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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刑事诉讼释明的偏差及矫正
【作者】 姬美修周晓解思辛
【作者单位】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34【页码】 7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4076    
  

作为一项诉讼引导和法官指挥的权能,[1]释明在保障诉讼双方合法权益、推动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域外的立法和司法情况来看,释明制度在很多国家的诉讼活动中都处于重要位置,德国有学者甚至称其为“诉讼法的大宪章”。[2]当前,我国民事、行政诉讼释明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而刑事诉讼释明问题却鲜有人问津。事实上,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虽未明确规定释明制度,但在许多条文规定中却可以看到释明的影子,而且释明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频率可谓相当高。根据笔者对77名刑事法官的访谈,几乎所有受访刑事法官都表示曾在审判过程中进行过释明,且半数以上的刑事法官经常释明。尽管适用空间广泛,刑事诉讼释明在实践运用中却常常出现偏差,偏离了其初衷和目标。本文欲对刑事诉讼释明的偏差适用进行类型化分析,明晰原因并构思矫正对策,力求促进刑事诉讼释明的规范适用,推动庭审实质化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一、刑事诉讼中释明偏差的类型化分析

“释明”一词的原意是指对本来不明了的事项进行解释使之明了化,其发端于大陆法系国家,首先在民事诉讼中被广泛运用,主要是为了使不明确的事项变得明确,加强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保障当事人实体和程序权利。[3]推至刑事诉讼中,释明可以解释为,刑事法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向刑事诉讼参与人如公诉人、自诉人、被告人、辩护人、被害人等,阐释具体的权利义务、指控犯罪事实、变更罪名、证据认证、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量刑、判决内容等有关情况,促使有关人员明确有关诉讼事项,推动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制度。释明看似是一项细小的制度,但有时却能影响案件的走向,甚至“会使案件结果发生逆转”, [4]因而刑事诉讼中的释明偏差极有可能对司法效率和司法公信力造成影响。

(一)主观抵制释明型。这主要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官对于应当释明的事项主观上忽视释明或故意不释明的情形,其实质属于司法不作为。

1.忽视释明型。指法官未能意识到释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未予释明。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是超职权主义的,但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开始强调当事人主义的重要性,突出法官的中立地位,倾向于减少法官在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中施加影响的机会,这令一些法官潜意识里认为释明会影响裁判的中立性,“容易和一方或双方形成对立情绪,出力不讨好”,[5]于是不自觉地在主观上忽视了释明的作用,从而在应当释明的情形下未予释明。

2.故意不释明型。指法官内心意识到应就某些事项进行一定的释明,但由于法律规定模糊或自身司法能力所限,担心对释明的事项、方式、程度等把握不准从而导致释明不当,索性故意回避释明的适用。笔者在访谈调查中发现,故意不释明的情形在实践中屡屡出现,主观上担心说多说错被诉讼参与人抓到把柄或担心自身专业知识和释明技巧有限而无法清晰释明等心理不断牵制着法官,相比之下,甩手掌柜式的处理方式似乎显得更为安全,因而一些法官选择了不进行释明。(见图一)

(图略)

图一:法官在释明中有所保留的比例及原因

(二)刻板保守释明型。主要指法官对于释明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但在运用时却始终拘泥于刑事诉讼法律的明文规定,成文法的框架性约束成了“释明的牢笼”,法官无法根据案件事实发挥自由裁量作用,致使释明的效果大打折扣。具体而言,对于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中明确规定法官要释明的,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220条法庭对证据有疑问时的释明、第227条被告人认罪的案件确认被告人知悉法律后果的释明、第243条建议检察院补充或变更起诉的释明等法定释明情形,多数法官会在自身业务能力范围内就法条规定的内容进行或详细或简单的释明。但在法律未明确要求释明时,许多法官不愿主动释明。刻板保守释明的行为模式是一切以法律规定为准,有明确规定的才释明,没有规定的则不作释明。照此逻辑,由于目前刑事诉讼法律对于释明的规定相对较少且较为模糊,刑事法官的释明范围将变得极为狭窄,控辩双方从法官释明中获得的指导亦将很有限,释明的价值将很难实现。

