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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目的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中的适用方式
【副标题】 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13号切入
【英文标题】 Applicable Way of Purpose-interpretation Method in Guiding Case
【作者】 孙光宁【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目的解释;法律解释;指导性案例;立法目的;司法政策
【文章编码】 1005-9512(2014)08-0143-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8
【页码】 143
【摘要】

作为基本的法律解释方法之一,目的解释具有独特的理论地位和实践价值。在指导性案例13号中,焦点问题的解决都是依靠目的解释方法完成的。适用目的解释方法的难题在于其依据的确定。通过分析其他指导性案例可以看到,立法目的和司法政策都能够作为目的解释的依据,其中前者还可以分为法条目的和法典目的两个层次。深入分析法律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中的适用方式,对于提升司法实践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9334    
  一、目的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13号中的实践运用
  经过长期酝酿,案例指导制度终于从理论设计变成了实践制度。从2010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开始,该制度正式出现在中国司法的历史之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先后发文宣布创制指导性案例。其中,以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对全国法院系统的影响最大。截止到2014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布了六批共二十六个指导性案例,涵盖了多个主要的部门法,各个指导性案例也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所追求的目标是“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要实现以上目标,就必须赋予指导性案例实际效力。根据《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七条,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虽然学术界对“应当参照”是否为强制性效力规定仍然有争议,但是,各个指导性案例毕竟对司法实践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突出地表现在规则创制上:“对于案例指导制度来说,创制规则是其根本职责之所在。没有规则的创制,也就没有指导性案例存在的必要性。案例指导制度通过创制司法规则,发挥其对司法活动的指导作用,以弥补立法与司法解释的不足。”[1]通过指导性案例创制规则固然十分重要,但是,限于目前的权力架构,司法者不宜过多地创制规则。特别是对于地方各级的普通司法者来说,更应当通过对指导性案例的研究和分析,学习其中所包含的法律适用方法。案例指导不仅为法官解决同类或者类似案件提供具体指导,而且可以为法官办案提供思维方式、法条援引、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和价值衡量等方面的指引。这是一个从案例到规范再到具体案件的过程,其不仅为法律条文的理解限定了特定语境,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审判人员训练区别适用的审判技巧,培养灵活适用法律的审判意识,避免机械司法。[2]简而言之,指导性案例更重要的价值体现在法律适用的方法论上,唯此,普通法官才能举一反三地贯彻指导性案例,才能在审判相类似的案件时援引指导性案例,最大限度地发挥指导性案例的实际效果。
  在各种法律适用方法中,法律解释方法的历史最为悠久,其理论分析和实践成果也最为丰富。其中,目的解释方法具有独特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刑事审判中。“所谓目的解释,指以法律规范目的为根据,阐释法律疑义的一种解释方法。”[3]有德国刑法学者认为:“一个正确的解释必须永远同时根据法律的字面文义和法律的目的来进行,仅仅满足其中的一个标准是不够的。”[4]在法律解释的诸多方法中,文义解释方法被公认为具有首要适用的优先性,但是,以上将文义解释方法和目的解释方法相提并论的观点,也表明了刑事审判领域中对目的解释的高度重视。本文将以指导性案例13号这一刑事案件作为切入点,分析目的解释方法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中适用的具体方式。
  指导性案例13号主要涉及的是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其中存在着两个焦点问题:一是氰化钠是否属于毒害性物质;二是非法买卖毒害性物质罪的“买卖”是否必须兼顾买和卖两种行为。[5]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无论是2003年《关于办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还是2008年《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都没有涉及对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中“毒害性物质”的界定,这为司法实践中适用该条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是否将氰化钠认定为毒害性物质,直接涉及王某等人是否构成犯罪,被告的辩护律师也以此为由要求法院宣告无罪。“对于法无明文规定,抑或规定不明的地方,公民则享有不是明文禁止的权利而扩大其权利范围。故在刑法解释中,就应当以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限制国家权力为原则,使刑法解释的限度向着有利于人权保障的方向发展。”[6]从有利于被告人进行解释的角度来说,在是否成立犯罪出现疑问的时候,应当遵循“疑罪从无”的解释倾向。但是,该案中,司法者却将氰化钠界定为毒害性物质,并最终做出了有罪判决。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说,该判决所依据的正是目的解释方法。
  在裁判理由中,法院认为,“氰化钠虽不属于禁用剧毒化学品,但系列入危险化学品名录中严格监督管理的限用的剧毒化学品,易致人中毒或者死亡,对人体、环境具有极大的毒害性和极度危险性,极易对环境和人的生命健康造成重大威胁和危害”,因此,法院认定氰化钠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中的毒害性物质,进而做出有罪判决。在这里,我们看到,法院做出这种解释是为了保护“环境和人的生命健康”,这在广义上属于“公共安全”,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也直接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其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直接表明了该条所力图保护的法益。换言之,根据刑法条文所追求的目的阐释法律规范的含义,是目的解释方法直接适用的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刑法条文所追求的目的都表现为一定的法益。“立法者并非随意规定犯罪及其构成要件,而是根据需要保护并选取值得保护的生活利益来确定哪些行为应规定为犯罪以及这些犯罪的构成要件如何。因此,只有根据法益实质地解释构成要件,方不至于使立法者保护法益的目的落空。”[7]
