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纠纷解决观在刑事司法中的引入
【英文标题】 Introduction of Dispute Resolution Concept into Criminal Justice
【作者】 何挺【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分类】 刑法学【中文关键词】 刑事纠纷;纠纷解决观;刑事司法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dispute;dispute resolution concept;criminal justice
【文章编码】 10.3969/j.issn.1001-2397.2011.01.1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1
【页码】 173
【摘要】

解决纠纷是司法制度的原初和首要功能。纠纷解决观是一种以承认纠纷的客观存在和不可回避为前提,将解决纠纷视为重要任务以防范纠纷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的观念。纠纷解决观尚未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确立,其在刑事司法中的引入具有多方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纠纷解决观的引入与刑事诉讼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的目的并不矛盾。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应在纠纷解决观的指导下进行相应的完善。

【英文摘要】

Dispute resolution is the primary and principal function of judicial system. Assuming disputes in objective world is inevitable,dispute resolution concept takes it a divine task to resolute disputes to prevent the consequent adverse effects. Unfortunately,dispute resolution concept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in China’s criminal justice though it is of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Indeed,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into criminal justice is by no means contradictory to the aim of controlling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Chines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with the concept of dispute resolu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3787    
  
  纠纷是指两方以上的不同主体之间由于各种原因产生并通过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协调关系。纠纷的产生与存在会破坏纠纷主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影响正常生活,进而干扰社会秩序;纠纷的妥善解决会恢复甚至提升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产生并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应当设置并不断完善各种纠纷解决的制度与途径,司法制度即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纠纷解决观作为一种承认纠纷不可回避并致力于解决纠纷的观念,理应在现代司法制度中得到确立并作为构建、完善司法制度的指导性观念。刑事司法制度作为司法制度的一种,同样应致力于解决刑事纠纷。刑事纠纷是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由于利益、情感等方面的原因并通过犯罪这一特殊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协调的关系。然而,由于刑事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犯罪这一为国家刑法所规定并被视为侵犯国家和社会利益的特殊行为,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刑事纠纷往往被遮蔽在国家追诉犯罪的巨大阴影之下,刑事司法制度以国家与被追诉者的对抗为主线,以处理刑事案件为中心,刑事纠纷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缺乏足够的空间,甚至被完全忽视,更遑论解决了。这常常导致经过刑事诉讼后案件已结而纠纷仍在的状况,并引致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纠纷解决观在刑事司法中的引入,能够促使刑事司法制度关注刑事纠纷及其解决,提升刑事司法制度在处理案件的同时解决刑事纠纷的能力。本文拟对纠纷解决观引入刑事司法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在解决刑事纠纷方面有所裨益。
  一、纠纷解决观
  (一)纠纷解决观的含义
  纠纷解决观是一种以承认纠纷的客观存在和不可回避为前提,将解决纠纷视为重要任务以防范纠纷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的观念。纠纷解决观的适用范围广阔,宏大之处可至国家的治理方针,细微之处亦可指个人的处事态度。例如,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体现了一种纠纷解决观。“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1}个人的为人处事也常常会不自觉地运用纠纷解决观。例如,大部分人在与他人发生纠纷后总是会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途径去解决纠纷,而一旦纠纷得以妥善解决,内心深处也会感到一种无阻滞的畅快。