(三)机械套用释明型。主要指法官对于刑事诉讼释明不会活用,生搬硬套民事或行政诉讼中的释明规则,导致释明出现偏差的情形。诚然,诉讼本质上的相通性使刑事释明与民事、行政的释明具有很多类似的共同点,但必须注意到,刑事诉讼有着不同于民事、行政诉讼的独特规律和特点,如果不根据刑事诉讼特点而对其他诉讼中的释明规则直接加以套用,必然导致释明适用的偏差。机械套用释明情形常常出现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民事诉讼部分虽然按照民事纠纷处理,但它与一般的民事诉讼又有区别。如N市法院王某某交通肇事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法官在庭审时针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伤残补助赔偿请求进行了询问,但未释明该项内容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处理范围,给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积极的诉讼预期,依法判决后引发民事诉讼原告人信访,案件虽未出现实质性错误,但对法院司法公信力造成了不良影响。

(四)超越限度释明型。主要指法官未能把握好释明的尺度,对不该释明或不必要释明的内容也进行了释明,导致诉讼主体结构不平衡的情况。过度释明的本质属于司法越权,“由于法官过分或无限度地进行具体释明,可能招致对审判公正性的怀疑”。[6]如丹宁勋爵所言:“只有在需要澄清任何被忽略的或不清楚的问题时,在需要促使当事人行为得体以符合法律规范时,在需要排除与案情无关的事情和制止重复时,在需要通过巧妙的插话以确保法官明白律师阐述的问题,以便作出估价时,法官才需要亲自发问。”[7]超越限度释明目前在实践中并不少见,究其原因是法官对释明的边界认识不清,主动行使职权过度。超越限度释明可能导致释明结果无效,也可能虽然释明过度但释明结果依然有效,而后者仍然会使当事人质疑司法裁判公正性,从而减损司法公信力。如H市法院严某交通肇事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法官不仅向被害人亲属释明了赔偿标准、范围等,还向其释明可以获得赔偿的具体金额,但之后判决金额与释明金额不一致,引发被害人亲属长期信访。

(五)识别错误释明型。主要指法官对于证据认证、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要素缺乏清晰的认知和判断,导致其在释明过程中出现偏差,造成案件定罪量刑错误,损害被告人合法权益。

1.定性差错型。指对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或被告人犯罪构成要件的关键事实释明错误,导致案件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界定上出现错误。特别是在公诉案件中,部分法官会对检察院指控的犯罪情节和量刑建议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不能及时发现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存在的问题,从而一错到底。如最高人民法院第93号指导性案例于某故意伤害案,一审法官支持了检察院关于被告人持尖刀捅刺致人死亡、重伤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意见,针对辩方正当防卫的辩护意见,向其释明“本案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二审对此进行了改判,认定正在进行的、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应系不法侵害,于某行为构成正当防卫。

2.量刑差错型。指法官在认定被告人罪行量刑因素方面出现错误,导致案件量刑出现畸轻畸重的情况。如天津赵某某非法持有枪支案,一审法院在量刑释明时仅以公安物证鉴定中心对枪支鉴定的结果为依据,未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6个月。二审法院经综合考量,认为赵某某非法持有枪支是以经营为目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小,改判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二、刑事诉讼释明偏差的危害及原因检视

