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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构建执行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的设想
【作者】 洪泉寿【作者单位】 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科技法学【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34【页码】 66
【摘要】

法院执行工作搭乘大数据“快车”,在构建上级法院对执行工作“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管理”的执行新体制,促进执行管理方式向集约化、扁平化、可视化管理转变,营造执行实施工作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上有诸多优势,但也面临着数据过载压力大、数据快速处理能力要求高、数据多样性需甄别选取、数据价值需综合分析等难题。因而,人民法院要充分运用执行大数据,就必须打造云计算平台,实施执行信息全要素录入与动态维护,开设受馈信息智能筛选与自动比对功能。唯此,才能实现执行工作与大数据的深度融合,使大数据真正成为法院执行工作的利器,促进执行工作科学发展。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4082    
  

为顺应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底开通了具有信用惩戒、网络查控、案件管理、信息公开等功能的执行指挥中心系统,推进全国四级法院执行网络纵向互联,以及与各国家机关、商业银行总行网络横向对接。[1]该系统的运行,标志着法院执行工作正式进入了“准大数据”时代,也意味着执行人员足不出户便可通过指尖操作该系统在线查找债务人行踪及其财产等信息线索。[2]不过,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任何事物的壮大发展和广泛应用均存在两面性,大数据在带给法院执行工作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给执行工作带来不利影响甚至严重冲击的风险,须不断探究及解决大数据技术所引致的诸多新问题新情况,来实现避害趋利,最终使大数据真正成为法院执行工作的利器。

一、人民法院运用执行大数据的诸多优势

大数据对执行工作有着相较于传统执行模式难以比拟的诸多优势,其体现在构建上级法院对执行工作“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管理”的执行新体制,促进执行管理方式向集约化、扁平化、可视化管理转变,营造执行实施工作全国一盘棋的格局等各个方面。[3]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点:

(一)实现信息互联共享

在以往的执行模式中,执行信息的缺乏通常是制约法院执行质效的主要瓶颈问题。这一状况的存在,使得大多数法院一直将主要执行资源配置到执行信息的有效获取上。在以往的执行模式中,为最大化实现执行信息互联共享的价值,众多法院对此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如部分省市法院健全完善了执行信息协助与共享机制,建立了执行法院与协助执行机构信息共享交流平台等。虽然上述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执行部门对执行信息的查获路径,为执行部门获取信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能够较好地推进法院执行工作的发展,但依然存在信息获取不全面、信息反馈不及时和信息调查不便等不足。而究根结底,这并不是源于执行法院自身存在思想和行动的懈怠,而是以往的执行模式下信息传导联动面不足所引致的必然结果。通过大数据技术,这些不足可以得到有效克服。

首先,能有效实现法院系统内执行信息互通和共享。各地各级法院间能够借助全国法院执行指挥系统,将各地法院所立案件中与债务人有关的财产和身份等信息进行联网共享,某执行法院能及时获知其所立案件债务人在其他法院作为原告且已胜诉获赔的信息,进而获得相关法院的协助执行。其次,能推进执行法院与系统外财产存放及登记机构间的信息互通和共享。借助全国法院执行指挥系统同关联机构的对接和互联,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与公安、银行、工商、农业、交通、证监、银监、支付宝、京东、腾讯等单位相关信息的共享互联,实现对债务人在全国范围内的车辆、银行存款、证券、船舶、身份证件、人民币结算账户、工商登记、银行卡消费记录和组织机构代码等信息的查询和部分控制。[4]地方法院也能在尚未完成全国统一登记的财产类型如地方商业银行存款、土地、房屋等方面探索实行查控自动智能化。可以说,“总对总”和“点对点”的协调互补,有效化解被执行财产难找、债务人难寻、协助执行人不配合等问题,并借此推进执行法院同社会公开信息的互通和共享。借助对接社会大数据系统,执行法院能够通过智能过滤、自动搜集等手段,在有效取得执行信息的同时,向社会大数据系统供给债务人失信名单等信息,使执行法院真正成为社会大数据系统的信息供给源,甚至是主要信息供给源。[5]

