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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美法系合同解释规则研究
【作者】 吴旭莉【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法学院
【中文关键词】 英美合同法;合同解释;规则【文章编码】 1000-5072(2008)04-0090-08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8年
【期号】 4【页码】 90
【摘要】

对于合同解释,英美法国家合同实践中一直非常重视,产生了系统的理论和精细的解释规则。在英美国家的学者看来,合同解释并不仅仅是对合同条款不明确等情形进行的说明,而包括了更广泛的解释问题。合同解释的规则并不是法律,它们不能被一成不变地运用,当使用它们将导致不同的结果时,法院应当选用那些可以得出合理、公正结果的规则。英美法系国家合同解释的主要规则有:平意原则、口头规则、整体解释规则、同类规则、当事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利规则、对消费者有利规则、解释结果的合理性规则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7938    
  
  英美法系国家合同解释的观念来自司法实践,具体说,来源于法官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对审理结果所作的总结性说明。英美法系国家系判例法国家,法官审理案件,作出最后裁判时,必须对作出判决的理由进行说明。在英美国家的学者看来,合同解释并不仅仅是对合同条款不明确等情形进行的说明,而包括了更广泛的解释问题。对合同的解释“绝不是一个形式的或技术性的任务。相反的,它是法院必然要遇到的最难对付的任务之一。而且,该任务也不是靠法院为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而创造出来的对此完全不适用的办法就会容易地解决的……只要说解释问题绝非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便够了。反过来说,这个问题涉及到为各个不同的法官的多样化的处理方法留下余地这个程序问题。”{1}162-163
  英美法系的法官审理合同案件所依据的法律规则是由法官从先前的判例中分析得出的——先例规则(rude of precedent)。在法官为了支持其判决而提出的理由中,后来的法官应区别判决的必要依据,即,判决的“决定的理由”(ratio decidendi)与“附带意见”(obiter dictum)。“决定的理由”构成判例规范,今后应予遵守;“附带意见”说服力的大小则取决于发表意见的法官本身的声望、分析的正确性及大量的因每个案件而不同的情况。{2}390法官处理不同的合同解释纠纷,往往要运用从先例的“决定理由”中概括出来的规则,解释各种纷繁复杂的合同纠纷。因而,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对合同的解释通常包括了解释合同某一条款的含义;解释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合同义务的范围问题;双方当事人所持有共同的但却是错误的信念在合同刚开始履行时对合同的有效性的影响达到什么程度;如果在任何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整个合同的履行实际上已成为不可能,是否依受挫失效学说解除合同等。{1}178-206可见,英美法赋予法官繁重的解释合同任务。
  由于英美法系国家强调合同是“单方的允诺”,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强调合同是一种“合意”,因而,英美法系国家解释合同时,更强调注重这种“单方允诺”的表现形式。这也是英美法系国家偏重于合同解释“表示主义说”的原因之一。
  英美法系国家解释合同虽偏重于表示主义,但并非法官解释合同条款的唯一职责是查明合同条款的文字的意思并予以实施。法官并不是一本“活的法律词典”。法官似乎在寻求书面合同中双方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思,并且,为此目的,他们仅是在探索“词语的明确意思”。{1}163但实际上,当合同的意思有疑问时,他们却不得不在可供采纳的几种意思之间进行选择,而且,这种选择要受多方面考虑的制约,因此,“只要说解释绝非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便够了。反过来说,这一问题涉及到为各个不同法官的多样化处理方法留下了余地这一程序问题。”{1}163
  合同解释的规则并不是法律,它们不能被一成不变地运用,当使用它们将导致不同的结果时,法院应当选用那些可以得出合理、公正结果的规则。{3}191英美合同法中的合同解释规则主要有:
  1.作为“黄金规则”(the golden rule)的平意原则(plain meaning rule)
  解释合同时,对文字必须按它通常具有的、普通说话者理解的平白朴实的意义去理解。如果文字简单明白,就要按文字本身内在的意义去解释,而不得求助于任何外部证据。解释合同的用语,应根据它的语法、通常的语义,除非是为了避免语义的荒谬、相互矛盾以及令人根本无法接受而进行了某些修改,从而使得合同用语的含义发生了扩展。{3}115
  19世纪中期之前,普通法国家法院一直采用主观解释方法(subjective approach)。早期英美法认为,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合同成立的前提条件,所以主观主义要求当事人双方赋予合同用语一致的意思,或者双方对合同语言的理解已大致相同,否则,合同从一开始就未在双方之间达成。法院实行主观主义依据的理由是,合同的形成需要当事人双方意思的一致(meeting of the minds)。合同的解释应探究当事人的内心意思,如果当事人对合同用语的理解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则合同不能成立。1864年英国法院对皮尔尼斯案件(Peerless case)所做的解释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该案中两个商人签订了一个买卖棉花的合同,合同规定,由Peerless号船将棉花从Bombay港运至买方所在地。事情巧在Bombay有两艘船叫 Peerless。一艘于10月份驶离Bombay,另一艘在12月份驶离Bombay。合同所称Peerless究指哪艘货船双方发生争执。买受方认为, Peerles应被解释为系指10月份启航的那艘船,而出卖方则坚持应解释为系指12月份离港的那艘船。因此出卖人将货送到以后,买受人拒绝收货。出卖人就向法院提起诉讼。最终,法院判买受人胜诉,法院认为“被告所说的Peer- less与原告所说的Peerless各不相同,因此双方才此不存在合意,合同从来没有发生拘束力”。这种主观说也是19世纪意志主义的充分体现。对于这个案件,吉尔默(G. Gilmor)在其名作《契约的死亡》一文中评述到,“主观理论是对事物的一种态度,它很自然地导致个人意志无限自由论,进而又发展成合同的无限自由思想。”显而易见,合同纠纷的产生恰恰就是当事人之间存在分歧,主观主义很容易产生合同因未达成合意而不产生拘束力的判断,因此,主观主义在本质上是排斥合同解释的。