  适用同样的目的解释方法,法官对该案中第二个焦点问题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来说,从严解释的选择就是将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中的“买卖”界定为同时具备两种行为才构成犯罪。但是,该案中的法官否定了以上解释倾向,其判决理由仍然是保护公共安全。[8]从该案两个焦点问题的解释中可以看到,在出现刑法条文文义模糊时,司法者强调该法条所保护的法益,并依此目的作为依据,对相关物质(氰化钠)和行为(买和卖)进行了性质认定。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在指导性案例13号中,司法者适用目的解释方法,以法条所保护的法益作为解释的标准,“司法者对刑法分则任何一个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结论必须符合该罪的法益保护目的,否则这种解释就是错误的,或者应认为尚未满足构成要件,不认定为该罪”,[9]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上的适用过程是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从刑法解释原理的角度来说,以上目的解释运用并不完全符合有利于被告人进行解释的基本倾向,而且,将氰化钠归于毒害性物质的认定过程也有扩大解释之嫌。因为针对如何界定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中的毒害性物质,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有着广泛争议,有学者主张使用“禁用剧毒化学品”作为毒害性物质界定的范围。[10]我们能够从指导性案例13号中发现目的解释方法适用的方式和程序,但是,单单这一种解释方法无法解决刑事审判中的所有问题,目的解释方法本身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是分析和适用该方法时所不能忽视的。
  二、立法目的作为目的解释的依据
  “解释方法之桂冠当属于目的论之解释方法,因为只有目的论的解释方法直接追求所有解释之本来目的,寻找出目的观点和价值观点,从中最终得出有约束力的重要的法律意思;而从根本上讲,其他的解释方法只不过是人们接近法律意思的特殊途径。”[11]在指导性案例13号中,可以充分看到目的解释方法的重要地位:在法律规范的文义理解存在模糊或者不清楚的时候,目的解释在规范文义的范围之内决定了判决的最终结果。但是,目的解释方法也有内在的固有缺陷,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难以确定目的的具体内容。“从有弊的方面看,目的解释放松了对法律服从的要求,因而在加大目的在法律推理中作用的同时,却扩大了自由裁量权,因为目的是有多种的,目的论冲突也加大了法官等人的选择权;虽然目的解释使法律解释具有更宽广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有助于克服法律的僵化性,但同时也使规则意义上的法治时刻处在危险之中。”[12]换言之,由于目的的多样和复杂,如何确定目的解释的依据,是适用该解释方法时必须面对的难题。
  在以指导性案例13号为代表的刑事审判中,这种难题同样存在,学者们对此也已经有所关注。刑法的目的往往是一种观念的抽象的存在,甚至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刑法文本的一般目的往往更多地取决于解释者的价值判断。发现和解释刑法目的的过程本身是一个相对自由、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的判断和选择的过程。[13]就刑法而言,难以确定的是分则具体条文的目的。刑法的解释就是要从刑法的文言出发(在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通过各种解释方法,得出符合刑法目的的结论,从而发挥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与法益保护机能。[14]虽然刑法目的难以从终极意义上确定,但是,以上学者们的分析却能够带来一些启发和提示:我们可以将目的进行层次上的划分,进而进行目的解释。例如,指导性案例13号中,刑法的目的就是保护特定法益(在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中表现为生命和健康,而在类罪名中表现为公共安全)。
  需要特别明确的是,以上对目的进行层次上的划分,都属于立法目的的范畴。换言之,司法者在运用目的解释的时候,首先要尊重的是立法者所追求的目的,而非司法者自身的目的。“法律应当把某种思想表达出来,使其走向客观化并且得以保存。我们必须洞悉法律所蕴涵的思想,揭示其内容。法律解释=法律的重建。解释者应当站在立法者的立场上,模拟后者再次形成法律思想。”[15]这种对立法目的的尊重,一直是大陆法系的司法者进行法律解释时所遵守的基本立场。在最高人民法院所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中也可以看到,司法者将立法目的分为法条目的和法典目的,进而基于这种分类适用目的解释方法。
  (一)运用法条目的进行目的解释
  法律规范绝大多数是由具体的规则构成的,而每个指导性案例都展现了法律规则的具体运行,在适用规则时也都在追求一定的目的。法律规则的目的经常表现为法条目的,这也是指导性案例中目的解释方法运用的重要方式。例如,在指导性案例3号中,主要适用的是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对该条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界定,法官认为,只要满足“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实施和实现这三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都构成受贿罪。这也体现了一种从严解释的倾向。表面看来同样是采取了对被告人不利的解释结果,但是,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责的特殊性,司法者对其从严要求也属正当。无论是受贿的哪一个环节,都没有改变这些行为是“权钱交易”的本质,这一点也得到了《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等司法规范性文件的肯定。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办公室也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各种好处,从而作为收受贿赂的对价,体现了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至于有无实际为其谋取利益或是否谋取到利益,不影响受贿的性质。[16]从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所追求的立法目的而言,做出以上结论是比较合适与正当的。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指导性案例11号“杨延虎等贪污案”之中。该案所依据的主要是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关于贪污罪的规定。其中,对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种犯罪方式,该案法官认为其“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管理公共财物的职务便利,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这种界定将主体范围进行了扩大解释,依据的仍然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运用权力的严格要求。贪污罪是一种以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为目的的财产性犯罪,其侵害的犯罪客体主要是职务的廉洁性。由于权力的行使中可能产生异化和腐败等多种问题,刑法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行使都进行了严格要求。为了保证其职务的廉洁性这一法条立法目的,司法者完全可以进行从严解释。这样也就形成了指导性案例3号和11号的解释结论。
  (二)运用法典目的进行目的解释
  在立法目的的层次中,法条目的是从属于法典目的的。法条文本中很少直接表明其目的,这就为司法者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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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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