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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律》
60年60个重要案例
【英文标题】 With 60 landmark cases in 60 years【作者】 昊革
【作者单位】 中国法学会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分类】 法律信息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5
【页码】 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0916    
  1951年 李季陶破坏土改案
  [影响力]《土地改革法》颁布后土改运动中的典型案例
  [案情简介]李季陶是重庆垫江县桂阳镇十保人,1913年加入国民党,1932年曾任县财政科长,1941年任县参议员。几十年里积聚大批土地。解放后与人民政府对抗,在减租退押中,他以分家等方式分散土地和财产,同时还用抽佃、卖田、拆毁房屋、以田抵押等方式抵制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11月21日,贵阳镇农民协会召开一至十八保会员大会,对李季陶进行控诉,农民群众一致要求对李季陶实行镇压。1951年2月19日,县委和县政府在县城北门外广场首次召开有一万五千馀群众参加的控诉大会,对地主李季陶实行公判,并当众执行枪决。
  [人选理由]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要求“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同年冬季起,全国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李季陶是抵制土改运动的地主代表。
  1952年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受贿案
  〔影响力〕新中国反腐第一案
  [案情简介]刘青山,捕前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捕前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1950-1951年,刘、张二人利用职权,盗用机场建筑款、救济水灾的造船贷款、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剥削民工供应粮及骗取银行贷款等,总计达 171.627多亿元(旧币,下同),他们勾结奸商,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使国家损失达21亿元。二人生活腐化,贪污挥霍达37, 825万元。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会,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入选理由]作为“开国第一刀”,刘青山、张子善案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为“三反”运动拉开了帷幕,展示了反贪污反腐败的决心。本案对后世亦有警示作用,是反腐工作的始发站。
  1952年 王康年行贿、盗骗国家财产案
  [影响力]“五反”运动中的典型案例
  [案情简介]王康年是上海大康药房总经理,大康药房在新中国成立前因投机失败而倒闭,新中国成立后,虽复业但欠债累累。
  “五反”运动中查出,王康年为达到窃取国家资财的目的,用各种手段向官员行贿。据他自己供认:曾向25个政府机关中的65个干部行贿。他在大康药房内设立了一个专门做勾引干部工作的机构,叫做“外勤部”。1951年一年内记载在账册上的“交际费”共一亿九千多万元,其中90%以上是用来行贿的。
  据查,王康年不仅从政府机关中盗骗国家财产,还将过期失效和伪劣带菌的药品卖给志愿军。1952年,王康年和另一个资本家田文华在“五反”运动中被枪决。
  [入选理由]“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政务院为此颁布《关于在五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3月,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10月运动结束。本案即为“五反”运动中的著名案例。
  1954年“第44海外观测队”间谍案
  [影响力]新中国第一大间谍案
  [案情简介]1946年8月,美国纽约人雷德蒙在陆军战略情报处间谍学校接受训练后,被派来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化名斯特罗萨,代号尤克利特,由美国间谍组织“第44海外观测队”上海总站派往北京分站任译电员,后来又调到沈阳分站。1949年春,雷德蒙被调遣到上海从事间谍活动,秘密建立了以王可一、罗世祥、季有昆、倪敬忠、昊薇兰、徐斌、黄皇等中国人为成员的间谍组织,窃取了我国大量重要机密情报,仅从王可一处即缴获情报底稿276份。期间,该组织还与北京市公安局破获的间谍业克中、被旅大市公安局破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辛祖棋有密切联系。1951年4月20日至5月8日,雷德蒙等8名间谍在其上海住所全部落网。
  1954年9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法庭对美国间谍雷德蒙等7名叛国分子举行公审,法庭根据各罪犯的罪行,判处雷德蒙无期徒刑;王可一死刑,立即执行;罗世祥死刑,缓期2年;季有昆无期徒刑;倪敬忠无期徒刑;昊薇兰有期徒刑15年;徐斌有期徒刑10年;黄皇有期徒刑7年。至此,美国“第44海外观测队”在我国的间谍活动倾巢覆灭。
  [入选理由]新中国成立初期,或明或暗的颠覆活动此起彼伏,国际环境严峻,本案正是这一时期国际斗争的法律反映,被称为反间谍第一案。
  1954年 韩玉树武装土匪案
  [影响力]新中国初期剿匪过程中的典型案例