  由于主观主义的解释原则与19世纪末急剧膨胀的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要求及不相符,主观主义成为了法学家批评的对象。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41—1935)从“实用主义法学理论”的角度认为主观说使得合同的履行变得极为困难,应当抛弃。法院应该采纳一种客观的解释方法,客观的方法之所以是公正的,是因为表意人总是希望其所表达的语言能够按照通常的含义来被理解。{4}语言和行为应当按照一个合理的人对环境的熟悉的标准来进行解释,而不能按照当事人的主观的意愿来进行解释。威林斯顿(Willinston)在其主持的《合同法重述》(第一版)中提出了系统的客观解释理论(objective approach)。威林斯顿认为,应以客观的标准(objective standard)为第一步,以解释契约的条款之意义,“意志的合意”通常是由行为人外部行为中抽象出来的,在主观理论下无法精确地说明已经确立的契约规则,除非坚持主张构成契约的必要要素只能是完全外在的。“客观的解释方法是合理的,因为语言和行为应当按照一个合理的人(reasonable person)对环境的熟悉的标准来进行解释,而不能按照当事人的主现意愿来解释。”{5}417《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0条的解释是:法律所要求的不是相互之间的同意,而是这种同意的外部表示。解释合同不能依赖于当事人任何一方的主观意图,而应依照熟悉该事项情况的理智之人的标准进行解释。据此,合同争议条款需要解释时,不应按照合同任何一方的主观意图来解释,应当按照理智的第三人的标准来解释。这一原则,做到了合同解释标准的外化或者说是客观化。
  英国法学家切希尔和菲富特在论及“合意”时认为合同当事人是因为他的同意而受约束的。但合意并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是一种行为,并且,作为一种行为,是从行动中推断出来的,要判断当事人,不是看他心里有什么,而是看他说过什么,写过什么,做过什么……普通法特别着重于外部表示。”{6}393因此,人们应当采取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契约法(与遗嘱法)中的协议、同意与意旨之类的问题。对于合同的当事人是因为他们的同意而受约束,因而,法院解释合同的任务是在实际许可的范围内保证老实人的合理期望不致落空,而不是去探求捉摸不定的思想活动。在解释合同时,尽量以合同的文句为依据,只有在没办法解决问题时,才考虑其他有关情况。
  2.口头证据规则(parol evidence rule)
  口头证据规则是在合同法上,对于书面合同之外,一方提出之口头证据,于解释争执之契约内容时的效力如何,而发展出的一套实体上的法则。{7}190口头证据规则系契约法中之实体法(substantive rule of contract law),而非如字面上所显示有关证据方面之“证据法”(rule of evidence)。{8}237
  严格按合同文字本身所确定的内容解释合同,而不探究当事人的内在意志。是合同解释之表示主义的做法。在口头证据规则提出的最初,劳伦斯法官(P.0. Lawrence J.)指出,必须严格地建立起这样一条法则,口头证据不能加入、或改变、或者与合同的书面条款矛盾。{9}又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202条规定:“书面文件构成最终意思表示……当事人在确认性备忘录中所同意的条款或当事方所商定的最终协定条款,不得以任何前顾协定或同时达成的口头协议加以反驳”。然而,有时双方当事人于书面契约订定前,对契约内容有所约定或了解,然于事后发后争执,倘严格规定不得允许口头证据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于订约时之真意,则显失公平。故法律允许在适当而公平的情形下,口头证据可予引用入契约之中而解决双方之争执。{7}191
  作为一项一般原则,法院在解释合同的时候,有权考察围绕着双方的交易而发生的全部情况。进一步说,所有的美国法院都认为,为了解释合同的需要,当事人可以向法院出示有关合同订立之前当事人双方协商情况的证据;言词证据规则并不阻止当事人出示这样的证据,即使该合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协议,只要合同的语言本身是“模棱两可的”或“含糊不清的”。例如,夏威夷州法院1977年在对霍卡马诉雷林克案进行判决时说:“如果表现双方交易情况的语言有任何疑问或相互矛盾之处,……书面合同之外的全部证据……都将由法院考虑。”{10}242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法院都认为,在解释合同的时候,即使合同的词语是清楚的,并无模棱两可或含糊不清之处,言词证据规则也不阻止当事人出示有关过去协商情况的证据。根据威林斯顿和《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的主张,只有当书面合同不清楚,即有模棱两可或含糊不清之处时,有关过去协商情况的证据才能得到利用。{11}而根据科宾和《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的主张的更新和更开放的观点。言词证据规则完全不适用于合同的解释。{12}671威林斯顿与科宾之间的分歧的关键在于:前者主张,合同的语言不清楚是采纳外部证据的前提;后者主张,只要涉及到合同的解释,就可以采纳外部证据。今天,科宾的观点得到提倡的重要原因是:合同中的语言有没有不清楚之处往往是难以把握的。在采用威利斯顿的观点的时候,法院必须首先决定,合同中有争议的语言有无不清楚之处,而这一点常常是难以做到的。科宾的观点让是否采纳外部证据决定于当事人的争议是不是合同的解释问题。{10}244-245
