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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论法解释的情理性与客观性
【英文标题】 On the reasonableness and objectiveness of law explanation
【作者】 范进学【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法律解释;情理性;主观性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2)06—0005—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6
【页码】 5
【摘要】

各种法律文本的解释方法都可归结为情理性解释,法解释者的解释只有采纳了情理性的论据时才具有说服力。法解释过程具有主观性,但结论却是法解释者遵循法解释程序原则的主观性判断客观化的产物,具有客观性。所以,情理性解释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788    
  就严格意义而言,无论是制定法还是判例法,在法律适用中均存在着被解释的问题。在法解释的领域,解释者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他(她)将遵循什么原则来进行法解释?如何克服法的客观性与法解释的主观性之间的对峙与矛盾?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事实上就构成了法解释理论的基石。
  一、情理性:法解释的基本原则
  那种“法条(规则)加上事实等于判决”的自动售货机式思维审判方式不啻于是一种虚幻的神话。只要是法律适用,就必然是人在适用而不是法在适用;所以法律的适用过程亦往往是适用主体的主观意志被具体化为个案的过程。但在一个法治国家,这种适用主体的判决“决不是产生于某个任意的无预见的决定,而是产生于对整个情况的公正的权衡。任何一个深入到全部具体情况里的人都能够承担这种公正的权衡。”{1}在笔者看来,“公正的权衡”就是一种合乎情理性的解释。这里的“情理”不是中国式的“人情”与“天理”的特定语境意义上的狭义概念,而是就广义而言的,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它含有公正性、道德性与被人可接受性、被社会可认可性等价值特征。而法解释必然伴有价值判断作为不言自明的事实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日本学者尾高朝雄认为,“法解释学上的争议,不仅是关于真理的论争,而是价值观上的斗争。”{2}我国学者苏力先生也认为,司法中的所谓“解释”,“就其根本来看不是一个解释的问题,而是一个判断问题。司法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搞清楚文字的含义是什么,而在于判定什么样的决定是比较好的,是社会可以接受的。”{3}可以说,情理原则是几乎所有法解释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的基本原则,因为法解释者诠释法律的目的,一是将法律具体化于每一种具体的案件中,即用加达默尔的话说就是解释的任务是应用;二是法解释者通过对法律的解释而对法律的发展做出贡献,他传播着法律公平的声音,宣扬着法律正义的呐喊,演示着法治的活话剧。无论哪一种目的的实现与完成,皆需要法解释者情理性的诠释,或出于道德理念,或出于习惯、风俗与惯例,或出于妥当性等。说到底,均出于对问题的合理解决与社会大众的认可,并以此增强人们对法律的期望感与信仰感,使人们意识到所有问题解决的公平程度都莫过于法律,是法律而不是其他东西能够给人一种公平与正义的关怀。人们常说“法律是无情的”,其实法律是有情的,法律绝不是冷冰冰的法条组合,若真是法律无情,没有“人情味”,谁还信任它,更谈不上信仰它。法律有情除了规则本身的道德性外,更主要的在于法解释者在解释法律时赋予了法律以情感———解释者自身的公平、正义、良心等道德情感。丹宁勋爵引用法官休厄特的一句名言说:法官“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无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4}情理来自于正义,来自于公平。象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那样,为了不让不公正的法律发挥其效力而通过情理原则解释法律使之符合公平与正义的要求。因为“在明显的不公正的面前……法官们可以、也应该以他们的善意去弥补它,如果需要,就在法律的文句中加进公正的解释。”{4}(P18)这种“善意”与“公正”正是法解释中情理原则的体现。所以,任何一项合理的判决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价值性,判决的合理与不合理、公正与不公正不就是在作了价值判断后而给出的结论吗?情理蕴涵于案件的判决之中,只有情理性的法解释才能熨平法律织物上的皱折而使法律张扬公平的价值。因此,“在一个典型的法典中,几乎没有一条法规不需要作司法解释”{5}的情形下,情理性原则实际上为每个法解释者所运用。
  尽管波斯纳称“解释”是一条变色龙,{6}但各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在笔者看来都可归结为情理性解释,即无论是文义或平义解释、法意和目的解释、语境解释或体系解释,还是其他解释方法,都需要解释者运用判断力去正确评价具体情况,法律的意义只有存在于应用中才能成为具体的情理化的意蕴。按照法律条文用语之文义及通用方式以阐释法律之意义内容为文义或平义解释。苏力先生认为,如果意义真就隐含在语言中,我们就应当假定,只要懂得语言,就应当了解法律。然而,意义是读者在阅读中的一种创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读者赋予文字的,而不是文字或语词的自然产物。{3}(P33—44)其实文字语言只代表最初表述者的意思表达,由于语言文字具有流变性,事过境迁,后来的读者在阅读文字时就会因文字含义的变迁而获得不同的理解。梅利曼指出:“条文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意思,它的意思要看运用它的人怎样理解。”{5}(P49)这正所谓“作者带去语词,而由读者带去意义。”{7}这种理解活动在加达默尔看来始终是创造性的行为,“如果我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1}(P381)但作者与读者对文字的不同理解却不会影响他们所得出不同的但合乎情理的结论。即使是在文字表述非常简洁、明确、精确的情况下,法解释者也多会出于情理的考虑而使判决不失公平与正义性。