  (二)纠纷解决观在司法制度中的体现
  在现代社会,纠纷解决观作为一种指导性观念集中作用于法律制度,尤其是体现法律运作过程的司法制度。以是否进入法律的视野并由法律来调整为标准,可以将纠纷划分为受到法律评价的纠纷和未受到法律评价的纠纷。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法治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纠纷受到法律的规制。法律以一种平和、规范、统一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纠纷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律制度的设置本身就是为了解决纠纷,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纠纷解决观。司法制度作为解决受到法律评价的纠纷的最正式途径和最终途径,其设立的最初意义同样在于解决纠纷。“诉讼的直接功能就是解决纠纷,调整利益冲突,保护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无论是定罪量刑,还是解决民事纠纷,抑或是根据相对人的请求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尽管每一种诉讼活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所要解决的纠纷性质有所不同,但诉讼程序的设立都是基于这种纠纷无法或不宜由当事人自行以私力救济解决,而必须依赖国家的司法救济。”{2}
  具体而言,纠纷解决观在司法制度中应当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司法制度不应回避、压制纠纷,而应尽量接纳纠纷。司法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途径,对接纳纠纷责无旁贷。当然,司法制度接纳纠纷并不意味着所有纠纷都通过正式的司法程序来解决,只是要求司法制度应当为最终解决纠纷提供一个进入的途径。
  其次,司法机关应当作为一个中立的第三者来对待纠纷。由中立的第三者介入是纠纷解决的古老形式,而由司法机关来充当这个第三者不过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现代社会,司法机关还承担了解决纠纷以外的其他功能,这往往影响到其在解决纠纷时中立的第三者地位。但从纠纷解决观出发,司法制度解决纠纷应当还原纠纷解决的原始状态,司法机关只应当作为一个中立的第三者来对待纠纷。
  再次,司法程序应着力解决纠纷。随着法律的发展,司法程序在日渐规范的同时,形式化的弊病也日益严重,司法程序往往在潜移默化中转变为依照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形式化处理案件的过程,逐渐远离其解决纠纷的最初目标,导致司法程序处理了案件而没有解决纠纷。“在现实中的许多情况下,法官虽然作出了决定,纠纷也不能就此得到解决。”{3}这种经过国家司法程序仍未解决纠纷的状况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因此司法程序应着力解决纠纷。
  最后,司法程序的设置应当为纠纷的解决提供相应的制度空间。与以上几点相适应,司法程序的设置不仅仅要有利案件的处理,同时还应当有利于纠纷的解决,这也是纠纷解决观在程序法中的最重要体现。
  (三)纠纷解决观在不同司法制度中的运用
  纠纷解决观在不同司法制度中的运用大相径庭,这与不同司法制度各自的性质与特点直接相关。由于民事司法制度一般不涉及国家的抽象利益,一般也没有国家作为当事人一方出现在诉讼程序之中,解决纠纷甚至被一些学者视为民事诉讼的惟一目的{4}。民事法学者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如何更好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为指导思想来研讨如何完善民事司法制度,并从如何更好地解决民事纠纷的立场出发,探讨作为民事司法制度重要补充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然而在刑事司法领域,情况则完全不同。由于刑事司法涉及国家惩罚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抽象利益并有国家代表作为控诉一方参与刑事诉讼程序,如何界定刑事纠纷、如何解决这些纠纷以及解决纠纷应当被置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都成为纠纷解决观引入刑事司法制度必须要解决的难题。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无论是立法完善还是理论研究都基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方面目的,主要围绕如何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展开,而对于刑事司法中的纠纷及其解决很少顾及。可以这样认为,纠纷解决观在民事司法制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适用,而在刑事司法制度中则未获得其应有的位置,因此需要研究纠纷解决观在刑事司法中的引入。
  二、纠纷解决观引入我国刑事司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纠纷解决观未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得以确立,解决刑事纠纷的重要性未获得足够重视,刑事司法制度解决纠纷的能力十分有限,大量未得到解决的刑事纠纷为社会生活带来各种消极影响。例如,被害人未从被害中恢复;加害人逃避责任、重新犯罪率高;犯罪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造成的破坏未得到有效弥补;刑事司法制度视野之外的私力纠纷处理方式日益扩张,威胁国家刑事法治秩序;加害人或被害人不服司法机关的裁决不断上诉、申诉,扰乱正常的司法秩序,耗费大量司法资源,损害司法的权威并最终损及刑事司法制度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因此,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说,引入纠纷解决观并以之为指导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已刻不容缓。然而,刑事司法制度毕竟不同于民事司法制度,纠纷解决观的引入因涉及国家利益、诉讼构造等多方面因素而需要慎重考虑,需要在理论上对纠纷解决观引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进行分析。
