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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外法学》
在自治的基础上不断改造南斯拉夫政治制度的主要途径
【作者】 (南)纳丹·帕西奇 (英撷英摘译)【分类】 国际条约与国际组织
【期刊年份】 1979年【期号】 5
【页码】 3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4745    
  政治决策机构的社会化和议会制度的转变
  首先必须要遵循的第一个途径,就是改造那个按照宪法概念组成整个决策和制定政府政策机构支柱的机关和制度的体系。简短地讲,这些机关和制度就是从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发展的开始阶段到今天的所有宪法都称之为最高权力机关的社会政治共同体议会,也就是在宪法有关条款规定范围内和在这些共同体内所设立的立法机关。
  南斯拉夫议会制度不是从精心设计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机构中,而是从各人民委员会的制度中演变而来的,后者是对完全抛弃了旧的剥削阶级的政府机构的革命需要的一个反应。而且,各人民委员会不是普通的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机关,基本上都是劳动人民进行革命的政权机关。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它的组织和活动是以某些使这种类型的代表机关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议会传统形式的民主原则为基础的。
  然而,这些委员会就其基本特征来说,仍旧是代表性的政治机关,而不是由劳动人民直接作出政治决策和行使权力的机关。那时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在革命的国家主义(1945—1950年时期)的条件下,当新政府在执行整个社会主义变革计划纲领中起关键作用时,当工人还是国家工资劳动者并以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允诺各种民主改革的时候,使政治权力民主地组织在其它原则上的这些条件还不成熟。因此,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颁布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人民将在自由选举产生的国家权力代表机关人民委员会行使其权力……”(第六条)和“所有政府的代表机关均由公民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选举产生……”(第七条)。宪法文本中没有提到自治,也没有提到诸如选民大会和公民复决之类的直接民主的“传统”形式。
  国家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以及联合劳动自治的逐步发展,为消灭官僚主义者使国家脱离社会及其间接代表的民主制度的那种社会政治组织,创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工人自治的革命本质作为新的生产关系的根本表现,已在实践和历史意义上为下述事实所确认:自治已成了整个国家和政治制度上层建筑的广泛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基本出发点和奠基石。
  在颁布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联合劳动集体企业团体的法律后整整三年,在一九五:三年又通过了一个宪法,目的是要使社会政治制度及其发展,适应以自治和联合劳动者的新地位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变化。根据这一宪法规定, “劳动人民将通过其在人民委员会和人民议会、工人委员会和其它自治组织中的代表,和间接通过选举、撤换、公民复决、选民大会,公民委员会、公民参加行政及司法与其它直接管理形式,来行使权力和管理公共事务。”
  值得专门注意的是宪法六条第四款有关生产者在经济方面的自治的规定。这一款规定了生产者“通过生产者委员会中的代表,为满足公共需要,决定原料资金的分配和决定它们的基金如何运用的权利。”
  尽管自治还处于初创阶段,但宪法已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后果,联合生产者有权处理他们的过剩产品,并规定了工人在特别议会委员会中的权利,这些委员会就是以后建立的生产者委员会,以便协商用占多大百分此的社会产品来满足各方面的公共需要和如何使用这些基金。工人群众的这个宪法权利的不断行使,引起了一场政治关系上的革命变化,对政治与管理阶级所行使的公共权力的实质来源实行工人监督,因为在国家主义下正是这个阶级不可避免产生了国家官僚主义。因此事情很清楚,历史的必由之路就是要使政治领域实现社会结构全面自治化。
  自治的发展及其演变成为社会关系全面制度的所有阶段,是与社会的政治组织领域相适应的,井从这个领域中得到后援和支持。遵循自治的路线,改造议会制度的复杂和持续的过程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
  第一,政治决策过程中广泛的和彻底的分权制,最好是消除各级社会政治共同体议会之间传统的等级关系,并把它们的关系建立在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能分工和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关系上。
  第二,明确安排政治、执行和管理的职能,使之成为统一的议会统治的制度(消除允许执行机构享有很大自主权那种类型的议会和执行机构、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
  第三,采用不代表一般公民而只代表通过自治而有组织的生产者,使议会结构发生急剧的变化,(因此在公共事务的各个领域中,要在制度结构上反映工人群众利益,提供真正的机会,使之强大到能站在议会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前头,排除总的政治代表作为中间人,而这种政治代表在传统的和现代间接的代议制民主的每一种制度中都是中心人物)。
  范围的扩大和自治的一体化
  为了理解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治制度依照自治原则促进社会发展的更大体系内的变化,而应予以分析的发展的第二个途径,是一个把自治扩展到社会、劳动、活动和生活各领域的过程。
