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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律评论》
以念斌案为标本推动审判中心式的诉讼制度改革
【作者】 熊秋红【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5年
【期号】 1【页码】 3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6603    

【念斌死刑再审改判无罪案】

2006年7月27日夜,福建省平潭县澳前镇澳前村多人中毒,两名儿童经抢救无效死亡。平潭警方认定是邻居念斌投药所致。该案历时8年10次开庭审判,4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幸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没核准。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念斌无罪。2014年9月,平潭公安局基于“新证据”,再次将念斌列为嫌疑人。

念斌案历时8年,10次开庭审判,4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终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无罪。该案对于中国的刑事司法,是一次艰难的考验;对于刑事司法制度未来的完善,尤其对于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标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什么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念斌案作出了很好的阐述。在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为学术界所诟病的侦查中心主义、口供中心主义和卷宗中心主义现象,导致庭审虚化;关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形成了一种公、检、法三机关协同式的事实认定模式,由于律师的辩护功能弱化,导致控辩双方竞争式的事实认定模式难以形成,对于案件事实的合理怀疑难以被提出。但是,在念斌案中,我们看到了庭审程序的实质化和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案件结果的深刻影响。

念斌案还存在一些后续反应。2014年9月,平潭县公安局对念斌案重新立案侦查;11月,念斌在办理港澳通行证时获知被公安机关限制出境;12月12日,念斌向福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12月24日,念斌向福建省检察院提交控告书。2015年2月9日,福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福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作出的不予受理念斌办理出入境证件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念斌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拟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2014年12月25日,念斌向福州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赔偿15,321,605.15元[2]。人们对此后续情形议论纷纷,尚需进行较为深入的解读。

―、关于疑罪从无

念斌案的社会影响力首先来自于它是一起“疑罪从无”的案件,是一起典型的在真凶未再现、亡者未归来的情况下,法院经过多次审理,最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认定被告人无罪的案件,而这一结果的获得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是极为艰难的。

无罪推定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刑事诉讼原则。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该规定被认为是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因素。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沿袭了上述规定。一般认为,无罪推定原则包含三项引申性规则,即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疑罪从无和被指控人享有沉默权。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肯定了由无罪推定原则所引申的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3]。1989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一审判决宣告无罪的公诉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指出:

“对于因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多次退查后,检察院仍未查清犯罪事实,法院自己调查也无法查证清楚,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可在判决书中说明情况后,直接宣告无罪”。1996年《刑事诉讼法

》明确规定法庭在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时,应当作出无罪判决,即疑罪从无。[4]但是,疑罪从无规则从纸面落实到实践却非常困难。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不枉不纵”观念,即避免对无辜者定罪、确保对有罪者定罪,俗称“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走一个坏人”。“不枉不纵”实际上是以司法裁判的结果作为衡量刑事司法制度优劣的尺度,它将“不枉”和“不纵”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加以考虑。这种观念看似不偏不倚,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极易滑向宁枉勿纵,重刑主义、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文化传统,导致司法实践中不可能有“不枉”与“不纵”的简单并重。司法实践中当案件面临罪疑的状态时,法院的处理往往滑向“从有”、“从轻”、“从挂”或者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在念斌案中,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多次作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结论,但没有判决念斌无罪,而是反复发回福州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导致该案从立案到作出终审判决历时8年之久。

201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人民法院报》上撰文指出:“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5],指的就是在罪疑的情况下应当作出疑罪从无的判决,这样做可能放纵真正有罪的人,但这是为了让无辜者获得保护、避免造成冤假错案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念斌案中,侦查机关存在办案粗糙的问题,现场的勘验检查、物证提取和鉴定均被辩护律师发现了不少疑点,最终福建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宣判念斌无罪。这有利于倒逼侦查机关加强执法的规范性,提高办案质量,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庭上质证、认证的检验。

二、关于庭审实质化

念斌案是一起庭审实质化的案件。2013年7月、2014年6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两次对念斌案进行开庭审理。第一次开庭,有4名鉴定人、9名侦查人员、4名专家辅助人出庭;第二次开庭,有2名证人、3名鉴定人、4名侦查人员、5名专家辅助人出庭;出庭人数之多引人注目。法院通知相关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专家辅助人出庭就理化检验报告和法医学鉴定意见提出意见,其中专家辅助人的出庭大大加强了辩护方对于鉴定意见的质证能力,专家辅助人的意见从根本上动摇了控方的鉴定意见;控辩双方针对案件中的主要争议如被害人死因是否为氟乙酸盐鼠药中毒、投毒方式、毒物来源等进行了充分的辩论。直接言词原则[6]在该案的审理中得到了贯彻,庭审成为整个诉讼过程中的决定性环节,真正实现了庭审对于审前程序的统领作用。

