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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论公共视频监控系统对公民隐私权的影响
【英文标题】 On The Public Video Supervisory System And Its Influence To Civil Right Of Privacy
【作者】 李晓明【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
【分类】 侵权法【中文关键词】 公共场所;视频监控系统;公民隐私权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11
【页码】 24
【摘要】

视频监控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社会带来便利与安全的同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相关人的私生活,尤其是滥用公共视频监控信息必将构成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本文从相关的基本范畴谈起,尤其结合中西方的相关法律规定,深入分析和探讨我国在公共场所安装、使用视频监控系统对公民隐私权的影响。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8205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七)》)7条中规定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个新罪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国家尚未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情况下,[1]《刑法》如此单枪匹马地率先规制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再次体现了国家对该问题的重视以及社会对该项立法的强烈需求。
  一、公共场所及视频监控系统的界定
  众所周知,家庭及非公共场所的隐私权是容易识别的,但公共场所的隐私权就相对比较复杂。本文重点讨论的是公共视频监控系统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这里先从基本概念谈起。
  《中国公安百科全书》对“公共场所”一词的解释是:“公众可以任意逗留、集会、游览或利用的场所。”[2]据该书解释,公共场所大致分为九类:公共医疗场所,如医院、诊所、保健站等;公共旅游场所,如各种名胜古迹等处所;公共消遣场所,如公园、园林大道路边、街心专供人消遣休息的地方:公共集会场所,如用于集会、庆祝、竞赛的场地等;公共观览场所,如展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营业场所,如贸易市场、菜市场等;公共娱乐场所,如电影院、舞厅、剧场等;可以自行出入的公共场所,如车站、码头、机场、海港等。因此从理论上来讲,公共场所应当指的是根据该场所所有者(占有者或使用者)的意志,用于进行公众活动的相对空间。而且这个相对空间应具有相对开放性、共享性和秩序性的特点。[3]所谓相对开放性是说,该场所应保持一定的相对开放状态,而不能是完全封闭的,尤其不能只对一个人或几个特定人开放。因此就一般情况而言,即意味着这个场所谁都能来(起码是不特定的人群都能来),谁都能待,其满足的是大众或公众(或不特定的人群)的一般性和正当性的需求,这或许就是其共享性的突出反映。当然,公众场所为了防止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纠纷,或某种活动的需求,也必须保持一定的秩序。[4]因此,公共场所的开放性越高,共享性也就越大,秩序性要求也就随之越严。可见,公共场所的这三个特性有十分紧密的联系。
  据此有学者将公共场所划分为三种类型:(1)封闭的公共场所,是指该场所当事人采取某种方式封闭,使得该场所在一定时间内仅有特定人在场,其他人无法进入,在一定的时间内形成了封闭的环境,如拉上窗帘反锁门的教室等。(2)半封闭的公共场所,是指公共场所在一定的时间内仅有特定人在场,其他人无法直接进入,该场所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环境。(3)公开的公共场所,是指完全符合公开性、共享性和秩序性特点的场所,任何人都可以直接进入,该场所是完全开放的环境,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场所。[5]当然,立法必然涉及安装的场所与范围问题。美国法律将公共场所划分为公众可不受限制进入的场所、公众可观看的场所和公众可接近的场所三类。在Salazar v. Golden State Warriors一案中,原告在停车场吸食毒品被红外线夜视器监测到,他以那儿黑暗、封闭且很少有人经过因而应为私人场所进行抗辩,而法院认为公共场所与私人场所的划分并不取决于往来车辆、行人和灯光,光线昏暗、行人稀少并不足以把公共场所变为私人场所。我国台湾地区将安装监视器的场所分为公共场所与公众得出入场所。前者是指供不特定多数人集合、逗留、游览或利用之场所,如车站、广场等。后者是指不特定人随时得出入场所,如饭店、商场等,其出入是否随时或自由需视场所之实际情形而认定,如商场属公众得出入场所,但若停止营业后,则与一般住宅无异,不属公众得出入场所。那么,是否公共场所就都可以安装监控设备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我国台湾地区的《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0条规定,只有经常发生或经合理判断可能发生犯罪案件之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场所,为维护治安之必要时方可安装监控设备。德国Bayern邦《警察任务与职权法》也对公共场所的使用进行了限制,该法第6条规定,只有在易发生危害地点或易遭危害地点才能安装监视器。[6]