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中曾引证“埃尔默案”,[1]按照当时纽约州的法律,埃尔默有权继承遗产,因为法律规定的遗嘱有效的文字内容既非模棱两可,也非含糊不清,而是语义明确。然而审理此案的厄尔法官却认为假设按照纽约遗嘱法让杀人犯接受遗产,那是荒唐的,也不符合正义原则以及“任何人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的古老道德法则,因而遗嘱法的文字被情理化的解释为否认以杀人来获得遗产者的继承权。所以,当即使是明确无误的文字却可能导致荒谬或不公正结果的情形时,法解释者则会选择情理化的处理;否则,将会导致法律的正当性、合理性的丧失。事实上,在语言文字明确而又不会导致不公正时,法适用者可能无须作解释,但结果也应该是同样的具有情理性。而笔者在此想强调指出的是,当条文含糊、其意不清楚或条文与条文间存有矛盾与冲突等情况时,法解释者则必须遵从情理原则,作出符合情理性的价值选择。正如1904年法国最高法院院长巴洛·博普雷在庆祝民法典一百周年讲演中提到民法典的解释时所指出的那样:“当条文有些含糊时,当它的意义与范围存在疑点,当同另一条文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内容或有矛盾,或者受限制,或者相反有所扩展时,我认为这时法官可有最广泛的解释权;他不必致力于无休止地探讨百年以前法典作者制定这一条文时是怎样想的;他应问问自己假如今天这些作者制订这同一条文,他们的思想会是怎样的,他应想到面对着一个世纪以来法国在思想、风俗习惯、法制、社会与经济情况各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正义与理智迫使我们慷慨地、合乎人情地使法律条文适应现代生活的现实与要求。”{8}按照语言核心———边缘理论,语言核心部分其意图甚明确,但语言的边缘却是朦胧的、模糊的,而在模糊的领域内,解释者非仅依字典上之字义所能决定,不能不作利益衡量及目的解释。{9}
  然而,目的解释即以法律规范目的为根据、以阐释法律疑义的解释,抑或法意解释即“探求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所作的价值判断极其所欲实现的目的、以推知立法者之意思”{9}(P123)就可脱离情理性解释吗?人们对立法目的或立法原意的追问是:一个法律或法条究竟有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原意或目的?艾柯教授认为“本文的意图只是读者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推测出来的。读者的积极作用主要就在于对本文的意图进行推测。”{7}(P77)而实际情况又当如何呢?作为读者的法解释者无论如何是无法确立立法目的或原意的,其实作品一旦出现,有时连作者本人也无法十分清楚他的目的或原意是什么,更何况法律作品不同于文学作品,它是由众多作者逐渐完成的,立法者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复数混合体,法律正是这个集体意志的相互妥协的产物,对于某一条文的达成,有着不同利益的立法者所欲达到的目的是不一致的,所以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统一而明确的立法意图。即便有一个所谓的“立法原意”,要理出其意图亦特别困难。{8}(P111)同时,法律都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历史阶段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习惯等发展的产物,即使法律有目的或原意也是历史性的,而对于历史情境的客观重现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意义总是由解释者所处的历史处境乃至由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所规定。如果试图使用当时的立法准备资料来探究立法目的,那么这种努力过程中就会充满陷阱和圈套。所以试图发现统一的立法意图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徒劳无益的工作。哈里·W·琼斯指出:“如果‘立法意图’被期望来表示上下立法两院的全部成员对法规术语所作的一种一致的解释,那么显而易见,它只是一个纯属虚构的概念而已。”{10}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法律离人们日益久远;那些确定法律含义的共同体已经解体或死亡,“我们不可能叫醒那些法律创制者们询问我们是否正确地阅读了他们的词语。”{6}(P372)加上语言的变迁,人们对立法原则就更难以把握。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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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424.

{2}梁慧星.民法解释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171.

{3}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A).梁治平.法律解释问题(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8.

{4}(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98.

{5}(美)梅利曼.大陆法系(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4.47.

{6}(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342.

{7}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M).北京:三联书店,1997.28.

{8}(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12.

{9}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4.

{10}(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534.

{11}J.Gray.the natare and Sances of the Law (M).New York:The Macnillan Company,1921.171.

{12}陈金钊.法律解释的哲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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