  [案情简介]1953年,以韩玉树为首的一股土匪,在河北省境内连续杀人、抢劫作案13起,引起了当地群众的恐慌。当地公安机关多次出击,都被狡猾的土匪发觉而溜走,并开始向北京转移。同年12月19日,北京公安侦查员在大兴县发现了土匪的踪迹,得知情况后,北京民警立即出动追击,并逮捕了一名匪徒,由此找到了破案线索。经多次审讯,获悉了土匪团伙的情况。此后,京冀两地的民警联合起来,详细研究了案情,布置了警力,动用了194名民警联手作战,将全案23名案犯全部擒获。1954年,韩玉树等12名主犯被执行枪决。
  [入选理由]建立起新型的、新中国特有的社会治安管理体系是中央人民政府在建立初期的重要目标。打黑剿匪是实现这一目标、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之一。北京市公安局剿减韩玉树武装土匪案是城市剿匪即为典型的案例。
  1955年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影响力]影响巨大的文艺大案
  [案情简介]自1950年始,胡风及其支持者与周扬等人的文艺争论升级为对胡风文艺理论政治批判,随后,中央高层介入文艺争论并给予胡风“反革命”的政治定性,胡风等人也因此遭到政治审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1980年、1986年中共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直至198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发出(1988)16号文件,胡风案才得到彻底平反。
  [入选理由]该案是新中国成立后继《武训传》批判以来的又一起文艺大案。胡风案从文艺争论发展到政治审判。此案影响大、时间长、涉及人数广泛并经历三次平反,体现出新中国法制曲折前行的步伐。
  1956年 审判日本战犯铃木启久案
  [影响力]侵华日本战犯审判 新中国首个国际审判
  [案情简介]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和太原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犯有严重罪行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中国政府对日战犯采取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教育和改造罪犯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还确定了特别军事法庭的组成和任务,对日本战犯定罪量刑的法律原则,以及进行审判的程序和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56年6一8月间先后分三批对在押的1017名罪行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免予起诉,并立即释放。同时,又先后分4案对罪行严重的45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提起公诉。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对铃木启久、富永顺太郎、城野宏、武部六藏等进行了公开审判,并分别判刑。
  [入选理由]中国对日本战犯进行的沈阳和太原审判,已作为一次重大的反对侵略战争、申张人类正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人道精神的司法审判而载入史册。同时,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由中国人担任审判官,不受任何外来干扰独立审判外国侵略者,被誉为新中国举行的第一个国际审判。
  1960年 刘桂阳“反革命”案
  [影响力]公开反对人民公社潮流的一起重大案件
  [案情简介]1960年初,21岁的刘桂阳在湖南农村一工厂里当运煤工。当时农村由于大跃进工作的失误,饥饿流行,她下定决心去北京反映情况,在北京市中心地区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书写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标语。同年9月,郴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刘桂阳有期徒刑5年,并在她所在的工厂召开宣判大会。
  1960年11月20日,在刘少奇的关心下,刘桂阳获释,保外就医。1961年2月,郴县副县长找刘桂阳谈话,宣布撤销法院对她的判决。1969年3月16日,刘桂阳被军管会拘押,并在上万人大会上宣布1961年对她的改判无效,并加判刑期5年,执行10年有期徒刑。1970年10月27日,郴州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军管会对刘桂阳的判决,维持1960年的原判,监外执行,刘桂阳被遣送回农村劳改。1979年4月1日,郴州中级人民法院宣告刘桂阳无罪,
  [入选理由]刘桂阳在人民公社的潮流中表现出敏锐的观察和巨大勇气,法院对她的无罪改判证明了她的行为正确。
  1960年 王倬诈骗案
  [影响力]新中国首起特大诈骗案
  [案情简介]1960年3月18日下午5点40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传达室来了一名自称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人,递上一封急件。收信人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里面是一个批件: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9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要摄记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用于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万一20万元,可否请批示。当天正副行长都不在,副局长当即批示:请发行局立即把款送过去。银行在办理过程中,又接到国务院打来的催办电话。当晚7时,发行局三名干部将20万元计两麻袋现款交给了在民族饭店等候的赵全一(王倬的化名)。一周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此款如何入账,总理办公室称根本不知此事,要求总行将“总理批示”和收条送去查对,才发觉上当。首都公安民警历经10个昼夜侦破此案。