(一)刑事诉讼释明偏差的危害

“信息交换及意思疏通的质量决定了诉讼本身的质量”,[8]刑事诉讼释明作为法官与控辩双方进行对话和沟通的手段,一旦产生偏差,很容易影响刑事诉讼本身的质量。第一,可能导致法院突袭性裁判,不利于保障被告方的合法权益。突袭性裁判在德国被称为“司法之癌症损害”,[9]其不仅损害了程序公正,也影响了实体公正。前述主观抵制型和刻板保守型释明使法官的心证过程无法及时展现给控辩双方,控辩双方尤其是辩方发表意见的机会可能被剥夺,法官裁判结果可能超出预期造成裁判突袭,导致较高的上诉率。第二可能导致粗放型庭审模式,不利于庭审实质化的实现。在庭审中,诉讼参与人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陷入细枝末节的泥潭而迷失诉讼目的,法官需要始终防止诉讼活动偏离争议的事实。前述的各类释明偏差情况中,法官缺乏一种对诉讼秩序的合理把控、引导和限定,致使庭审过程中证据审查、事实查明、法庭辩论等程序不能实质化、规范化、完全化地展开,庭审沦为“走过场”,法官很难在庭审上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只能在庭下通过阅卷了解案件信息,庭审还原真相的作用被虚化,裁判与庭审之间形成脱节。第三,可能引发当事人对公正裁判的质疑,不利于司法公信力提升。释明制度诞生之初是为了帮助当事人理解法律以正确行使处分权,[10]推及刑事诉讼中,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扶助弱势群体、促进控辩平等、实现实质公平的目的,但如前述机械套用型、超越限度型和识别错误型释明典型案例所示,由于法官释明过度、释明错误导致当事人对司法公正产生质疑,或是引发当事人信访,或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二)刑事诉讼释明偏差的原因检视

1.刑事诉讼释明相关法律规范有所缺失。释明制度起源于民事诉讼,虽然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在本质上有相通性,但刑事案件对事实的探知程度更深,这就对刑事释明提出了更高的规范要求。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框架下,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刑事法官释明的概念、内涵和操作规程等均未作明确的规定,仅在法庭对证据有疑问、被告人认罪等具体情形处理中偶见零星规定,并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可以说,刑事法官的释明正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当前实践中,刑事诉讼释明主要还是凭着法官的生活阅历、司法经验甚至个人直觉在进行,缺乏统一性,由此导致释明方式、内容和效果参差不齐,释明不足、释明过度、释明错误等偏差情况频繁出现。

2.刑事诉讼释明的技术性要求难以被准确掌握。刑事诉讼往往美涉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涉及领域的专业性程度也越来越高,作为释明主体的法官肩负着弥补法律专业化和大众化鸿沟的作用。释明并非简单的叙述、说明,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何时释明、如何释明、释明到何种程度等都需要法官运用司法智慧进行慎重考量。可以说,释明的技术性要求之高,非经长期的司法训练往往很难准确掌握,即便是在释明制度较为成熟的大陆法系国家,其技术性难题也依然存在。如德国虽早在1877年就建立了释明制度,但关于释明的争议及困惑却一直存在,甚至愈发激烈,[11]日本学界也一直认为释明“界限的划定相当困难”。[12]实践中,部分法官囿于专业水准的局限性,不具备熟练掌握运用法理、法条释明的技术和能力,遇到需要释明的情形,只能有意回避或敷衍了事,这也导致“与其处理不好不如不处理”的释明偏差现象大量存在。

3.部分法官对释明的主观认识模糊不清。在刑事诉讼超职权主义模式支配下,刑事诉讼的功能偏重于惩罚犯罪、维护秩序,赋予司法机关较大的权力以保证案件事实的查明,刑事法官对刑事诉讼的推进掌握着绝对的控制权,此时法官会积极进行释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超职权主义的,但近年来,在诉讼制度改革特别是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影响下,我国刑事诉讼模式逐渐转型,将保障被告人权利和程序公正摆在重要位置,强调法官裁判的消极被动性,强调控辩双方均衡对抗,法官不应对诉讼过程主动施加影响。因此,实践中两种不尽相同的刑事诉讼模式交织带来的影响,导致部分法官对释明产生无所适从的心理,从而出现主观抵制释明和超越限度释明并存的现象。

三、刑事诉讼释明适用的规范化路径

释明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交涉促进共识,从而最大化地实现公平正义,就刑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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