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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中国互联网法院创新发展探析
【作者】 胡钧淇【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法院【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34【页码】 6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4072    
  

一、中国互联网法院的创新意义

电子商务活动、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对高效便捷处理网络交易、网络金融、网络侵权纠纷以及保护知识产权提出新的司法需求。2015年8月,浙江在杭州西湖、滨江、余杭三家基层法院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浙江法院电子商务网上法庭”试点工作,[1]依托互联网技术搭建诉讼平台,开发网上诉讼功能,探索案件全流程在线处理。电子商务网上法庭开庭平均用时仅半个小时,当事人不用为到法庭打官司往来奔波,差旅费开支大大减少,在线庭审得到高度认同。但是受制于组织规模、机构层级、审理案件范围、政策法律空间约束等因素,电子商务网上法庭的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程度不足,在构建新型互联网司法机制、强化诉讼平台互联互通功能、确立完善互联网治理规则等方面存在制度机制的局限,有必要通过设立互联网法院,构建形成集硬件基础、技术保障、司法服务、审理机制、裁判规范、治理规则于一体的互联网司法新模式、新样态。由此,在浙江省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共同推动下,中央批准同意在杭州设立互联网法院。2017年8月18日,中国首家互联网法院,也是世界首个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揭牌亮相。

经过一年探索,在总结杭州经验基础上,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确定在互联网产业比较集中的北京、广州分别增设互联网法院。2018年9月,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先后揭牌运行。

在杭州、北京、广州设立互联网法院,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互联网法院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将有力促进数字经济和信息社会发展。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中国网民已由1997年的62万人增加至现在的8.5亿人,数量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5亿,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6.4亿,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7.6亿,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5.1亿。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553.9亿GB,人均每天上网226.3分种。[2]互联网金融业和移动应用的市场规模已经均居世界第一,2018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31.63万亿元;[3]2017年网络借贷、网络众筹、互联网支付累计交易额达到70万亿元。[4]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互联网的生态健康,互联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互联网法院正是信息时代的产物,也必将有力促进数字经济与信息社会发展。

(二)互联网法院是“互联网+”行劫的产物,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在互联网时代,人们活动的领域重心也逐渐从线下向网络上迁移,信息传递的渠道和载体从实体走向虚拟,工具和平台重构了整个社会的服务架构,使生活与工作方式更为便捷和高效。随之而来,公众对司法的需求也发生深刻变化,除了基木的公开、公平、公正与程序性权利的保障等价值需求外,公众期待更为多元化和个性化、精准化的司法运行模式,包括以下5个方面:一是便捷的在线场景,希望司法服务也能够在线化,实现类似网络购物、网上支付、网络社区等在线场景;二是高效的处置程序,习惯于短平快网络场景的当事人,需要诉讼也能够尽可能地简化程序、优化规则、缩短流程;三是即时便捷的交流渠道,如微信、QQ等即时通讯工具大大缩短了信息反馈的等待时间,公众期待能够随时随地进行交流、协商或者讨论;四是可切换的适用规则,类似O2O(线上对线下)方式,诉讼不仅需要全程网络化的规则,还需要线上线下可灵活切换的结合化规则;五是智能的回馈机制,依托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越来越多的环节可以依赖机器实现高度智能和快速精准的即时记录或反馈;等等。

人民群众在互联网时代所产生的新型司法需求和期待,必须通过顺应时代和技术发展潮流的方式来满足和实现,因此,设立互联网法院,积极探索在线审理模式,推动信息技术和司法制度深度融合,就成为司法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必然选择。

(三)互联网法院是网络法治的产物,将更好地发挥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作用。网络空间是一个开放、自由、包容的空间,但同时也必须是一个清朗、规范、法治的空间。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深入应用,对法治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实体性裁判规则和程序性诉讼机制两个方面。

在实体裁判规则方面。互联网不仅是实体社会的延伸,更是网络社会这一新型社会形态的载体,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传统法律关系的裁判规则,又催生出新型样态的社会纠纷,呼唤全新的裁判规则。比如,传统的侵犯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纠纷,因互联网的介入,对侵权主体、侵权手段、损害后果等方面的认定难度大大增加,随之发展出相应裁判规则,比如专属于网络侵权形态的“通知一删除”规则。而一些完全依赖于信息技术,只能发生于互联网的纠纷,如虚拟财产纠纷、数据权利纠纷、信息网络安全案件等,更是亟待明确权利边界、行为规则和裁判规范。设立互联网法院,就是通过集中管辖互联网案件特性突出的案件,发挥集中审理、专业化审判的优势,积极推动实体规则的完善、发展与创新,促进网络空间的有效治理。

在程序运行机制方面。现行诉讼制度和司法运行机制是构建于传统的工业化社会背景下的,主要采取面对面的交易,纸对纸的记录,亲临法庭诉辩的诉讼模式。但在当前大数据、大变革、大机遇的互联网时代,传统的以严谨、繁琐、封闭、程式化为特征的司法模式已难以满足司法公正高效、方便快捷、动态公开、全程透明等多元价值的需要,司法机制和模式本身需要向便利化、快捷化、开放化、个性化、规范化方向发展。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在线沟通逐渐取代现场沟通、书面沟通,网上行为具有虚拟化、数字化特征,相应的对诉讼也提出在线化、数字化的需求。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诉讼各环节的在线场景迁移提供了技术支撑,使在线诉讼成为可能。设立互联网法院正是直面新时代的各类司法需求,深度运用各类信息技术,对司法模式开展全新的探索和尝试,推动完善与互联网时代相适应的司法机制和诉讼制度。