  [入选理由]本案是一起巨额诈骗案,也是建国以后十几年裹发生的一起最大的诈骗案,王倬借主席和总理的名义骗走巨款,增加了本案的受关注度。
  1966年 杨国庆持刀杀伤外宾案
  [影响力]新中国第一起伤害外宾案
  [案情简介]1966年4月29日11时50分左右,在东城区友谊商店前厅内,两名外宾正在柜台前走动,就在这时,在商店门前的杨国庆突然窜入商店,从随手提着的书包裹拿出一把菜刀,一个箭步跃上,先后将两个猝不及防的外宾砍伤后夺门而逃。两名受害人因头部受伤,当即倒在地上。根据其中一名受害人对凶犯的描述,杨国庆很快就被东安门大街上的群众扭送到了东安市场派出所。然而,报案群众尚未叙述完案情,凶犯却因事前服毒的缘故而双目紧闭,瘫倒在地上。经过及时送医抢救,杨国庆终于脱离危险被关押起来。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判处杨国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入选理由]本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伤害外宾的重大案件,而本案两名受害人又分别是出席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的夫人。由于受害人的特殊性,本案在当时国际国内都极受关注。
  1967年 段云鹏特务案
  [影响力]影响较大的特务案
  [案情简介]段云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名闻京津的飞贼,人称“赛狸猫”,1946年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解放后逃往台湾,先后三次潜入京津地区,组成所谓的“华北行动组”,进行刺探情报,搞暗杀纵火等活动。1950年8月,就在段云鹏将要第三次潜入大陆前夕,北京市公安局接到公安部发来的一份敌情通知:“保密局特务段云鹏,负责北京行动工作,解放后曾潜入北京活动,现准备再次潜京”。公安部门开始全面调查段云鹏在京、津一带的所有社会关系,至1951年5月1日,段云鹏在京津一带联系发展的60余名特务分子被抓获归案。1954年5月,在得知段云鹏准备再次潜入之后,公安部门开始部署抓捕计划。1954年9月14日,就在段云鹏第四次潜入大陆的当天被公安机关抓获。
  由于段云鹏认罪态度较好,遵照毛泽东主席“可杀可不杀的就不要杀”的指示,当时未对他处决。直到1967年10月11日,文革正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在请示处理段云鹏的报告上签了字:“立即处决”。几日后,段云鹏被枪毙。
  [入选理由]段云鹏作为几个不同时期的有名“飞贼”、军统特务、职业杀手,建国后先后三次潜入大陆进行破坏活动。段云鹏案的顺利破获,保障了我国国家安全,在当年具有较大影响。
  1968年 西单商场爆炸案
  [影响力]死伤人数较多、影响较大的爆炸案
  [案情简介]1968年4月3日下午6时45分,北京西单商场门口过道里突然发生爆炸,5人当场殒命,100多人受伤。案件发生后,公安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召开侦破会议,并决定成立专案组。专案工作全面展开,经调查,炸死的5人中有4人的身份很快查实,都是到西单商场购物的。只有被炸得最严重的一名死者身份不明,在该死者周围,侦查员发现了棉花、导火索以及两张辽宁省粮票。通过现场勘查及技术鉴定,技术员推断炸药包是身份不明的死者提在左手上悬空爆炸的。公安部部署17个省市公安厅、局积极协助查找身份不明的死者。5月11日,辽宁省公安厅军管会上报检查结果:该省朝阳地区喀喇沁左旗蒙古族自治县南营子公社东村大队社员董世侯,4月2日提着两个黑色塑料手提包从锦州车站乘火车去了北京,至今未归。后经董世侯的家属确认,死者确为董世侯,现场提取的无人认领的遗留物,也是董世侯的。经过调查,最终认定:董世侯是西单商场爆炸案凶手。
  [入选理由]本案发生后,最初被定性为可能由国外特务机关进行的破坏活动,然由于侦破人员在破案过程中始终坚持两点论:可能是“特务破坏”,也可能是普通的犯罪分子个人或团伙作案,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本案得以在短时间内破案。本案的发生在当时震惊了全国。
  1968年 遇罗克《出身论》“反革命”案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影响力]文革岁月里一起著名的思想案件
  [案情简介]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遇罗克于1966年下半年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一文,批判血统论。该文被广为传播,影响很大。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27岁。1979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再审判决书,宣告遇罗克无罪。
  [入选理由]三十多年前,遇罗克指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已是基本常识的道理:人人生而平等,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遇罗克的《出身论》是那个时代精神解放的宣言。1969年 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案
  〔影响力〕文革岁月最大的一起冤案
  [案情简介]从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1969年4月召开“九大”,这三年时间里,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经历了被打倒、迫害、全民批判、错误处理定案的过程。