  在经济上生产者的自治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摆脱国家主义控制的最初形式,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使用着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的联合工人获得了管理生产过程和控制过剩社会生产的机会,这个“单纯的”事实是引起革命骚动,发生所有社会关系变化的■子。所有那些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所有基于生产资料和工人劳动成果相脱离的阶级社会制度和关系都受到了挑战。因此,工人自治如果是名符其实的话,就不能把它圈在工厂的围墙里面;它的自然活力必须充斥全社会,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它就失去了真正的革命意义,迟早会变成对工人阶级普遍被剥夺权利的状况进行修修补补的炫耀一时的普通手段。
  虽然所有这些关于整个社会结构的反响,在自治被采用的时候还不能完全、及时地为人们所理解,但工人自治本来不是作为一种局部地改善工厂工人地位的措施,而是作为劳动和包括社会中全部关系在内的社会解放历史进程的开端来加以设想的。
  在一九五二年春天通过关于设置二人委员会的法律后不久,联邦议会颁布了人民委员会通则,扩大了地方政府机构——各地区、各区人民委员会——自治权限,并为实现地方自治全面发展,支持工人经济自治提供了某些必要的制度。宪法综合阐明了生产者实行经济自治和劳动人民实行区、市与地区自治。这个法律首先解释生产者在经济方面的自治,然后在第七条中列举了劳动人民在地方共同体中实行自治的基本形式和各个组成部分。
  在颁布一九五三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到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之间的十年里,各地方共同体的各种关系和整个区级自治制度是广泛立法活动的中心。新的立法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自治的区建设一个合人满意的标准形式。劳动组织的自治与劳动人民和公民在地方共同体中的自主的决策权相结合,为在全区取得正如马克思所予见的,此以往传统地方自治形式下可能取得的更大程度的自治创造了可能性。
  在这个时期和以后——以至今天——区级(在这个最基本的地域共同体内,所有在自治基础上的组织形式都汇合起来了)的改造,是在两方面因素的双重影响下发生的。
  一方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自治在劳动组织、企业和公共机关内部的发展,通过直接由劳动人比自己解决全部有关他们在区内的生活和劳动的问题,为自治的地域性一体化开辟了道路。
  另一方面,把自治扩大到区内一切生活领域,则取决于政府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对公共事务分散管理的程度。
  这些因素的作用,不一定郁是协调的,也不一定在所有地方都以同一种方式出现。常常发生来自区里内部自发的首创精神和冲击,遇到依然原封不动的联邦与共和国集权主义的对抗,特别是关于物质资源的分配。在许多场合,尤其在公共事业范围内,职能分权制比在区里内部朝着自治方向进行内部关系的实际改造牢固得多,此区内联合劳动人民仅仅由于要决定岁收的分配就能控制整个政治决策制度也牢固得多。
  很难得到一个统一的自治区的概念,这是因为各个区和整个地区物质发展水平极不相同所造成的。一个区由于这些和其它情况,不能实现适当的内部一体化,就是为职业政治家和管理者公开招来了实行官僚化的夺权。
  联合劳动在控制整个社会收入方面的地他的真正巩固,和联合劳动对区里一切事务的更大的直接影响,只有在自治协定的基础上,以其正的一体化去克服和取代分散的国家权力才能办到。一九六三年宪法在这方面给了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区看成是各种自治关系和机构的一体化的合成制度,区议会虽然是区内统治和自治的最高机关,但它不是一个外来的政治决策中心,而是协调自治、调节各种利益和引导全面社会发展的集合地点。
  区的具体的自主性在一九六三年宪法二十七条的规定中相当强调,根据这个规定各区和其它社会政治共同体一样,依照按劳分配原则,为了满足本地区的公共需要,独立地分配慕金——根据各社会政治共同体(无论是下级还是上级)决定财政资源的一般法律规定。一六三年宪法七十三条突出强调了区在自治协定基础上作为一体化的基层地域政治结构所起的关键作用。区公民自治明显地表示它是统一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正如这一条规定指出,区内“建立各种形式的社会自治,由此产生各种行使政府职能的机关。”
  一九七四年宪法在劳动的基础上和在有关居住及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详细地规定了劳动人民自治组织的基本形式。这些自治的初级形式(联合劳动、地方共同体和自治利盆共同体的基层组织)合在一起,成为区和更大的社会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制度,构成了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柱石。
  把自治扩展到公务领域,以便满足劳动人民在教育、文化、科学、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需要,大大促进了一个包含社会生活和劳动各个方面的基层自治组织和共同体的统一制度的建设。只有在每个学校、医院、文化研究机关等,成为联合劳动的自治组织,并在这些组织中,劳动人民自己管理劳动与盈利,控制其收入时,劳动者作为自治者才能在经济制度内外享有平等的地位。在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中,资金、条件和这种劳动成果由联合工人决定,这种关系在整个社会中将成为占优势的生产关系。这样,经济和非经济领域间、物质生产和脑力劳动间的差别,每个阶级社会中多么显著的特征,也就开始被越过了。
  一九五三年宪法为这个发展奠定了基础,第四条载有深远意义的原则,“保证劳动人民在教育、文化和社会事业中实行自治”。但是这个原则不是只靠建立自治机关,例如校务委员会之类.使“社会中有关的代表”和在公共机关中服务的劳动人民,讨论关于这些机关的工作,并在它们合法和法定的职权范围内作出决议所能实现的。只要公共事业机关直接从政府那里得到补助,自治发展的物质基础就会受到限制。
  为了避免财政预算超支,决定要为公共事业提供资金而建立各自的自治基金,这些资金都来自义务捐献,而对这些基金的管理,则委托给来自各公共事业的劳动人民的代表和“有关公民”及社会共同体的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
  但是,只有在社会自治全面发展具备了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时,才能使公共事业做到彻底的非国家化。第一个前提条件是联合劳动组织中的劳动人民必须掌握他们赚取的全部收入款额,包括为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共同需要而加以分配的部分在内。第二个前提条件是必须有一套社会劳动各领域(经济和非经济的活动)的联合自治机构,排除中间环节或使政府的干涉减至最低程度。
  劳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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