(二)查控财产高效便捷

以往的执行方式中,查控财产通常是挤占执行资源最多,也是最易于产生不作为、慢作为甚至以权谋私等问题的环节。如实施查控都须2人以上,且每个案件一般都需要多次实施、奔赴多地进行查控,所挤占的执行资源极为巨大;再如为保全或续保涉案房产、银行账户,通常需要执行人员横跨多个省市,而有时所保全的财产还远不及执行人员的差旅费,从而引致严重的资金浪费;又如执行法官委托律师调查制度,相关单位往往以法院文件非法律法规为由拒绝受理,甚至拒绝律师调查并要求法官到场查询等。而大数据所兼有的特性,恰恰可以化解执行法院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首先,非亲历性的查控财产能有效减缓案多人少矛盾。执行法院借助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电子签名等先进技术,即可通过信息网络直接查控债务人财产,而不需要执行人员点对点外出查找,由此便使大量的执行力量从琐碎的执行工作中脱离出来。如对债务人银行账户的查封,在借助互联网获取到债务人的银行账户后,便能够直接在互联网上开展冻结、查封乃至划扣等手续的办理,而相应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或回执等执行文书便能够同时借助互联网进行送达,从而将查询到控制(处置)债务人银行账户的时间间隔降至最低,实现执行人物力的省却。[6]其次,实时性查控财产能够强化执行法院快速反应能力。在大数据时代,对执行财产的查控重在兵贵神速,这是因为相关责任财产可以在瞬间实现转移。执行法院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便能够实现以快制快、及时查控责任财产的目的。最后,全程留痕查控行为能够有效规范和制约法院执行行为。全程留痕执行过程是实现执行规范、执行公开的重要方式,既能确立执行行为标准,提高执行法院的工作要求,也能为执行权打造信息技术的“笼子”,防止体外循环、逃逸监督,为社会公众及当事人参与、监督执行工作提供便利。在信息时代,任何人在互联网中开展任一活动,均会在互联网中留下蛛丝马迹,而这些不易察觉的痕迹往往成为执行法院依法依规执行的重要证据,也是协助执行人履行法定义务的重要凭证。法小宝

(三)联动威慑力度大范围广

近些年,为强化法院执行威慑力,各地法院均先后健全完善了系列制度规范,如信用惩戒制度、限制失信被执行人高消费制度等,这些制度措施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提升了法院执行威慑力度。不过,囿于众多主客观因素,其并未能充分发挥出特别明显的作用。尤其是在实施相关法规方面,仍有着落地效果不好、推行阻力大等问题,如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高消费上,目前除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上具有较强操作性外,对失信被执行人进入高档住所、餐饮等场所消费,法院依然面临着难以监控、查知、取证等困难,由此便使得该措施执行效果差强人意,甚至大打折扣。若要真正落地相关执行威慑机制,信息技术便能够为其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和技术支持。

首先,实现有效性举证。在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后,能够借助失信被执行人住宿、餐饮场所的公共监控影像或消费信息比对等渠道,使执行法院迅速获得失信被执行人违法消费等信息,并将之作为实施威慑制裁的必要证据。其次,实现实时性威慑。在大数据时代,由于可以进行实时信息传递,如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限制出境或限制高消费等威慑措施,如果执行法院第一时间实施后,失信被执行人便能及时从相关部门获知其已受控的情况,而这一受控所形成的威慑影响无疑大于事后惩戒。最后,实现广泛性威慑。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呈现出几何级传递的效应,若执行法院及时将失信被执行人个人信息录入失信黑名单,该信息即刻便迅速扩散,使债务人在出行、信贷等各领域受到广泛限制。这既可有效威慑到其他被执行人,也可有效引导社会公众形成正确价值观。

二、人民法院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的难题

(一)数据过载压力大

体量大、数据多的规模性是大数据的首要特征,这就需要人们系统全面分析海量的数据,以获取有价值的服务、见解或者产品,所以,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价值,必先熟练掌握相应的分析大规模数据的能力。对法院执行工作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活动及人员流动的范围较之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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