  1969年11月12日,饱受折磨的刘少奇同志在河南省开封市含冤辞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刘少奇一案进行了认真、详尽的复查。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郑重通过决议,推翻所有强加于刘少奇的诬蔑不实之词,正式为刘少奇平反,恢复名誉。
  [入选理由]刘少奇专案为最大的冤案,不仅仅是指受害人地位之高和诬陷的罪名之重,更是指这个冤案涉及面之广,涉及人数之多。免案的平反开启了现代化建设时期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新路。
  1969年 张志新“反革命”案
  [影响力]动乱年代的思想先驱
  [案情简介]张志新,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在文革中,因对党内个人崇拜等错误做法提出质疑,遭受残酷迫害,于1969年9月被捕入狱,当时年仅39岁。
  张志新在狱中始终认为,她按组织程序向自己的组织表达自己的看法:“没有错。”
  1975年4月4日,张志新被害,年仅45岁。
  1979年3月,张志新案平反。
  [入选理由]张志新当年那些获罪的“看法”,恰恰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次议中的观点。
  1970年 张扬书写小说《第二次握手》“反革命”案
  [影响力]风靡全国的“手抄本”小说之冤案
  [案情简介]1963年,19岁的张扬去北京探望了舅父和舅母后,出于对知识分子的热爱,写了1万多字的小说《浪花》。1965年,张扬到湖南省浏阳县插队时,改写了《浪花》,扩充为10万字的《香山红叶正红》,并着力描写了周恩来总理与我国科学家间的笑语交融。1967年至1970年,张扬在文革的武斗中以及在后来的逃亡中,继续改写他的作品,由10万字精炼成6万多字,并改名为《归来》。
  1970年2月,张扬被浏阳县的警察抓走“拘留”,罪名是“恶毒攻击林副统帅”、“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等等。1972年12月29日张扬被释放,继续写小说的第5稿,扩充为20.5万字。这时,第4稿手稿《归来》已经被他弟弟的朋友传抄出去,并传到了北京。北京标准件厂机械修理工刘展新自个儿给这部书稿起了名,叫《第二次握手》。《第二次握手》被传抄到了全国。1974年,湖南省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定性小说《归来》为一部“坏书”,1975年1月,湖南省公安局“拘留”了张扬。1976年3月24日,湖南省委正式同意省公安局逮捕张扬,7月28日,省法院收到了省公安局对张扬的《起诉书》。审判员李海初经过研读《起诉书》、《归来》的手抄本和预审阶段的全部案卷,认为《归来》是部好书,于是采取了“拖”的策略。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省高院党组重选研究张扬的案子。著名作家康濯等得知张扬因小说《归来》身陷囹圄4年,立即仗义执言,奔走呐喊。1979年1月7日,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报》第36期《青运情况》,以《〈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予平反出狱》为题,进行了报道。1月18日,张扬被释放。
  1979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记者杨建业采写的报道:《正义得到伸张,冤案得到平反,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出版》。这部小说一下子轰动了全国,一版再版,陆续发行了430万册,为全国短期内单本小说发行量之冠。后来,小说被拍成同名电影。
  〔入选理由〕作者能在文革期间正面撰写反映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被捕后也绝不低头,呈现出文革岁月裹的公民精神。
  1974年 破获前苏联间谍案
  [影响力]前苏联间谍 国家安全
  [案情简介]1974年1月15日晚9时10分左右,前苏联驻华使馆人员与其派遣在我国的特务李洪枢及其同伙在西坝河桥下秘密接头。双方用暗语确认身份后,李洪枢将一个藏有密写情报的白口罩交给了谢苗诺夫(前苏联驻华使馆三等秘书),谢苗诺夫则将一个手提包交给李洪枢。就在这时,西坝河桥头上空出现了一发红色信号弹,接着升起了照明弹,民兵和公安人员从四面八方直奔西坝河桥下,几人被当场抓获。
  公安人员当场打开谢苗诺夫给李洪枢的手提包,从中查出一台由快速收发报机组成的小型电台,一张架设天线的示意图,一张电台联络频率时间表,以及一张伪造的中国边境空白通行证,此外,还有“特务活动经费”人民币5000元,等等。而此时,准备来接谢苗诺夫及其同伴的使馆人员驾驶着一辆灰白色伏尔加牌小轿车疾驰回来,也被公安人员截住。
  中国政府在1974年1月19日召见前苏联驻华大使,面交抗议照会,并宣布5个从事间谍活动的前苏联使馆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将其驱逐出境。
  〔入选理由〕本案是文革中一起著名的间谍大案。
  1975年 第七批战犯特赦案
  [影响力]最后一批战犯特赦
  [案情简介]建国前后,我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逮捕和关押了一批战争罪犯。新中国的战犯特赦,从1959年首次特赦开始,基本一年一次,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后,特赦战犯工作一度中断。1974年12月和1975年2月,公安部向中央分别报送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特赦释放尚在关押的战犯的建议。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并赋予公民权。这个决定将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1975年3月19日,被派往各个战犯管理所的最高法院工作人员向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宣布特赦释放,发给特赦通知书。
  [入选理由]1975年3月19日,在对最后一批战犯进行特赦后,全国关押的战犯特赦全部释放完毕。
