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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论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程序构建
【英文标题】 On Construction of the Procedure about Changing Parties in Civil Enforcement
【作者】 谭秋桂【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程序构建
【英文关键词】 Civil Enforcement; Parties' Changing; Construction of Procedure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2
【页码】 131
【摘要】 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主体范围由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扩张的主观范围决定,一般应当包括生效法律文书没有载明的五种主体。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程序应当依申请而启动,执行机关不得依职权启动该程序,债务人也不得申请变更或者追加其他主体为执行债务人。对于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事由,应当通过言词辩论的方式,由合议庭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应当完善执行当事人变化的事后救济机制,建立异议之诉和许可执行之诉,确保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程序正当性。
【英文摘要】 The range of changed parties in civil enforcement is decided by the extent of subjective expansion of the ex-ecutive force of the legal document, normally containing five kinds of subjects unwritten in the effective legal doc-uments. The procedure of changing parties in civil enforcement should be launched by motion of the parties ratherthan utive organ's act of duty, whereas the debtor shall not apply for the alternation or addition of his ownparty.Moreover, the particulars of the change of parties should be examined and decreed by a collegial bench inthe form of oral arguments. Lastly, to assure procedural legitimacy of this institu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a mature relief system, in which motion against the enforcement rulings and litigation of permission for enforce-ment should be contain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4219    
  
  民事执行当事人应当依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主观范围确定。[1]只有为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所及的主体,才能成为民事执行当事人并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行使权利或者履行义务。从理论上看,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所涉及的主体,原则上以该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当事人为限。但是,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的主观范围具有扩张性,即能够对一定范围内的、生效法律文书没有载明的主体产生强制执行的作用力。[2]因此,一定范围内的、生效法律文书没有载明的主体也可能进入民事执行程序行使权利或者履行义务,成为执行当事人。这就是民事执行当事人的变化,我国现行立法和理论研究一般称之为执行当事人的变更或追加。
  民事执行当事人的变化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当事人完全退出执行程序,由其他的主体替代行使权利或者履行义务,理论和立法上称为执行当事人的变更;二是生效法律文书没有载明的其他主体进人执行程序行使权利或者履行义务,理论和立法上称为执行当事人的追加。执行当事人的变更、追加既可能分别出现,也可能同时发生,具体情形相当复杂。
  无论是从程序法的角度还是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看,民事执行当事人的变化都具有正当性。然而,这种正当性只有通过程序运行才能最终实现。程序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执行当事人的变化能否从理论的正当性发展成为现实的正当性。在我国目前的民事执行实践中,执行当事人变化事项经常引起争议,甚至执行机关往往因此被指消极执行或者乱执行。原因之一就在于,相关司法解释虽然规定了可以变更或者追加执行债务人的几种情形,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适用意见》)第271条至第27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下称《执行规定》)第76条至第83条,但都没有规范变更与追加的具体程序。一方面利益攸关者可能因所处立场不同而对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程序形成不同的理解进而引起争议,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因程序不规范而被滥用,最终导致不当的执行当事人变化结果。在这种背景下,有人甚至对执行当事人变化制度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有人以涉及执行当事人与案外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为由,认为执行当事人变化事项不能直接在执行程序中解决,或者不能直接由执行机关裁决,而应当先通过诉讼程序确认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再裁定变更或者追加执行当事人。[3]如果依照这种观点进行制度构建,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制度将被代位执行制度替代,从而失去存在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在理论上说不通,对实践徒增执行成本而有害无益。因此,以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正当性为基础,构建科学、合理的执行当事人变化的程序,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构建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程序,最为重要的是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明确执行当事人变化的主体范围;二是规范执行当事人变化的启动程序;三是确定执行当事人变化的审查制度;四是完善相关的救济程序。