  (一)必要性
  1.解决纠纷是司法的原初和首要功能我能说我还比较喜欢洗碗吗
  司法制度的产生源于人类社会解决纠纷的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当人们之间发生纠纷而又不能自行解决时,就需要第三者的介入。在人类社会早期,这种第三者往往是由部落的首领、宗教的领袖以及其他被纠纷双方所认可的具有一定权威的人来担任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逐渐形成,出现了专门解决纠纷的司法制度,司法机关开始担任解决纠纷的第三者。“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2]司法的起源决定了司法的原初功能是解决纠纷。在现代社会,虽然司法制度作为国家治理社会的制度之一开始承担其他功能,但其首要功能依然是解决纠纷。“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务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威权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5}虽然现代司法程序更为规范、价值目标更为多元,但从司法程序的结构和主要内容来看,仍旧维持了双方对立并提出各自主张与证据、第三者居中裁断这一解决纠纷的原始格局,司法解决纠纷的首要功能自始未变。而且,如果说古代司法制度尚未成为纠纷解决的中心,那么现代社会的司法制度因其国家强制性、独立性、权威性、公正性、专业性和统一性等“后天”赋予的优良品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名副其实的纠纷解决中心,更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解决纠纷的责任。[3]
  刑事司法制度虽然在案件性质等方面具有明显区别于民事、行政司法制度的特征,但这并不能抹煞其作为司法制度解决纠纷的首要功能。“围绕着证据的运用所进行的活动无论具有何种诉讼类型,都是以解决利益争端和纠纷为目的的法律实施活动。”{6}而从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在纠问制占据主导地位之前的漫长岁月,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司法制度并无本质区别,虽然一部分行为被国家认定为犯罪,但司法制度同样以处理和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为核心内容。刑事司法制度解决纠纷的原初和首要功能决定了纠纷解决观应当引入刑事司法制度。
  2.纠纷解决观的引入能提高刑事司法制度解决刑事纠纷的能力
  如上所述,刑事纠纷的解决效果不理想严重影响了刑事司法制度的整体效能,因而急需提高其在解决刑事纠纷方面的能力,将纠纷解决观引入刑事司法制度则是首先需要完成的观念上的转变。
  纠纷解决观以承认纠纷的客观存在以及纠纷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将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为前提,将解决纠纷视为非常重要的目的和任务。引入纠纷解决观将给刑事司法制度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变化:首先,纠纷解决观的引入可以凸显刑事纠纷的重要地位,为更好地解决刑事纠纷提供认知和识别刑事纠纷方面的前提;其次,纠纷解决观的引入将丰富刑事司法制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再次,纠纷解决观的引入将促使刑事司法制度在纠纷解决观的指导下完善解决刑事纠纷的相关制度,从而在制度设置上强化解决刑事纠纷的功能;最后,纠纷解决观的引入还将转变诉讼主体的观念,使其在进行刑事诉讼程序的过程中注重对刑事纠纷的解决。引入纠纷解决观所带来的上述变化必将大幅度提升刑事司法制度解决刑事纠纷的能力,提升其整体效能。
  3.纠纷解决观的引入可以改变刑事司法僵化和形式化的弊端
  马克斯·韦伯用“形式合理”这一范畴来归纳现代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特征的论断被奉为经典。形式合理的法律体系不允许个别案件的特殊性干扰规则的适用,规则以理性为基础,能够包容现实世界一切可能的纠纷。处理案件只依赖法律内在的标准,而不参考法律之外的因素。形式合理的法律体系具有高度的分化和高度的规则普遍性{7}。应当说,“形式合理”这一范畴高度准确地概括了西方国家现代法律制度的特征。然而,试图以“包罗万象”且“完美无缺”的法律对可能存在的所有纠纷进行事先规定并在处理案件时只依赖法律内在的标准而不参考法律之外因素的设想始终有些不切实际,因为“一般性规则……,不可能公正地处理人际关系,因为人际关系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法律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所以它就可能因此而给解决每个个别案件带来困难”。[4]因此,“形式合理”这一范畴在指出西方国家现代法律制度在逻辑性、普遍性、自主性等方面优势的同时,实际上也暗含了这种法律制度过度形式化、远离现实生活等方面的问题。正如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所评论的:“‘自治型法’(形式合理的法—笔者注)掩盖了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它努力解释每一项规范,仿佛它是或应该是极其准确和毫不模糊的。”{8}
