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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理论探索》
当民间的努力穷尽时
【副标题】 戴维·莫斯《别无他法-作为终极风险管理者的政府》读后
【作者】 何平【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市场经济管理法【期刊年份】 2015年
【期号】 3【页码】 12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4588    

当民间的努力穷尽时,作为终极风险管理者的政府应当发挥怎样的职能和作用,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戴维·莫斯教授《别无他法——作为终极风险管理者的政府》[1]这本专著讨论的主题。

美国经验并非例外

最崇尚自由市场原则的美国,政府究竟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本书分10章,进行了透彻的探讨。在第1章导论和第2章风险及其历史述要对本书主题及其涉及的相关范畴进行铺陈叙述的基础上,第3章至第9章分别以有限责任、货币、破产、职工保险、社会保障、产品责任法、对所有人进行保障(环境保护立法)为题进行了专题探讨。第10章以美国风险管理政策的基础为题,对美国公共风险管理政策立法演变的三个阶段(即从对企业的保护到对职工的保护,最后到对所有公民进行保护)所遵循的价值原则和理论基础进行了精炼的概括。莫斯教授并以“风险、知识与无知的面纱”为题做后记,对公共风险管理面临的困境和政策有效制定和实施的前提进行了论述。

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在资源配置上市场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股份公司制度、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政策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和市场的责任如何分担,必将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审慎对待的课题。本书讨论的例子,从19世纪有限责任制度或者破产法的诞生,到20世纪社会保障制度或者联邦存款保险,都是从美国历史出发来进行探讨的。但是,就本书的核心意图而言,政府风险管理政策的理论依据及其限度,政策制定和立法所遵循的价值和逻辑,不仅对于美国,而且对于今天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焦点是美国公共风险管理政策的立法进程,莫斯教授在本书中,从风险管理的视角透彻地探讨了美国产业政策的历史变化。他的研究表明,股东的有限责任制度、货币制度的统一以及破产法之类19世纪的对策,主要是从保护创业者和扶植产业的角度付诸实施的。进入20世纪之后,政策重点转换到了工伤赔偿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劳动者保护方面,进而,在1960年代以后,则发展到在产品责任和环境保护等立法和政策措施中可以看到的对消费者全体的保护。在美国,作为“终极风险管理者”的政府职能不断扩大了。

如同本书所表明的,在美国制定各项政策之际,在实施保护对策的同时,必须探讨防止道德风险之类的问题。即使在民间金融市场上,也积极地建立评价信用问题等各种风险的机制。这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

反过来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政府作为风险管理者的职责过大。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一切由政府包办,民间市场的作用几乎没有。这样一来,道德风险的表现就十分突出。风险的管理全然委托给政府,使得总体成本巨大。在我国,民间的风险评价和管理能力的培养是当务之急,实施抑制道德风险发生的对策,也应当更加大胆地推进。本书不仅是从风险管理功能分析政府职能的新颖方法,而且在建立政府和民间市场合理关系的我国改革目标方面,也值得认真借鉴。本书体现的美国公共风险管理及其立法进程所遵循的价值和思想,对建立和完善我们当今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下面仅就现代公司制度的完善、货币风险的管理和社会保障政策等与当前我国相关的几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说明如下。

有限责任制度的真义

关于有限责任制度。1844年英国颁布公司法,采用了法人准则成立主义,进入政企分开的现代公司时代。到19世纪中叶,中国所欠缺的,就是西方政府和法律制度所积累的有关合股公司运作的经验。中国公司的历史开始于洋务运动时期,从1860年代末延续到1895年左右,也就是从太平天国结束到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870年代,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活动扩大了公司制度在中国的影响。在西方商人按照西方法律以公司发行股票的方式在中国集资大获成功的背景下,中国公司制度进行着艰难的探索。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建立,是股份公司在近代中国最早的实践。但是,这些公司都采用“官督商办”的特有形式(以官厅的局来命名)。从近代中国股份公司的发展来看,中国近代企业在1870~1890年代尽管已经吸收公众股份,但是,“股份持有正被吸收进中国的生意传统之中。完全撇开裙带关系不谈,主要持股人直接管理公司分号的做法,就被嵌入了股份结构之中……公共持股并未像西方一样,带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也没有减轻家庭在所有权中的影响。”1895年之后,尽管官方的管制有所放宽,但是,原有的官督商办的庇护结构转化为地方官员个人卷入民间企业事务。政企不分,官企不分,是其典型特征。{1}