“法庭审理流于形式”是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的突出问题。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试图通过限制检察机关向法院移送案卷的范围以及将庭前审查从实质审查改为形式审查,来防止法官预断的产生,解决“先定后审”、“审判走过场”的问题。但是,案卷移送的“复印件主义”不仅未能有效解决审判的形式化问题,而且增加了诉讼成本。法官不再进行庭前调查,进一步加剧了刑事诉讼中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证人、被害人、鉴定人等不出庭,导致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流水作业”畅通无阻,审判的虚化、空洞化现象未能得到有效改善。正如陈瑞华教授所言,在“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作用下,侦查程序通过案卷笔录对法庭审判的绝对影响,成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法庭审判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对侦查结论的审查和确认过程,而失去了独立自主地审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能力。[7]法官将侦查人员制作的案卷笔录视为具有天然证据能力的证据和具有优势证明力的裁判依据。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回归“全部案卷移送主义”,同时强化了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建立了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和专家辅助人制度。《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意旨在念斌案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大量鉴定人、侦查人员、专家辅助人出庭,克服了“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之弊,让法庭查清了案件的相关事实;证人出庭,证人证言在公开的法庭上接受质证,加强了审判的公正性和裁判的正当性。审判的实质化有效地切断了侦查与审判之间的联系,从而使“流水作业式”审判方式转变为“审判中心式”审判方式,保障了审判程序独立功能的发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念斌案的法庭审理中,专家辅助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的发展提高了人们认识案件事实的能力,所谓证据裁判主义进人了“科学证据裁判主义”的新阶段,科技手段在刑事司法证明活动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刑事证明中的科学运用有其局限性。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伪科学、“冒牌”专家等问题的存在,均可能导致科学证据本身不科学。因此,应当对科学的应用持健康的怀疑态度,使其接受不断的批评和监督。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立,大大增强了被告方对鉴定意见的质疑能力。在念斌案中,被告方聘请了多位专家辅助人,其中包括从香港聘请的毒物鉴定专家,专家辅助人的意见对于法庭澄清争议事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关于辩护律师的作用

念斌案是一起律师作无罪辩护且辩护成功的案件。在念斌案中,张燕生、斯伟江两位律师出庭辩护,但其背后是30多名律师所组成的律师团队,念斌案的辩护成功某种意义上是律师集体智慧的产物。

辩护律师是刑事司法制度的“看门人”,[8]刑事冤假错案的防范以及保障被追诉者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获得人道的对待,均期待辩护律师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可是,我国的刑辩律师们却总是在慨叹:刑事辩护困难、刑事辩护危险、刑事辩护无用,继而质问“刑事辩护向何处去”。

相关实证研究表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认罪情况呈现出两个极为显著的特点:第一,整体认罪率极高,达98.91%;第二,初次讯问中的认罪率也非常高,达87.93%。[9]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之后才能介入刑事诉讼,犯罪嫌疑人在既无沉默权、也无律师帮助的情况下,面对刑事追诉的压力(不排除侦查机关非法取证的可能性),很可能作出有罪供述。在这种情况下,律师进行无罪辩护是相当困难的。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2013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95.4万件,判处罪犯115.8万人,依法宣告825名被告人无罪,据此,无罪判决率大致为0.07%。如此低的无罪判决率反过来说明了律师如作无罪辩护,其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念斌案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次作出有罪供述,但又存在翻供情形。辩护律师通过扎实细致的工作,找出了控方证据中所存在的诸多疑点和相互矛盾之处,成功地为被告人作了无罪辩护。辩护律师忠实于委托人的利益,遵守律师职业道德,与法官、检察官展开理性对话。合理的诉讼结构、裁判者的独立和中立地位是辩护律师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正是在控、辩、裁三方参与的庭审结构中,律师的辩护意见受到了法庭的重视和采纳。

有效的律师辩护是被告人享有公正审判权的前提,要让辩护有效,需要有良好的立法和司法环境,有效辩护是由诸多因素和条件所共同达成的综合效应。我国通过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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