  1979年 张长林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案
  [影响力]中国环保刑事第一案
  [案情简介]1979年9月12日先进工作者张长林因工作的疏忽,28吨剧毒液体通过本应关闭的阀门流入京杭大运河。(此次污染)造成市水产养殖场和昊县部分公社水域、鱼塘的鱼、蚌大批死亡。由于违章操作,厂方损失34, 800余元,人民身体健康受到危害,构成重大责任事故。当时恰当定罪名十分困难,市中院内部人士在当年也有很大的意见分歧。同年10月27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公开审理。参照当时已经颁发但尚未开始施行的《刑法》第115条,按照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判处张长林有期徒刑2年。
  [入选理由]“张长林事件”暴露出我国环境立法的一个空白,向司法机关提出了新课题。推动了环境立法,对以后的环境立法及政府决策有很大影响。一年多后的1981年2月24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
  1980年 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影响力]中国重视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案情简介]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一审终审。
  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黄永胜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李作鹏、昊法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邱会作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林彪、叶群、林立果因为已经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选理由]作为十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大案,首次以司法的方式公开审判国家前高层领导人,拉开了“依法治国”的序幕,涉及对十年“文革”的全面评价,影响巨大。
  1980年 遇罗锦离婚案
  [影响力]1980年新《婚姻法》颁布后最著名的离婚案
  [案情简介]1978年7月,尚未平反的遇罗锦和北京某厂工人蔡钟培结婚。1979年5月,遇罗锦得到平反。两个月后,她回到原先工作的单位上班。4个月后,其兄长遇罗克的问题也得到平反,她的户口调回北京。1980年5月16日,遇罗锦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诉状,提出离婚。诉状说:“我们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没有别的语言。玩不到一块,想不到一块,说不到一块。”
  1980年9月2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决书说:“十年浩劫使原告人遭受政治迫害,仅为有个栖身之处,两人即草率结婚,显见这种婚姻并非爱情的结合。婚后,原被告人又没有建立起夫妻感情,这对双方都是一种牢笼。”判决离婚。蔡钟培不服,提出上诉。1981年1月1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认为原判对“草率结婚”和“婚后没有建立起夫妻感情”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决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1981年1月28日,朝阳区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后调解达成离婚协议。
  “遇罗锦离婚案”被当时的许多重要媒体报道。
  [入选理由]1980年新《婚姻法》,取代了实施30年的1950年《婚姻法》。重大修改之一,是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条件。“遇罗锦离婚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1982年 韩庆生受贿案
  [影响力]挣脱人才禁锢 推动改革前行
  [案情简介]韩庆生为武汉181厂的一名职工,因利用工作闲暇时间给武汉九峰乡生产铁锹锄头的农机厂设计出改进型净水设备并收取600元报酬被181厂以“卖工厂图纸,泄漏军事秘密,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收受贿赂”等四项罪名起诉。1981年9月24日,韩庆生被铐住双手,在1200人的厂区内游街,之后被关进武汉市公安局看守所并坐牢10个月。1982年8月24日,武昌区法院宣判韩庆生无罪释放。随后武汉市中院判处韩庆生有罪免刑。被释放的韩庆生不服,到北京先后找到中组部和劳动人事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最后省高法宣布韩庆生无罪,返上缴的全部报酬。
  [入选理由]这已经远远不仅是一个法律个案,它促成了知识分子人才流动政策的确立。
  1983年“二王”杀人案
  [影响力]催生了1983年的严打
  [案情简介]1983年2月,沈阳发生了闻名全国的王宗坊、王宗玮抢劫杀人案。“二王”被全国通缉,流窜了七个多月,杀死10名,杀伤11名解放军、公安干警和人民群众,搅得社会不得安宁。同年9月13日,“二王”两兄弟逃至江西省广昌县时被机关工作人员发现,仓皇逃进林深草密的深山,中央和省委领导及江西省省武警总队及省公安厅下达命令,组成围捕“二王”的恢恢的天网。经过四、五天艰苦的搜索后,饥肠辘辘、持枪拒捕的“二王”于9月18日下午被武警击毙。
  [入选理由]“二王”杀人案,连同同时期的上海市的“控江路事件”、北京火车站爆炸案、北海公园流氓强奸案、卓长仁的劫机案等,影响较大。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严打”在全国迅速展开。1983年 县委书记王仲腐败案