  刑事司法制度是西方国家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自然带有上述过度形式化和远离现实生活的问题。正规审判程序不能区别对待社会中发生的不同纠纷和案件。正规司法程序依据的是明确的既存法规范,但是,在处理法规范难以明确的人的价值或社会变化所产生的新的利益时,往往会出现与实情不符的情况{9}。我国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以西方国家为摹本,同样不可避免地“遗传”了这一问题,不注重解决刑事纠纷本身就是这一方面问题的体现。相对刑事案件是一种被法律所归纳和抽象出来的事物而言,刑事纠纷更体现了一种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如果说刑事案件可以用客观严谨的法律术语来勾勒的话,那么刑事纠纷则难以用高度抽象而枯燥的法律术语来展现。办案机关在处理刑事案件时,通常只依照法律的规定操作,并不关注每一案件的特殊情况和发生的特殊社会背景,时常造成虽合法处理刑事案件但却未能解决甚至激化刑事纠纷的情况。这些合法却不合理情况的产生,是保障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以避免恣意滥权而产生的副产品,虽无法完全避免,但却可以通过一些调整来尽量克服,纠纷解决观的引入即属此类。纠纷解决观以解决纠纷为要务,必然将纠纷还原为现实的社会生活来考察,如果说处理刑事案件可以仅依靠法律的内在标准,那么解决刑事纠纷则不得不依靠法律外的因素。因此,将纠纷解决观引入刑事司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刑事司法制度过度形式化和远离社会生活的弊端。正如日本学者牧野英一所言,“法律是冷酷的,但我们可以用温暖的方法来处理”{10}。
  4.纠纷解决观的引入能够减少其他非正式渠道对于刑事纠纷的处理
  我国目前仍有为数不少的刑事纠纷通过其他非正式渠道来处理,其中私了是主要形式。有资料显示,社会上发生的刑事案件,有30%左右是私了的{11}。虽然刑事纠纷通过刑事司法制度以外的其他非正式渠道来处理有其现实合理性,并与我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但毫无疑问的是,非正式渠道处理刑事纠纷会带来许多问题。首先,私了往往难以彻底解决刑事纠纷,一些刑事纠纷常常由于各种因素而被压制下来而不是得到有效的解决,反而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其次,私了等方式虽然使被害人获得了一定的经济赔偿,但并未摆脱被害的困境。据了解,“私了”后,在一些地区,被害人再次受到加害人不法侵害的比例高达40%以上{12}。这一点同时也说明了私了等方式难以防止加害人再次犯罪。再次,一些地方刑事案件的私了赤裸裸地体现了双方拥有的社会资源的不平等,一方在另一方的强大压力下接受不平等的私了方案,严重违背公平原则,还助长了以钱换刑、以权换刑的丑恶现象。最后,处理刑事纠纷的非正式渠道的存在是对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种挑战,严重威胁到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权威性。
  国家刑事司法制度在解决刑事纠纷方面效果不理想是人们选择非正式渠道的重要原因。正如苏力先生所言,法官或法院必须实际地解决问题,否则就丧失了作为纠纷解决者或机构而存在的理由。人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寻找那些能办事、能解决问题的人或机构来解决问题。当法官或法院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6 -10-19(1).

{2}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1.

{3}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

{4}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41-43.

{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9.

{6}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97.

{7}朱景文.法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14-316.

{8}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M].张志铭,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67.

{9}六本佳平.日本法与日本社会[M].刘银良,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86.

{10}李海东.日本刑事法学者(上)[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联合出版,1995:77.

{11}陈玉范,屈广臣.“私了”问题的法律思考[J].当代法学,1995(1):24.

{12}王涛.“私了”现象在偏远山区呈上升趋势(观察与思考)[N].人民日报,2003-06-22(5).

{13}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68-269.

{14}汪建成,祁建建.论诉权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导入[J].中国法学,2002(6).

{15}赵旭东.“报应”的宇宙观:明清以来诉讼解释模式的再解释[G]//苏力.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33-134.

{16}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24.

{17}滋贺秀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M].王亚新,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94.

{18}访十七大代表肖扬: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N].法制日报,2007-10-18(1).

{19}宋英辉.宽严相济: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载[N].检察日报,2007-04-27(3).

{20}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 84-86.

{21}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代序言.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53787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