来自北大法宝


  所谓视频监控系统其实是一种事件历史记录系统,其是将多台摄像机的视频信息传回到监控中心存储起来,同时在视频监视墙上实时显示给安全人员。[7]最早的视频监控系统是全模拟的视频监控系统,也称闭路电视(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简称CCTV)监控系统。图像信息采用视频电缆,以模拟方式传输,一般传输距离不能太远,主要应用于小范围内的监控,监控图像一般只能在控制中心查看。全模拟视频监控系统以模拟视频矩阵和磁带式录像设备VCR(Video Cassette Recorder)为核心。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视频监控系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以数字控制的视频矩阵替代原来的模拟视频矩阵,以数字硬盘录像机DVR(Digital Video Record-er)替代原来的长延时模拟录像机,将原来的磁带存储模式转变成数字存储录像,实现了将模拟视频转为数字录像。DVR集合了录像机、画面分割器等功能,跨出数字监控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全数字的视频监控系统,可以基于PC机或嵌入式设备构成监控系统,并进行多媒体管理,目前这类系统已成为视频监控器材市场的主流。随着宽带网络的普及,视频监控逐渐从本地监控向远程监控发展,出现了以网络视频服务器为代表的远程网络视频监控系统。网络视频服务器解决了视频流在网络上的传输问题,从图像采集开始进行数字化处理、传输,这样使得传输线路的选择更加多样性,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提供了图像传输的可能,使整个系统趋向平台化、智能化。很多互联网企业已开始涉足此类视频监控系统的开发,目前尚属市场起步阶段。[8]可以说,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监控系统经历了可录像、CCD传感器和数字多路技术三次革新。如今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传统的闭路电视(CCTV)和录像系统的弊端日渐明显,更加智能的IP数字视频监控系统成为大势所趋。
  二、公共场所究竟有无隐私权
  关于隐私的表述,或许有着十分厚重的历史和文化渊源。据考证,基督教“圣经”中就有关于隐私的记载,可兰经、犹太教及古希腊等都有对隐私保护的说法。英国有关窥探隐私的案例也可以追溯到1361年,当时的英格兰治安法庭判处偷听和窥视者有罪。时任的国会党人William Pitt(1763年)也写下了著名的“风能进,雷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名言,表明了那是个人对其隐私权的绝对权利。这些均对欧洲各国后来隐私理念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包括1776年《瑞典国会公共档案获取法》,要求所有的政府信息只能用于合法目的;法国于1858年禁止公开私人事件,并对违反者施以严厉的罚金;挪威1889年《刑法典》也禁止公开与“个人或者家庭事务”有关的信息。[9]《英汉大词典》中对隐私(privacy)的释义为:(1)隐退,隐居;(不受干扰的)独处;清静;不受干扰(或侵扰的自由);(2)秘密,私下;(3)私事;私生活;隐私。显然,在西方文化中,家中的隐私被长期视为个人领域的积极价值。[10]美国一直到19世纪末,隐私的概念才开始进入法学和司法领域,并最终在20世纪率先被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为一种宪法权利。
  国际上,始于对隐私保护的重要法律文献是1948年的《联合国人权宣言》,其中的第12条明确规定,“任何人对其隐私、家庭、房屋或者通信均不受武断干扰,其尊严或者名誉不受攻击。任何人均有权对这种干扰或攻击获得法律保护。”而世界上第一个个人数据保护法(1970年《Data Protection law》)源自于德国的黑森州,紧接着瑞典(1973年《Data Protection Act》 )、美国(1974年《ProvacyAct》)、德国(1977年《Data Protection law》)、法国(1978年《Data Protection Act》)和英国(1984年《Data Protection Act》)相继立法。另外,1981年欧洲理事会的《关于保护自动处理的个人数据的公约》和1999年经合组织的《保护隐私与跨境个人数据流指南》,均对电子数据处理做了规范。这些规范将个人信息描述为数据,并从收集、储存到传播的每个环节都给予保护,两个文件对各国个人数据保护法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深远影响。1995年欧盟制定了个人数据保护指令,以协调成员国对数据的法律保护水平,并保障数据在欧盟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欧盟要求成员国在保证欧盟居民的个人信息被传送出或者在欧盟境外被处理时必须得到同等水平的保护,拒绝提供同等保护的国家可能无法与欧盟进行信息交换。显然,欧盟指令的这一要求一方面给欧盟以外的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将世界范围内的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推向高潮。[11]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是没有隐私这一范畴的,其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2]和“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13]的理念,显然与西方不同。由于过重的家族家长制权力和过长的封建皇权与中央集权制,以及新中国过于注重集体和国家等,使得人们的个性张扬和个人权利与隐私长期受到压抑,从而导致在社会上个人是基本上没有所谓的独立地位和隐私的。从而长期以来逐渐形成了一种这样的思维定势,即个人的一切事情均与家庭、宗族和社会有关,所以公开、公布或开放个人的事情和事物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也是为社会所认可的。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近些年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隐私的概念逐渐开始在中国社会中确立,更多的人们也开始逐步认识到,个人的事物不是必然要与集体、社会联系起来,个人应该享有自己独立的、自由支配的空间,个人也有权保留和支配自己的私人信息。只要这些私人信息及其利益不违反法律和社会的公序良俗,就与他人和社会无关,也就应该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尤其在建立和谐社会、倡导以人为本的氛围中,个人与集体、私人与社会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和谐关系,既保持个人与集体、私人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尊重集体和社会利益,又要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和个人自由,甚至也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完全尊重。[14]
  那么,什么是隐私呢?通俗地讲,即我们每个人都有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秘密,这就是隐私。具体是指公民不愿意为人所知或不愿意公开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或私生活秘密。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私人信息、个人私事、私人空间等。而隐私权(The Right toPrivacy)则就属于一个完全的法律概念了,学界通常认为,其是由美国人路易斯.D.布兰迪斯(Louis D. Brandis)和塞缪尔.D.沃伦(Samuel D. Warren)[15]于1890年首次提出。他们的论文《论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最早发表在1890年《哈佛法学评论》(Harvard Law Review)第4期上。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把隐私权界定为“生活的权利”(right to life)和“不受干扰的权利”( right to be let a-lone)。他们认为,隐私权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对其自身事务是否公开给他人的权力,保护个人的隐私权就是保障个人的“思想、情绪及感受”( thought, emotions, and sensa-tions)不受他人打扰的权利,保护自己人格不受侵犯的权利(inviolate personality)。[16]然而在我国,如今谈论和具体运作隐私权仍是一个相对尴尬的事情,一方面现实生活中侵犯隐私权的事件日益频繁,尤其是视频监控摄像头的出现,有关诉讼也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则是立法上的严重缺陷和司法的无所适从。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仅仅规定了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而没有将隐私权规定为公民的人格权。当然在司法实践中,根据保护公民隐私权的急迫需要,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采取变通的方法,规定对侵害他人隐私权,造成名誉权损害的,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追究民事责任。其中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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