  [影响力]“改革开放第一案”官员腐败案
  [案情简介]1979年下半年至1981年8月,任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的王仲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6.9万元,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相当于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100的工资总额(当时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为50余元)。
  对此,群众纷纷写信检举揭发,上级机关也派人调查。此案的处理受到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的极大关注,他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先后派出100多人次的工作组调查此案。有人说,王仲是老同志,曾为党作出一些贡献,是不是应该从轻处理。但陈云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在一个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的情况,王仲起到非常坏的作用,如果不依照党纪国法惩处,对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及改革开放都是不利的。
  1983年1月17日,在汕头市人民广场举行的审判大会上,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
  [入选理由]曾担任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的王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其腐败行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因此,王仲案亦被称为“改革开放第一案”。
  1986年 卓小红诉孙德西、重庆市乳品公司侵犯肖像权纠纷案
  [影响力]最早的肖像权纠纷司法个案之一
  [案情简介]1983年4月,卓小红到重庆摄影公司广告摄影部拍生活照时,孙德西向卓提出,再拍摄一张作样像用。卓表示同意,但提出该样像只能摆在营业柜台内。1985年5月,重庆市乳品公司职工杨××接受该公司重新设计“多维麦乳精”瓶贴商标任务后,发现重庆摄影公司广告摄影部柜台上陈列的卓小红侧影彩照,便于同年6月9日,直接与孙德西商定,由重庆市乳品公司给付孙人民币40元买了卓的这张样像。杨将卓小红样像原形加工(添加1只手和1个玻璃口杯)成瓶贴商标式样,再交孙翻拍成反转片。重庆市乳品公司将反转片交印刷厂制版印刷了492000张“多维麦乳精”的瓶贴商标,并将贴有上述商标的商品陆续投放市场。1986年7月,卓小红发现自己的样橡被用作商标后,即向孙德西和重庆市乳品公司提出异议,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小词儿都挺能整
  1987年1月8日达成调解协议,重庆市乳品公司瓶贴商标立即停止使用,并将剩下未投放市场的瓶贴商标全部销毁,孙德西、重庆市乳品公司赔偿卓小红经济损失。
  [入选理由]1986年4月12日《民法通则》正式颁布实施,将肖像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加以保护。此案在当时对如何有效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本案也反映了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1988年 农民包郑照告县长案
  [影响力]“民告官第一案”
  [案情简介]1985年,包郑照经镇城建办批准在苍南县舥艚镇东面的河滩上建造了三间三层楼房,并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而两年后,苍南县政府下发《关于强行拆除包郑照违章房屋的决定》,调动300多人对包家附近进行封锁,对包郑照的房屋强行拆除。包郑照不服,开始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县长黄德余,要求确认他的房屋合法性,赔偿经济损失并追究主要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起初,包郑照的起诉状并没有被法院接受,因为“民告官”无法可依。从此,包郑照和二儿子包松村走上了一条四处投诉的艰辛道路。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988年2月,包郑照一家人在律师楼献的帮助下,促使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1988年3月29日,温州市中院向苍南县政府发出了应诉通知书。
  同年8月25日,温州中院在苍南电影院开审。三天后,一审判决认定,包郑照的房屋盖在海堤闸坝的区域内,有关建房手续未经水利部门同意,属于手续不全。苍南县政府对其强行拆除,是有法律依据的。包郑照不服,继续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12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入选理由]虽然本案最终以包郑照败诉告终,但坚韧倔强的包郑照、挺身应诉的县长黄德余,永远刻在了中国行政诉讼的起始点上,催生了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诞生。
  1989年,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行政复议法》。
  从1990年《行政诉讼法》施行到2007年的18年间,像包郑照一样“民告官”的案件,全国法院共受理了128万余件,原告的胜诉率接近30%。这一切,都源自于20年前包郑照老汉那句倔强的“讨个说法”。
  1992年 李谷一诉汤生午、《声屏周报》社侵犯名誉权案
  [影响力]中国最大的名誉权案
