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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法理解读
【英文标题】 Jurisprudential Analysis About The Working System Of Mediation
【作者】 黄萍【作者单位】 大连海事大学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大调解”工作体系;广安模式;司法能动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12
【页码】 123
【摘要】

“大调解”工作体系已成为我国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全国范围推行“大调解”工作体系,是基于对其本质属性、内生动力以及发展诉求的科学认知的结果。作为我国独有的司法制度,“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构建应注重经验与理性的互动,应与司法能动紧密结合起来。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8219    
  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稳定是主要任务。为了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我国各省市纷纷建立“大调解”工作体系,如山东“陵县经验”、浙江“枫桥经验”、江苏“南通模式”、福建“厦门模式”等,其中四川“广安模式”最为典型。本文从法理角度对“大调解”工作体系进行解读,分析其本质属性、内生动力和发展诉求,并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独有的司法制度的构建理念进行初步探讨。
  一、“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典型代表:四川“广安模式”
  与其他省市相比,作为藏区、地震灾区、水库移民大省的四川,无疑面临着维护稳定的巨大压力,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诉求也更为强烈。经过数年的探索、实践,四川各省市创建了各种新型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其中,广安市建立的以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为龙头的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广安模式”,不仅解决了人民调解工作抓手问题,更重要的是创建了人民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新机制,保持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和群众性特征,加强了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对接,在四川省具有代表性。自2008年创建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以来,排查出各类矛盾纠纷2655件,成功调解解决2400件,并已成功化解重特大跨区域、行业性易激化演变升级的涉命纠纷70余件,人民调解的巨大作用得到充分彰显。2009年,四川省委、省政府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在“广安模式”的基础上,作出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这一重大决策部署,使之成为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治本之策,并确定了“多快好省”的总体要求。所谓“多”,是指组织和动员多方力量,多管齐下,应对多种性质的矛盾纠纷;所谓“快”,是指纠纷调解首次启动要快,调解节奏要快,调解周期要短;所谓“好”,是指调解纠纷遵循基本原则和程式规范,调解成功率高无反弹,效果好;所谓“省”,是指方式方法灵活多样,最大限度地便民利民,力求以最低的经济运行成本、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精力付出,换取最大的“大调解”成果。四川“大调解”工作体系取得了显著成绩:2009年1-11月,各级调解组织共调解矛盾纠纷35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0%以上;全省群体性事件同比下降22.2%;信访总量下降42.5%。由此,四川也成为全国调解的典型。
  二、“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本质属性:政治性、人民性、法律性
  在全国范围推行“大调解”工作体系是基于对其本质属性的认知,“大调解”工作体系本质属性包括三个方面,即政治性、人民性和法律性。
  (一)“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政治性
  “大调解”工作体系是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机构综合协调,司法行政、政府法制部门和人民法院分别牵头,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既充分发挥作用,又相互衔接配合的一种工作体系。这一工作体系是党委、政府、司法、民间等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组成内容,实质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的重要方式,由此,“大调解”工作体系必然内蕴着政治性。这种政治性必然要求“大调解”工作体系肩负着十分重要的政治使命,必须服务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确立的根本任务和发展目标。“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司法等“应该有所作为”,各机构、各部门应积极配合,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大调解”工作体系无疑是实现上述要求的重要载体和优选途径。
  (二)“大调解”工作体系的人民性
  人民调解制度是在我国民间排难解纷的历史传统的基础上,经过改造而形成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制度。[1]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11条明确规定“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人民内部矛盾,调解民间纠纷。”这说明,我国的调解制度一直具有人民性的本质属性。“大调解”工作体系显然也没有离开人民性,特别是其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其实质仍然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中心。这种人民性属性,决定了“大调解”工作体系必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感染力、凝聚力。
  (三)“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法律性
  “大调解”工作体系显非对现代法治的背离,相反,其实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之重要组成部分。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制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1989年,国务院颁布制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2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10条的规定进一步发展了人民调解组织形式,明确在乡镇、街道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区域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些规范所规定的村委、居委人民调解委员会都是人民调解组织的基本形式。2010年8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总结建国以来人民调解工作的经验,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完整地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调解程序、调解协议四部分核心的内容,全面地确立了国家的调解制度。目前,我国“大调解”工作体系,皆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事实上,为了保持市、县(区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具有群众性特征,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一开始就是由具有群众性特征的各乡镇(街道)、村(居)、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全体人民调解员自发组成的。
  三、“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内生动力:契合性、诉求性、意志性
  “大调解”工作体系有其内生的动力,这种内生动力表现在契合性、诉求性与意志性三个方面。
  (一)“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契合性
  人民调解制度是中国独创的具有深厚中华民族传统的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纷争的一种主要解决形式。中国文化崇尚和解,倡导“和为贵”、“息诉”、“论则凶”等观念深入人心。正因为如此,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已经被实践了数千年,并被国际称为“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工作虽然一度有所弱化,但依然为解决大量新出现的各种民事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6月,司法部部长***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人民调解法草案说明时介绍,目前我国共有人民调解组织80多万个,人民调解员490多万人,形成了覆盖广大城乡的人民调解工作网络。2009年,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民间纠纷767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7.2%。经人民调解又诉至法院的纠纷仅占调解纠纷总数的0.7%,被法院裁定维持调解协议的比例高达86.9%。由此可见,“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等共同构成的‘大调解’体系,为预防和减少民间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大调解”工作体系的诉求性
  推行“大调解”工作体系是社会转型时期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从现实国情看,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人民内部矛盾明显增多,复杂性增加。为应对社会转型期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必须以积极的姿态主动介入社会,不仅运用法律方法而且通过协调、调解、动员其他社会力量、调动其他社会资源等办法真正解决矛盾。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解决、化解和预防矛盾的目的。“大调解”工作体系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优选择。而且,经过理论与实践检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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