  为了能够正确地解释合同,不能将合同的条款孤立开来,应将其看作是合同的一部分,将合同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解释。{[1]}193每个合同词语都要作为合同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将其从合同整体中割裂出来孤立地进行解释。
  当事人在合同中所运用的条款或表述并非孤立地存在,它们都是构成整个合同内容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合同条款之间没有优劣之分。不管处于合同中的什么位置,对合同而言,它们一样重要。因而,不仅单个条款应从整个合同来理解,而且合同条款间应作相互解释。这要求,在两个条款有矛盾时,应尽可能调和它们之间的冲突,使其均为有效,而不是排除其中一个的效力。
  整体解释的规则在英美法院里得以遵循。但是,当合同的文本是由多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单独起草时,其适用亦有例外。在Lindsay (WN)& Co Ltd v European Grain & Shipping Agency Ltd.中,迪普洛克法官(DiplockL. J.)写到:在本案中,许多标准商务合同是经由多年发展而来的,合同的文稿已经不在了,合同中用的术语并不统一。按照以往规则同一用语的含义在同一个合同中应始终保持一致,这一规则在合同由多个起草人起草的情况下将其效力将弱于合同全部由一个人起草的情形。{3}195同样地,整体解释的规则不能替代平意规则适用,当事人明确规定的条款的优先性应予尊重。
  该原则的例外还有:合同条款的冲突不可能调和时,应依专门条款优于一般条款、主要条款优于次要条款、使合同有效的条款优于使合同无效的条款进行取舍。{13}131
  4.尽量让合同的所有部分都生效(giving effect to all parts of a contract)
  在合同解释的过程中,合同的每一个部分都应尽可能使其发生效力,合同不应有任何一部分被认为是不生效的或是多余的。{[2]}198如果对某一合同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方式。一种方式会使合同无效,而另一种会使合同有效,法院将按照使合同有效的方式对合同进行解释。{14}
  此条解释规则,如同《法国民法典》第1157条规定:“如一项条款可能有两种意思时,宁可以该条款可能产生某种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而不以该条款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倘若合同条款相互矛盾而使合同有有效与无效两种解释时,应为采纳使合同有效的解释,以实现缔约所欲追求的具体的经济或社会效果。
  5.同类原则(the ejusdem generis rule)
  如果在合同中发现,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共性,它们是用某种特定的词语描述时,构成了同类。这些词语在以后的解释将被限制在该类别中。{3}224
  同类规则是从威廉姆斯法官(Vaughan Williams L. J)在 Lamboum v McLellan 一案中发展而来,并逐步成为经典的解释规则。{[3]}224在Sim Fire Office v Hart 一案中,沃特森勋爵写到这是一个著名的解释规则,当一项特定的举例之后缀以诸如“等等”这样的词语时,“等等”所表达的意思应当被限定于与其特定的例举的范围内,除非在合同中又将其范围扩大。{3}224
  在美国的合同法实践中,与某个含义具体的词语相连接的一般性词语应只包括与含义具体的词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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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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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桢.英美契约法论(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 Cordon D. Schaber & Claude D. Rohwer, Contracts [M],(1984), at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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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美)科宾.科宾论合同[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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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The European Principles of Conrtact Law para.5:106.

{15}张鸿午.美国法院的合同解释原则[J].中国海商法年刊(第6卷)[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

{16}Regulation 7(2) of the Unfair Terms in Consumer Contracts Regulation 1999.

{17}(1947)322 Mass 149,76 N. E.2d 137.

{18}190 F.supp.116(S.D.N.Y 1960).

{19}(英)丹宁.法律的训诫[M].北京:法律出版社与 Butterworths 联合出版,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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