香港地区对国际刑法与国际犯罪问题的研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会议概况
  “当代国际刑法与国际犯罪问题学术研讨会”由香港大学法律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合办。来自内地十个法律院校、科研机构、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的专家学者19人,以及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法律机构暨律师界的专家学者40余人,共计60余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20余篇。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赵秉志教授和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陈弘毅教授共同主持,由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法律系副主任张宪初教授参与筹备、协助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专职顾问高铭暄教授,主任赵秉志教授,执行主任卢建平教授,副主任黄京平教授,研究员谢望原教授、刘志伟副教授、王秀梅博士、阴建峰讲师,兼职研究员李希慧教授、陈忠林教授、邵沙平教授、邱兴隆教授、肖中华博士、黄芳博士、张旭博士,以及有关法律院校、研究机构、司法机关的专家学者张智辉研究员、刘华研究员、周伟教授、伦朝平先生等出席了会议并作了专题发言。
  会议根据收到的研讨论文分为“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原则”、“国际刑事管辖权”、“恐怖主义犯罪及其惩治的国际合作”以及“其他国际犯罪及其惩治”四个单元进行了专题发言和研讨,并分别由赵秉志教授、陈弘毅教授、林峰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以及陈文敏教授(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担任单元主持人。
  此次研讨会突出了如下特点:其一,主题明确,理论与实践并重。此次会议不仅涉及国际刑法领域基本理论问题,而且积极关注国际刑事司法实务问题。其二,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此次会议抓住了目前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着力探讨恐怖主义犯罪、洗钱罪等具体国际犯罪。研讨会收到的论文相当一部分是围绕这些热点问题展开的。其三,讨论热烈,发言踊跃。在专题研讨中,对于热点、难点问题的讨论非常激烈,各种观点频繁交锋,充分体现了研讨会自由、活泼的学术氛围。其四,交流广泛,以文会友。与会的两地专家学者们通过探讨交流,以文会友,结下了深厚的学术情谊。
  为有助于法学界、法律界全面了解此次研讨会的研究成果,现将研讨会学术论文及研讨中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二、关于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原则
  1.关于国际刑法渊源的合法性
  国际刑法准则要求的合法性原则具体范围是什么,一直是国际刑法领域值得思考的问题。有学者试图通过对国际刑法渊源的探讨,以揭示国际刑法蕴含的合法性原理。论者认为,国际刑法是一种复杂的法律规范,其在法律渊源上具有多元性。从国际刑法的纵向发展分析,国际刑法渊源的顺序应是先有习惯,后有公约和法的一般原则,但从国际组织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横向协调的需要上分析,为合理协调国际刑法的适用,国际刑法的渊源应以公约为首要渊源,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作为国际刑法直接渊源的组成部分更为合理。其中,公约是确立国际犯罪的最具体的方式,是国际刑法最直接的法律渊源。而国际习惯法原则上不应产生国际实体意义上的犯罪,但对那些具有法律约束力、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习惯则可以视为国际刑法的直接渊源之一。与具有针对性的制定法或国际公约及国际习惯法相比,一般法律原则属于尽可能得到国内法认可并加以适用的普遍性原则,从而也成为国际刑法的直接渊源之一。而国际刑法渊源的多重性决定了国际刑法除具备直接渊源以外,还具有附加的间接渊源,即国际和区际人权法、国家间刑事合作的标准以及国际犯罪学和刑罚学中涉及的内容。至于学者的阐述与著述问题,论者认为,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指导刑事司法的作用,但仍具有明显的学术思想倾向性,不能代表普遍接受的规则,故而不能视为国际刑法的渊源。国际刑法的直接与间接渊源,充分展示了国际刑法存在和发展基础的合法性。
  但对于“一般法律原则”能否作为国际刑法的渊源,另有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论者认为,鉴于国际上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不休,而且从先例来看,一般法律原则几乎只是限于国内的私法及诉讼法的领域,所以,它不宜成为认定国际犯罪的依据。国际刑法的渊源应当只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两种。
  2.关于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刑法的关系
  罪刑法定原则,即是前述合法性原则。该原则是否亦为国际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国际刑法领域内尚存有疑问。有学者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对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刑法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论者指出,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久已存在。从国际刑法领域来看,已有不少国际文件将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引入国际刑事法律规范之中。但就国际实践而言,国际社会追究国际犯罪的依据有三:一是可以根据事前订立的国际条约来确认;二是可以以事后国际社会根据国际习惯订立的国际条约来进行认定;三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通过国际社会公认,国际刑事法律规范对国际犯罪还可以有溯及既往的效力。第一种情况与罪刑法定原则自无矛盾之处。第二种情况下,从时间上来说,国际社会事后根据行为时已有的国际习惯确立的国际条约来认定国际犯罪,也是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在第三种情况下,要在事后确认某一行为为国际犯罪,该行为不仅是有悖于人类和平、进步与发展精神,而且必须符合经国际社会“公认”之条件。这一国际刑法适用上的特殊性不能排除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国际刑法的基本原则。以此为出发点,论者述及了在国际刑法中引入罪刑法定原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进而认为,国际社会通过事后公认确认某种行为为国际犯罪,只是在国际刑事立法尚不健全、不完善的阶段出现的一种应急办法;但既然选择了罪刑法定原则,就要求国际社会共同为之努力,而不能根据需要随意破坏罪刑法定原则。
