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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外法学》
苏维埃犯罪构成要件论发展史
【副标题】 以A·H·特拉依宁的理论为中心【作者】 (日)上野达彦(康树华译)
【分类】 犯罪学
【文献标识码】 外法学期刊年份=1979期刊号=5 总第6期页码=6标题=苏维埃犯罪构成要件论发展史英文标题=
【期刊年份】 1979年【期号】 5
【页码】 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4751    
  前言
  我们以前研究苏维埃犯罪构成要件理论时,曾提出了作为前提的两个课题。[1]其中第一个课题是《对近代资产阶级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批判》,我们以A·H·特拉依宁博士提出的《批判》为依据,[2]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不过,就苏维埃刑法而言,事实上对于特拉依宁博士提出的《批判》,也存在不同的观点。这反映在对近代资产阶级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评价上,表明了相互对立的观点。同时,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突出地表现了苏埃埃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与近代资产阶级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区别所在。因此,我们在开始第二个课题的研究之前,先探讨了苏维埃刑法中关于资产阶级犯罪构成要件理论评价的争论问题,写了《对近代资产阶级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批判》一文。
  其次就要研究第二个课题,即关于苏维埃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发展史的问题。本文就是着重以这种理论提出以前的历史时期,即以对这一理论的发展与形成作出贡献的特拉依宁博士提出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以前这一时期的理论动态为对象,以特拉依宁的理论为中心写成的。
  一、对近代资产阶级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评价
  ——A·H·特拉依宁与я·M·布拉依宁的观点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特拉依宁的观点。特拉依宁认为,在资产阶级刑法中,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一般理论,是没有进行过充分研究的。俄国革命以前的刑法文献也是如此。关于这个问题,具体反映在资产阶级刑法理论上。资产阶级刑法理论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犯罪的一般理论;一方面是刑罚理论。而在两者的安排上具有极不平衡的特点,其注意力多偏重于刑罚理论方面。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也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它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审判的阶级性。这就是说,要保证从阶级利益出发,来选定本阶级的法官,以便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进行审判,从而对各种犯罪行为,给予一定的刑罚。此如对于那种属于个人严重犯罪行为的财产上的犯罪,就是要从阶级上考虑确定对它的惩罚。所以说,“对于促进阶级审判和具有极其重要作用的杠杆,尽管研究得很不够,不是给予充分的研究,而是从阶级上考虑,把它置于刑法的打击影响之下,使它成为犯罪构成要件。”[3]
  与特拉依宁对近代资产阶级犯罪构成要件的评价相比,布拉依宁的评价是不同的。布拉依宁认为,犯罪构成要件是资产阶级刑法学说非常注意的问题之一。只是对犯罪构成要件的一般概念的研究较之犯罪构成要件因素的一般理论的研究不够。在这一点上,虽然他同意特拉依宁的观点。但是,他认为犯罪构成要件因素的理论和犯罪的一般概念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即使象特拉依宁所主张那样,对因素(每个具体因素)的理论较之一般概念是有更多的研究,但由于两者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也就不能说对于犯罪构成要件完全没有进行研究。[4]
  其次,特拉依宁说:“从资产阶级理论中所谓犯罪这个课题特别是犯罪构成要件这一课题的后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阶级性这一尖锐问题的后退。”[5]对于这一点的理解,布拉依宁与特拉依宁也不同。在布拉依宁看来,资产阶级刑法学说史对犯罪课题的研究,不仅没有后退,而且给予了更多的注意。问题在于这种研究是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的。因此,资产阶级刑法学说中刑事古典学派的倾向,就是通过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对待刑法基本问题的阶级倾向。刑事古典学派所采取的方法则掩盖了资产阶级国家刑法、犯罪与刑罚的阶级本质。于是,布拉依宁问道,如果象特拉依宁所主张的那样,认为资产阶级刑法理论从研究犯罪问题上的后退,就是从阶级性这个尖锐问题上的后退,那么资产阶级刑法学者对于如此明显地表现出阶级性这个尖锐问题的刑罚论(犯罪论也是如此)给予了极大注意这一点,究竟又该做何解释呢?因此,十分明显,在这一点上,不能认为资产阶级理论家从阶级性这个尖锐问题上后退了。[6]
  第三点,特拉依宁认为,资产阶级刑法学说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一般概念没有进行研究。而关于这一点,特拉依宁自己已经谈到资产阶级刑法学者创造的关于犯罪构成要件的两种结构——客观结构与主观结构问题,并批判过。[7]在这一点上,布拉依宁也有不同看法。布拉依宁认为,刑事古典学派的刑法学者,是在阐明犯罪客观标志的基础上,创造出关于犯罪构成要件一般概念的理论的。在这里,费尔巴哈、舒特贝尔、费林格、米特尔麦亚、梅加、贝尔聂尔等刑法学者,则在犯罪构成要件范围以外研究主观因素,表示拥护关于构成要件的客观结构的主张,并且阐明了只有从行为者明确分离出来的行为的主张。由此可见,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结构的主张,反映了德国刑事古典学派的刑法学者极端客观主义和刑式主义。所以,在布拉依宁看来,特拉依宁认为犯罪构成要件客观理论的政治根源,在于当时的自由主义思想,即新的更强有力的人权保障,“在于客观构成要件的理论本身当中,这都是错误的。”[8]
  如上所述,我们从三个方面,说明了在苏维埃刑法学者中间,对于近代资产阶级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理解上存在的分岐。我们就特拉依宁与布拉依宁在理解上的分岐而言,在第一点和第二点上同意布拉依宁的观点,而在第三点上,我们对布拉依宁的理解也有不同的看法。