1900年代私人铁路的创办,为了筹集资金,推动了股份公司的建立。这种动向与中国沿海西方人形成的压力一起推动了企业立法,1904年制定了第一部中国公司法,界定了有限责任。从此,中国经历了不连续的公司制度实验。但是,1995年哈佛大学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提出的“柯比谜团(the Kirby’s puzzle)”,却通过长时段的分析指出了中国公司立法的固有缺陷。柯伟林在比较和分析了1904年到1993年的五次公司立法之后,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制度这一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制度,似乎不易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其主要原因是历次政权的强取豪夺让工商人士恐惧,而且,中国文化过于强调人情关系。而西方股份制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以自由市场和非人际关系的法律主导的商业组织文化为依托,不断扩大规模创造巨大的商业财富。中西之间存在着极深的文化鸿沟。{2}1993年的公司法,则主要旨在应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向股份制转换过程中所碰到的各种问题。这种以解决国有企业问题为宗旨的立法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公司法规存在巨大的差别。尽管其后中国公司法经历了修改完善,但是受中国整体法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政企不分的制度化行为方式,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股票市场没有成为经济的晴雨表。近期股票发行制度上“中国式注册制”的提议,如果舍掉西方成熟注册制所要求的基本条件,必然走上中国股市的老路。既要追求成熟制度所达成的目标,又不满足这些制度所要求的基本前提条件,这种思维逻辑既违背常理,在实践上也具有极大的危害。美国有限责任制度建立的历史,在公司制度建立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即不仅要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范和约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法律的执行和制度化的行为模式方面,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没有与有限责任制度相适应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现代公司制度的本来功能就只能是缘木求鱼。小词儿都挺能整

货币与金融的本质及其特殊性

关于货币和银行风险的公共管理问题。第4章美国银行业政策和货币风险管理的实践给予我们极其有益的启示。近来,比特币、互联网金融在中国成为人们广泛议论的主题。新技术带来的创新,给人们认识货币、银行等传统金融问题带来极大的困惑。比特币(Bitcoin)这种虚拟的电子符号,自2009年由中本聪创制诞生以来,受到许多中国居民的热捧。2013年2月底,一个比特币100多元人民币,4月10日,价格冲高到1540元,两天之后,价格跌落一半。5月,比特币最低跌到300多元。其后经历暴涨,11月19日一度冲高到8000元,较年初时上涨近80倍。2014年3月27日,比特币在中国的价格是3561元,其俨然一种暴涨暴跌的投机品种。中国是全球虚拟币最大的市场,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它的价格,就比特币而言,目前中国占全球比特币交易量的60%(2013年4月,仅为10%)。2013年12月5日,一行三会和工信部联合下发了有关防范比特币风险的文件(289号文)。文件界定比特币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是一种虚拟商品,要求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直接或间接为客户提供其他与比特币相关的服务等。2014年3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向央行各分支机构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比特币风险防范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关闭比特币中国(BTCChina)等15家境内比特币平台的所有交易账户,完全切断了比特币的资金链。而美国国税局在3月25日,将比特币视为资产,适用股票和易货交易的相关规定,不将它认定为货币。但是,德国已经明确将比特币合法化,加拿大则诞生了第一台比特币ATM机。

那么,比特币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在2014年3月2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寻求稳定的电子货币》(In Search of a Stable Electronic Currency, New York Times, March 2,2014)中说,比特币一开始就找错了方向,选择了交易媒介和储藏手段两个传统的职能。比特币提供了一种电子货币挖矿的方法,希望以此可以代替现金和银行账户。然而根本不存在这种需求。数十年来,货币在这些方面表现很好。如果将重心放在另一个典型的职能,效果会更好,那就是作为“计账单位”的货币,亦即一种基本的经济计量基准。并且,列举1967年以来智利采用名为“发展单位”(the unidad de fomento,简称UF)的通胀指数记账单位。还有他和约克大学的马克·卡姆斯特拉(Mark Kamstra)共同倡导的“万亿(trills)”单位,它等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最新年度GDP预测值的万分之一。但是,如果真是如同历史上“纹银”那样的虚银两的抽象的计价基准,比特币就不会出现目前严重的泡沫投机。现实情况是,泡沫投机盛行,风险迭现,地处日本的比特币交易所Mt. Gox已经在2月倒闭。比特币的初始意图与希勒教授的思想完全不同,它是要在完全的意义上取代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既存货币,也就是行使货币的全部职能。那么,它真的能充当货币吗?

第一,人们认定比特币可能取代传统货币,是看重它的固定发行量所体现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它的最终发行量是在2140年达到2100万的固定数额,既不增加也不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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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英〕科大卫.公司法与近代商号的出现〔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3).

{2}William Kirby. China Unincorporated: Company Law and Business Enterprise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J〕.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5(54).

{3}〔日〕黑田明伸,著.货币制度的世界史〔M〕.何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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