(四)互联网法院是网络社会治理的产物,将更好地推动完善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指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依法治网成为中国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互联网领域的各种乱象不容忽视:利用信息技术实施的各类网络犯罪不断花样翻新;网络侵权行为持续易发多发;数据霸权、算法霸权问题日渐显现;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形势严峻;互联网领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任务艰巨;新兴经济形态和商业模式规则边界不清,触碰法律“红线”现象时有发生。推进互联网司法就是人民法院践行依法治网的具体举措,通过更新司法理念、创新司法模式、确立司法规则,有效打击网络犯罪、规范网络行为、维护网络秩序、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实现互联网空间的司法治理。我我我什么都没做

二、中国互联网法院的实践特色

从世界范围来看,司法活动电子化、网络化客观上已是广泛探索的司法运行模式,是一场司法活动方式的大变革,它代表着未来的改革潮流和发展方向。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引入电子诉讼。21世纪初,美国密歇根州议会通过网络法庭法(The Cyber Court Act),但项目最终受经费问题制约失败。[5]目前,美国联邦法院及各州法院民事诉讼都已引入电子立案系统。英国目前正探索建立在线法院,主要采取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处理标的额在25000英镑以下的案件。[6]2018年底,英国最高法院还组织召开了“国际在线司法论坛”。德国很早就启动了电子司法改革,2013年正式颁行了电子司法法,构建了德国电子司法的整体框架。[7]韩国2010年开始在普通民事诉讼中启用电子诉讼制度,部分案件和流程已具备无纸化在线运行的条件。[8]

与世界各国不同的是,中国对在线诉讼、互联网司法模式的探索走的是一条普遍化和专业化并行的道路。一方面,中国在全国法院积极推进智慧法院建设,推广网上立案、网上调解、网上接收材料、网上庭审、电子送达等。另一方面,中国设立3家互联网法院,走集中化、专业化的探索路径,通过划定管辖范围、拓展政策空间、加强法律支撑、深度运用信息技术等,推行全流程、专业化、高品质的在线诉讼。从司法模式上看,互联网法院的最突出特征是“网上纠纷网上审理”,具体而言,可概括为以下5个特征:

一是管辖集中化。从性质上看,互联网法院是集中管辖所在市的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特定类型互联网案件的第一审法院,目前不是专门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互联网法院规定》),互联网法院目前集中管辖11类互联网特性较为突出的互联网案件。

二是流程网络化。互联网法院依托信息技术,形成了一套以网络诉讼平台、视频庭审机制为中心的诉讼流程和程序规则,实现起诉、调解、立案、举证、质证、庭审、宣判、送达、执行等诉讼流程全程网络化。大多数案件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诉讼,实现诉讼流程从“线下”到“线上”转变、诉讼证据从当事人自行收集向“平台一键式引入”转变、诉讼引导从“碎片化”向“结构化”转变。杭州互联网法院还探索推行简单案件“异步审理”模式,[9]诉讼各方可在规定时限内按各自选择的时间登录诉讼平台,采取线上留言方式发表意见,而不必同步在线,进一步打破时空限制。3家互联网法院依托微信小程序开发“移动微法院”系统,[10]当事人只需一部手机就能完成诉讼,使公平正义更加触手可及。

三是办案智能化。互联网法院积极研发了各类智能化辅助办案系统,实现智能化立案、庭审语音自动识别、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裁判文书自动生成、诉讼文书一键电子送达等功能。如杭州互联网法院,目前已有近1900件金融借款案件通过智能辅助系统自动生成和送达裁判文书,平均审理天数20天,平均仅需投入工作量约80分钟。[11]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运行一年来自动生成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4597份,裁判文书自动生成率达50.3%,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等制式文书自动生成率达100%。[12]截至2019年8月底,杭州、北京、广州3家互联网法院平均全流程在线审结案件35267件,人均办案超过600件,在线庭审平均用时45分钟,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约38天,比传统审理模式分别节约时间约3/5和1/2,一审服判息诉率达98%, [13]在线诉讼的优势和效果得到充分显现。

四是平台开放化。互联网法院以开放共享、互联互通的互联网思维,改变过去单向、孤立的办案模式,积极开放在线诉讼平台,打破数据壁垒,打通信息堵点,实现法院内部与外部数据有效对接,让当事人享受“一键提交、一链办理、一线联通、一网通办”的一站式服务。比如互联网法院电子诉讼平台与当地公安、工商、三大通讯运营商、电子商务平台等进行数据对接,实现诉讼主体身份线上核实、证据材料在线提取、诉讼文书在线送达等,司法效率明显提升。[14]同时,互联网法院通过在线纠纷解决平台,积极与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各大电商平台纠纷解决机构等对接,构建漏斗式的涉网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杭州互联网法院前置调解成功率近20%,立案调撤率达79.3%,调解案件自动履行率达97.3%。[15]北京互联网法院通过诉前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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