  一、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主体范围
  哪些主体可以由执行机构直接裁决变更或者追加为执行当事人,是执行当事人变化程序构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从程序法上看,执行机关裁决未经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主体直接进入执行程序行使权利或者履行义务,其正当性基础主要体现为民事执行权的裁判性和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性。其中,民事执行权的裁判性决定了执行机关直接裁决变更或者追加执行当事人的权力正当性,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性则决定了执行当事人变化的范围。具体来说,只有被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效力所及的主体,才能被裁决变更或者追加为民事执行当事人。换言之,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范围是由执行力扩张的主观范围决定的。
  从理论上看,根据扩张的原因不同,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分为两种:一是因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而发生的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二是自行独立的扩张。[4]其中,自行独立的扩张又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具有既判力的裁判的执行力的主观范围在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范围之外再扩张;二是不具有既判力的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力主观范围在一定条件下的自行扩张。[5]因此,从结果来看,执行力扩张的主观范围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与既判力扩张的主观范围相同的主观范围;二是在既判力扩张的主观范围之外扩张的主观范围。也就是说,执行力扩张的主观范围大于既判力扩张的主观范围。
  根据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理论,即使下列主体不是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当事人,也仍然为该法律文书执行力的扩张效力所及,因而在执行程序中,执行机关得以直接裁决变更或者追加其为执行当事人。
  (一)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当事人的继受人
  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当事人的继受人,可以被变更或者追加为民事执行当事人。在理论上,由于继受的原因不同,继受人可分为一般继受人和特定继受人两种。一般继受人是指作为当事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法人合并、分立、撤销而人格消灭后,概括性地继受原当事人一切权利义务的人。特定继受人,是指基于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如买卖或者赠与),或者法院的执行(如强制拍卖或者转付命令),或者依据法律的规定(如代位权),或者取得一般管理处分权(如开始破产清算或者行使遗嘱执行人权利),继受原当事人的特定权利义务的人。
  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扩张至继受人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法院裁判而言,执行力扩张至继受人是既判力扩张的结果。根据既判力理论,裁判的既判力除及于诉讼当事人之外,还扩张至口头辩论终结后的诉讼当事人的继受人。受既判力扩张效力的影响,继受人不得再以裁判已经确定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为标的提起诉讼,法院也不得作出与之相矛盾的新裁判。这样,对于具有给付内容的裁判的继受人来说,必须按照裁判已确定的结果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也就是说,裁判的执行力随着既判力扩张至继受人。[6]其次,无论是对有既判力的法院裁判,还是对没有既判力的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来说,如果发生概括性的一般继受,继受人继受的不仅仅是实体权利义务,而且继受了原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义务,生效法律文书对原当事人所具有的效力,完全移转到继受人。因此,生效法律文书对原当事人具有执行力的,继受人同样受该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的拘束。再次,如果发生特定继受,继受人继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实体权利的,继受人也就具有相应的维护和实现该实体权利的程序权利;继受人继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实体义务的,就必须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的规定履行义务,否则就可通过国家公权力强制其履行义务。也就是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实体权利义务发生特定继受的,执行力同样会扩张至继受人。
  总之,无论是法院裁判载明的当事人的继受人还是其他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当事人的继受人,无论是一般继受人还是特定继受人,都为该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的扩张效力所及,享有权利的继受人可以直接进入执行程序行使权利,负有义务的继受人经债权人请求应当直接进入执行程序履行义务,执行机关可以直接变更或者追加该继受人为执行当事人。继受债权的,继受人可申请变更或者追加为执行债权人;继受债务的,继受人可被申请变更或者追加为执行债务人。
  (二)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当事人或者其继受人占有请求的标的物的人
  在给付特定物的执行中,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当事人或者其继受人占有请求标的物的人,为该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的扩张效力所及,可以被变更或者追加为执行当事人。但此时的变更或者追加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交付的是特定物,而不是种类物;(2)第三人占有的是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继受人请求给付的标的物,而不是其他的标的物;(3)第三人占有标的物是为了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继受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4)第三人占有标的物始于诉讼系属或者其他纠纷解决程序开始之后,而不是始于诉讼系属或者其他纠纷解决程序开始之前;(5)第三人已经直接、实际占有了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继受人请求给付的标的物。台湾学者认为,明确法院裁判的执行力向诉讼系属后为当事人或者其继受人占有请求标的物的人扩张,有利于“防止当事人或其继受人于诉讼系属后,使他人占有其物,致妨碍执行”。[7]其实,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的扩张,同样具有此种功能。在实践中,占有请求的标的物的人经常体现为受委托人、保管人、寄存人等。