  [案情简介]1991年1月16日,南阳《声屏周报》头版发表了该报记者汤生午的采访文章,文章以演员韦唯之口披露了“某位乐团领导”对其种种不公正的待遇。
  文章发表后,《声屏周报》社将报纸寄向与之联网的二百余家地方报纸,并在文章的旁边标明“请转载”字样。到1991年5月,全国各省市数十家报纸先后予以转载。报道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李谷一接连不断地接到质问、质询的电话和信件。1991年8月,李谷一在京召开了有四十多家新闻单位参加的新闻发布会。1992年1月向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状告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侵犯其名誉权。
  1992年7月,法院判决如下:“一、本院责令被告《声屏周报》社和汤生午立即停止对原告李谷一名誉权的侵害;二、被告《声屏周报》社和汤生午在《声屏周报》头版显要位置刊登向李谷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文章,所刊文章内容须经本院核准……”
  [入选理由]此案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名誉权案”,有300馀位记者参加了采访报道,更有数以百计的传媒从不同的角度和观点作了介绍或评论。关于公众人物名誉权的法律思考进入90年代末尤其是21世纪以后成为侵权法学的重要课题。
  1993年 禹作敏非法管制、非法拘禁、窝藏、妨害公务、行贿案
  [影响力]“庄主”封建思想膨胀与大邱庄的陨落
  [案情简介] 1990年4月,禹作敏指使大邱庄有关负责人停止了刘玉田亲属的工作并对其亲属进行非法管制。1992年11月,禹作敏、禹绍政等人质问、辱骂、殴打前来参观的带队老师程刚,同时在禹作敏的暗示下,禹绍政等人又对学员张新泽进行殴打,致左耳膜穿孔。1992年12月,禹作敏对原华大集团公司氧气厂的相关负责人正进行的非法审讯,期间对其侮辱、殴打、辱骂并非法拘禁多人。大邱庄原华大集团公司养殖场职工危福合被禹作敏手下殴打致死。尔后隐匿犯罪嫌疑人、妨碍公安干警依法执行公务。1993年2月,被告人禹作敏策划阻碍干警执行公务,18日上午,禹作敏煽动全村的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致使公安、检察干警无法正常执行公务。禹作敏为获取案件先关的国家机密,多次向国家干部行贿。
  1993年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禹作敏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二审驳回禹作敏等人上诉,维持原判。
  [入选理由]禹作敏是庄主,是企业家,是全国政协委员,是多位领导人接见的成功企业家。他信奉“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完善的经济效益之花,必然结出丰满的政治之果。”红色企业家禹作敏因违法乱纪被判刑,反映了中国法制建设的进步。
  1994年 沈太福贪污、行贿案
  [影响力]重大经济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概念的提出
  [案情简介]沈太福长期从事集资活动,并利用媒体的鼓吹、官员的支持扩张自己的势力。国务院下令中止其所在的长城公司的集资活动。1993年3月,时已经集资超过10亿元。1993年3月2日,其从公司集资部提取集资款现金100万元,后据为己有。后又多次以借款名义从自己公司的集资部提取社会集资款。沈太福同时向国家工作人员贿赂25万余元。
  1994年3月4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一审判决:被告人沈太福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后,沈太福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私营企业不能成为贪污罪主体为由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入选理由]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在改革的浪潮中总会出现一些新名词。对企业性质是以公司登记认定还是以公司的实际出资认定?沈太福案给予我们这样一个思考。
  沈太福案之后,1995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商业银行法》首次提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概念,并确立了行政取缔与刑事惩罚双重规制的基本模式。是年,被称为中国金融立法年。
  1996年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
  [影响力]行政诉讼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
  [案情简介]1996年2月29日,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曾在补考过程作弊被监考教师发现,学校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此后田永一直以在校生身份在北京科技大学参加学习,完成了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并且学习成绩和毕业论文已经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水平。在临近毕业时,北科大以原告不具备学籍为由,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办理毕业派遣手续。1998年底,田永就此事将北京科技大学告上法庭,要求法庭判令学校按规定向自己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办理相应的毕业手续,并赔偿因为延迟颁证所遭受的损失3000元。