  3.关于个人国际刑事责任
  个人国际刑事责任是探讨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必须直面的首要问题。有学者在简要回顾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确立历程之后,从哲学与法学两个方面论述了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归责基础,认为对个人追究国际刑事责任的哲学基础在于行为人具有相对的意志自由,或者说自由选择能力;对个人追究国际刑事责任的法学基础则在于其行为符合国际犯罪之构成要件,具体包括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两个方面。而所谓个人国际刑事责任,是指个人因其所实施的违反国际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禁止性行为,从而依法应当接受国际刑事审判并承担刑罚处罚的刑事法律义务。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主要包括合法性原则、个人责任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归责事由分为直接的个人国际刑事责任和间接的个人国际刑事责任两个方面。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阻却事由则既包括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免除,也包括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排除。具体而言,可从主观恶性的阻却和客观危害的阻却两个方面进行把握。主观恶性的阻却事由主要包括无刑事责任能力、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客观危害的阻却事由则主要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以及胁迫。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实现途径有二:一是国际法庭管辖模式;二是国内法院管辖模式。国际法庭管辖模式,即通过国际法庭对国际刑事法律规范的直接适用,从而追究实施了国际犯罪行为的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国内法院管辖模式,是指在国际刑事法律规范的有关内容已为国内刑事法律所吸纳的情况下,通过该国国内法院依照国内刑事法律所进行的管辖,使国际刑事法律规范得以间接适用,从而使实施国际犯罪行为的个人承担相应的国际刑事责任。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实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刑罚,此为主要实现形式;另一种是非刑罚方法。
  4.关于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卧槽不见了
  英国上议院法庭在1999年3月对于“皮诺切特案”的历史性裁决,被西方法学界认为是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法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所凸显的问题便是,如果一国的统治者在其任内犯有严重侵犯人权的暴行,而在其卸任后其本国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未能有效保证他就这些暴行负刑事上的责任时,维护人权、伸张正义的国际社会可以怎样把他绳之于法?有学者在分析“皮诺切特案”的背景和英国上议院法庭对该案裁决之法理依据的基础上,着力探讨了有关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与演化。论者认为,英国上议院裁决的最大启示是,在某些情况下,贵为国家元首的人,如在本国犯有严重侵犯人权的暴行,在其卸任后即使其本国不对他进行司法追究,他在国外也可能受到逮捕、起诉、引渡或审判,而对他采取行动的毋须是国际刑警或国际性的法庭,任何根据有关国内法可以对他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国内法院,都可以置他于其刑事诉讼之内。如果他涉嫌所犯的是某些国际罪行,他和他的国家将不能主张其豁免权。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威力下,在“普遍管辖”原则和“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罗网中,草菅人命的暴君将在世界范围内无所遁形。
  5.关于国际人权与死刑
  将死刑问题与人权相联系,是半个世纪以来国际人权运动发展的一个耀眼的亮点。有学者指出,在这半个世纪中,国际人权运动在死刑问题上态度经历了由放任到限制再到废除的转变。在国际人权运动的初期,无论是国际人权文件还是国际人权学界抑或是国际人权活动,在死刑的合法性问题上,均是三缄其口。而这实际上是以沉默来显示对死刑的放任。然而,在这种局面维持不到20年后,国际人权运动对死刑问题已不再沉默,越来越多的国际人权组织对死刑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呼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最终促成了限制死刑的条款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中的出现,以及后来的诸如《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之类进一步限制死刑的国际文件的产生。以此为表征,国际人权运动对死刑的态度由放任转向了限制。而限制死刑的精神在国际人权文件中得以确认,并未使国际人权界对死刑的不满得到平息,相反,它在更大程度上鼓舞、促成与助长了这种不满,在“死刑是对作为犯罪人的基本人权的生命权的侵犯”的口号下,国际人权界迈出了要求彻底废除死刑的一步,进而促成了《(欧洲人权公约)关于废除死刑的第六议定书》、《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以及《(美洲人权公约)旨在废除死刑的议定书》的先后问世,从而使废除死刑成为国际人权法视野中的共识。国际人权运动在死刑问题上的态度因此由限制转向了废除。论者以国际人权法中的死刑规范为线索,展示了国际人权运动对死刑的态度的演变过程,并剖析了这种转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论者探讨了中国死刑政策与国际接轨的应对措施,认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来看,中国在短期内不具有废除死刑的可能性,而只宜采取限制死刑的政策。具体而言,为应对国际人权法上限制死刑的标准,中国主要应从如下方面采取措施:其一,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将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严格控制在侵犯的权益的价值不低于人的生命的价值的最严重的故意犯罪的范围内;其二,扩大免除死刑的对象范围;其三,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其四,增设死刑减刑与赦免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程序规定。