  (三)诉讼担当中的被担当人、诉讼系属后被担当人的继受人、为被担当人或者其继受人占有请求的标的物的人
  诉讼担当,是指实体法上的权利主体或者法律关系主体以外的第三人,以自己的名义,为了他人的利益或者代表他人的利益,以当事人的身份提起并实施诉讼,法院裁判的效力及于当事人及利益归属主体的诉讼。诉讼担当中的被担当人,其实就是诉讼担当中的利益归属主体。一般认为,“担当人是代理被担当人来实施诉讼的”,担当人与被担当人利害关系一致,故所受的确定判决,其效力当然及于担当人和被担当人。[8]至于诉讼系属后被担当人的继受人以及为被担当人或者其继受人占有请求标的物的人,其实体地位分别相当于当事人的继受人和为当事人或者其继受人占有请求标的物的人,当然应当受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影响而为该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所及,因而可以被变更或者追加为执行当事人。
  (四)除诉讼标的物之外的责任财产的持有人
  在既判力扩张的主观范围之外,执行力也具有扩张性,并导致民事执行当事人的变化范围进一步扩大。持有除诉讼标的物之外的责任财产的第三人,就是其中之一。责任财产就是债务人用于履行义务的财产,根据“债务人所有的财产是全体债权人所有债权的总担保”的原则,它因交易成立或者确认债权的法律文书生效而确定。责任财产一经确定,未经法定的程序与方式不会改变其作为债的担保的属性,直到债的消灭。这就是责任财产的恒定性。因此,当债务人的财产因为交易成立或者法律文书生效而成为责任财产后,只要未经法定程序与方式改变其责任财产的属性,都为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力所及。即使责任财产改由第三人持有,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的主观范围也会扩张至该持有人。《适用意见》第274条、《执行规定》第79条至第81条的规定,正是体现了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对责任财产持有人的扩张效力,基于此,可以追加企业分立后的企业、注册资金不实或者抽逃注册资金的开办单位、无偿接收被撤销、注销或者歇业的债务人财产的上级部门或者开办单位为债务人,但是对于被追加的债务人的责任范围又有明确限定。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诉讼标的物也是责任财产,但是由于诉讼标的物的持有人直接受既判力扩张效力所及,因此一般不按责任财产持有人来变更或者追加。
  (五)依法应当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当事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
  连带责任是多数责任主体中的任何一人或者数人均须对全部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特殊责任制度,其基本特征是整体性和强制性。由于它具有整体性,债务人不得以责任份额为由对抗债权人的全部给付请求;由于它具有强制性,债务人不得请求免除责任。总之,相对于一般民事责任而言,连带责任更为严格、更为确定。因此,对于法律明确规定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当这些主体没有为生效法律文书载明时,也为该法律文书执行力的扩张效力所及,经债权人申请可以被变更或者追加为民事执行当事人,直接进人民事执行程序履行义务。《适用意见》第272条、《执行规定》第76条至第78条的规定,正是体现了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对依法应当对债务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的扩张效力。
  上述各种主体尽管未为生效法律文书载明,但受该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扩张效力的影响,应当直接进入执行程序行使权利或者履行义务,因此可以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直接变更或者追加为执行当事人:享有权利的,可以变更或者追加为执行债权人;应当承担义务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变更或者追加为执行债务人。
  二、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程序的启动
  有关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程序的启动,最为重要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执行机关是否可以依职权启动变更或者追加当事人的程序,二是债务人是否可以申请变更或者追加其他人为执行债务人。
  当事人与民事执行的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实践中当事人变化的程序多是因当事人提出申请而启动的。但是,执行机关是否可依职权主动启动当事人变化程序的问题,仍然值得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根据目前相对统一的认识,民事执行权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属性,[9]因而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主动性和单向性特征,也就是可以不征求当事人的意见主动地采取某些执行措施。然而,这种主动性和单向性是否能够适用于执行当事人的变化程序,即不经当事人申请,执行机关是否可以依职权主动启动变更或者追加执行当事人的程序,鲜有人论述。
  笔者认为,根据民事执行权的两权构造说,主动性和单向性只是执行实施权的特征,执行裁判权则具有被动性和中立性的特征。执行当事人的变化属于执行裁判事项,是执行裁判权的作用对象。因此,在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追加执行当事人以及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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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杨与龄:《强制执行法论》,三民书局1997年版。
{2}.骆永家:《既判力之研究》,三民书局1989年版。
{3}.[日]三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汪一凡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
{4}.[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5}.吴光陆:《强制执行法》,三民书局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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