  1999年2月14日,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向原告田永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在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田永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后,履行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原告田永毕业派遣的有关手续的职责。
  一审宣判后,北科大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入选理由]本案是我国学生不服高校学生管理提起行政诉讼第一案。本案极大地促进了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进程,同时突破了行政法主体理论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限制。
  1997年 浙江省金华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影响力]新中国第一税案 建国以来犯罪数量最大
  [案情简介]1994年,我国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通过这次改革,我国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1997年3月,根据群众举报,国务院领导指示国家税务总局查办浙江省金华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据查1995—1997年,金华县共有200余户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5, 536份,税价合计63.1亿元,税额9.2亿元,受票单位已抵扣税款6.3亿元,罚款4.4亿元;公安检察机关抓获犯罪分子101人。本案涉及30个省级行政区,给国家造成税收损失7.5亿元。
  [入选理由]“金华税案”是建国以来被查出的涉案犯罪数额最大的案件。该案所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企业之多,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为全国罕见。无论从发案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来看,还是从犯罪金额之大、造成危害之严重来看,金华税案当时都堪称全国第一大税案。
  “金华税案”的严厉查处并向社会公布,进一步打击了偷税骗税的犯罪行为。
  1998年 褚时健等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影响力]辉煌业绩的贪污犯,国有企业薪酬改革
  [案情简介]褚时健,原是玉溪红塔烟草(集团)董事长、总裁。在其任职期间,红塔集团得到了飞速发展。褚时健个人也先后获得了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1995年之后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之便,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55万美元,其中他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利用职权为他人批烟谋利,其亲属从中大肆索要、收取钱物,其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褚时健通过转账的方式将巨额公款直接划到自己的名下,其中一笔是174万美元,另一笔是1156万美元。
  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褚时健犯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没收褚时健巨额财产中明显超过合法法人的差额部分。
  [入选理由]“褚时健事件”在当时引发了国内对国有企业领导者以权谋私、贪污腐败问题的大讨论,“59岁”成为了一个时代背景下的特殊名词。褚时健案发使一些领导人意识到国有企业中长期以来的分配问题,开始注意管理者的待遇。企业领导人待遇的提高和激励机制的慢慢建立,是缓和国有企业和企业家矛盾的重要一步,使他们的利益逐渐趋于一致性。
  1999年 重庆綦江县虹桥垮塌案
  [影响力]劣质工程造成重大安全事故,中央电视台对案件庭审直播
  [案情简介]1999年1月4日,重庆市綦江县“彩虹”桥突然整体垮塌,造成死亡30人,轻重伤14人,直接经济损失628.22万元。这座长约102米的中承式拱形桥,是綦江县城主要的人行桥,建成还不足三年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本案高度重视。后经事故调查组查明,塌陷事件属于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綦江虹桥塌陷案的法院审理工作分为三案,其中的林世元受贿、玩忽职守案和工程负责人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案于3月26日至4月3日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中央电视台对本案庭审直播。后法院判决綦江县委原副书记林世元,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追缴犯罪所得脏款111600元及违法所得23490元。对綦江县建委原主任张基碧12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或并处罚金,追缴脏款或非法所得;对被告单位重庆通用工业技术服务部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判处罚金25万元,非法所得人民币3万元予以继续追缴。
  [入选理由]1997年,中央电视台直播“国内十大电影厂诉版权被侵案”,开创了庭审直播节目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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