  三、关于国际刑事管辖权
  1.关于国际刑事管辖权及其冲突的解决
  有学者指出,国际刑事管辖权肇始于二战后对法西斯战犯的审判,但此时尚未形成真正的国际刑事管辖权,而只是战胜国的审判。随着今年《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生效,现代意义的国际刑事管辖权才正式出现,它体现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是一种超国家主权的管辖权。传统意义的国际刑事管辖权与现代意义的国际刑事管辖权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实际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前者根据国际法而尊重国家主权,而后者则是对国家主权的限制。两者在法律冲突上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的解决冲突的方法。传统的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法律冲突表现为不同国家之间刑法适用范围方面的冲突。对此,从保护人权、尊重各国主权的角度出发,论者建议:一方面,在立法上采取承认外国判决的态度,坚持一事不再审之原则;另一方面,在司法上采取先进司法合作制度,如引渡等方法。现代意义的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法律冲突主要表现为有国际刑事管辖权的国际组织和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解决冲突的方法也有两种:一是对于参加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有关国际公约的国家而言,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即或者在其国内法中规定本国参加的国际法优先适用,或者修改相应的国内法,纳入本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法的内容。二是对于没有参加《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有关公约的国家而言,论者不赞成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强制行使国际刑事管辖权,认为这是主权至上原则的基本要求。否则,不仅违反关于公民人权的最基本权利即各国人民的自决权,而且还会带来很不好的效果。
  2.关于外国被判刑人移管的问题
  所谓外国被判刑人的移管,又称外籍囚犯的移交或外国囚犯的移交,简单地说,就是指将被判刑人从判刑国移交到执行国。有学者较为详细地探讨了外国被判刑人移管的原则、条件以及程序问题。论者认为。移管外国被判刑人的基本原则有三项:一是有利于被判刑人原则;二是对被判刑人一罪不再罚原则;三是相互尊重主权和管辖权原则。外国被判刑人的移管应当具备的条件包括:其一,执行国必须是被判刑人的国籍国或居住国;其二,依执行国的法律被判刑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其三,被判刑人仍有一定的刑期需要执行;其四,移管所依据的必须是判刑国的生效判决,并且不存在尚未完结的申诉程序;其五,必须获得被判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外国被判刑人的移管,通常要经过以下五项程序:一是征得被判刑的外国囚犯的同意;二是提出移管被判刑人的请求;三是审查请求国的移管请求并作出决定:四是就有关移管具体事宜进行磋商安排;五是继续执行判决。
  3.关于国际刑事法院及其规约
  (1)关于中国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问题。
  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以及是否应该尽早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学者之间有不同的看法。
  有学者认为,从目前的国际现状出发,中国对于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应采取谨慎的态度,而不应操之过急。
  有学者则明确对此表示反对,并从中国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文化定位的角度进行了阐释。论者指出,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保护人权、惩治国际犯罪等一系列国际公约方面的积极态度与在缔结《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罗马外交大会上的反对立场有着极大的反差,令人费解。论者认为,中国官方目前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态度所带来的影响是负面多于正面。从文化观念的角度评判,中国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立场反映了一种僵化静止的法律观念;从文化交流、交互影响的角度看,中国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态度反映的是一种自我孤立或惧外的心理。论者指出,十三亿中国人不能再在封闭、孤立的环境中生存,不能自外于世界而求发展,更不能在僵化静止的观念支配下追求进步。中国应该积极地参与各种国际组织,通过这些途径与世界进行不间断的、创造性的、战略性的对话,与各国进行有益的合作与交流。作为一个对人类文明曾经和正在作出巨大贡献的伟大民族,我们不应该在世界法律舞台上缺位。基于此,论者主张对中国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立场进行重新审视。
  (2)关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确认的基本原则。
  有学者则就《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基本原则确认的原理性问题,以及这些原则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包容关系和指导作用进行了论述。论者认为,维护主权原则和保障人权原则应当是国际刑事法院遵循的首要基本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国际刑事法院职权的行使应避让国家主权的伸张,缓冲因服从国际刑事法院判决而产生的矛盾。国际刑事法院应将维护国家主权原则作为其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保障人权的原则。此外,结合国际刑事法院的自身特点,论者认为,《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确立补充管辖原则、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及国际合作原则同样体现了国际法原则的精髓。
  4.关于越境刑事证据的移交和质证
  跨越台港澳和内地的刑事犯罪随着几地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交流日益增多,这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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