  的确,正如布拉依宁所主张的那样,资产阶级理沦为了贯彻其阶级观点,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使其理论构成能起到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作用,这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来说,也绝不会例外。但是,象特拉依宁所主张的那样,在苏联由于过分重视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论,而且过分强调在苏维埃国家中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合法性,以至对于资产阶级刑法中的犯罪要件论没能进行充分研究,这也是非常片面的。同时,犯罪构成要件理论毫无疑问是与近代人权思想同时产生的,是民主的刑法思想,它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上升时期,实际上具有维护个人人权的积极作用。这就是我们在第三点上对布拉依宁的理解,很难表示同意的问题所在。
  在对近代资产阶级犯罪构成要件论的评价方面,这种看法上的分岐,也涉及到对革命前俄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要件论的理解问题。特拉依宁认为,在俄国革命前的刑法文献中,对犯罪构成要件的注意,是微不足道的。[9]不过,在布拉依宁看来,俄国革命前的刑法学者是把犯罪的外在因素,与内在本质作为整体来研究犯罪构成要件的。[10]例如,革命前俄国的刑法学者B·斯帕索维奇就认为,犯罪构成要件包括犯罪的外在的客观因素与内在的主观因素两个方面,并把它理解为犯罪概念中包括的一切犯罪标志的整体。A·Ф·基斯恰科夫斯基则认为,一切犯罪构成要件,除了作为必要的本质性标志即主体、客体及其行为外,还包括与犯罪行为有关的主体的思想。此外,H·C·塔甘采夫和H·C·谢尔格夫斯期等也认为,上述观点反映了对犯罪构成要件的间接的理解。[11]由此可见,革命前俄国刑法学者关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观点,显然不同于德国刑事古典学派构成要件的客观结构论以及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的构成要件否定论。在这里,我们虽然以俄国刑法的传统理论为出发点,但也不能不看到苏维埃犯罪构成要件论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基础上不断发展的情况。
  二、阿隆·那乌莫维奇·特拉依宁(1883—1957)
  A·H·特拉依宁博士,1883年7月9日出生于白俄罗斯共和国彼得布斯克市一个小官吏家庭。他在10岁时离开家庭进入克卢格的中学学习。他在这个中学毕业时,获得了奖章。其后,为进大学法律系学习而去莫斯科。
  特拉依宁于1903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05—1907年,特拉依宁在校期间,积极参加校内社会民主学生组织布尔什维克派的活动。在这期间,特拉依宁因为参加革命,曾被当时沙皇政府三次逮捕。
  1908年,特拉依宁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毕业时,他写了题为《阶级斗争与俄国法制史上的刑罚》的毕业论文,阐述了“阶级斗争与专制俄国刑罚制度”的实际关系。
  其后,特拉依宁留在该校的法律系讲授刑法,为获得教授职称而进行准备。但在1911年非常反动的卡索就任教育大臣后,学校进步教授与助教等为了表示抗议而离开了该大学。这以后,特拉依宁到沙尼阿夫斯基的人民大学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
  1917年革命后,特拉依宁应邀回到莫斯科大学,1921年成为教授,1938年成为法学博士,1946年成为科学院通讯院士,并获得俄罗斯共和国功勋科学活动家称号,成为两枚劳动红旗勋章的获得者。
  对于具有如此经历的特拉依宁,我们在下面必须淡谈他的学术和研究活动。首先,革命前,特拉依宁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在刑法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刑法中的实证倾向》、《刑事古典学派最新的风潮》、《在刑罚体系上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社会学派的斗争》、《托拉斯、卡特尔与刑法》、《无赖行为》、《无产者与破产》等等,在犯罪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莫斯科县的犯罪倾向》、 《首都与城镇的犯罪》、《城镇与乡村的犯罪》、《妇女犯罪》等等,在刑事程序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著名的《陪审审判与君主审判》、《少年审判》、《军事审判的管辖》等等。这反映了他的研究领域的广泛性。
  革命后,特拉依宁因为在苏维埃刑法学说建设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知名。
  二十年代,如下所述,特拉依宁受社会法学派的强烈影响。在当时知名的代表著作有《刑法分则教科书》(1925年)和《刑法总论教科书》(1929年)。另外,他一贯从事刑法分则的研究,著有《经济犯罪》(1923年)、《公务犯罪》(1924年)、《关于国家犯罪的联邦规定》(1927年)等等,在总论的研究方面,著有《刑罚的道德基础与社会目的》(1923年)、 《刑法中的辩证方法》(1924)、《犯罪的概念》(1925)等等许多著述。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特拉依宁转而研究国际刑法,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刑事干涉》(1935年)、《维护和平与刑法》(1937年)等等。
  四十年代,特拉依宁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刑法理论方面,特别是在共犯理论和犯罪构成要件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早期的苏维埃犯罪构成要件论
  ——A·H·特拉依宁的犯罪构成要件论以前的理论动态
  首先,在苏维埃革命政权建立初期,即革命法制建设时期,在法律形式上的特征,是通过当时革命政府公布的命令反映出来的。这个时期的重点,在于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特别是对于革命敌人斗争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即在刑法领域内存在的刑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同刑法理论相结合的问题。这就是这一时期刑法学者的中心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创建苏维埃刑法基础的时期。
  其次,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着手进行整顿一系列法的体系。在刑法领域,制定了1922年的《俄罗斯共和国刑法典》、1924年的《苏联与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基本原理》以及1926年的《俄罗斯共和国刑法典》。在刑法学说领域,以1922年的刑法典为中心,相继出版了一系列最早的苏维埃刑法总论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一般倾向反映了刑事社会学派的倾向,特别是所谓“第三学派”的影响。[12]
  在这里,我们想着重研究特拉依宁在这一时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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