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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论共有物分割请求权的限制
【副标题】 “刘柯妤诉刘茂勇、周忠容共有房屋分割案”评释
【英文标题】 On limitation of Right of Claim for Dividing Co-owned Property
【作者】 杨旭【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法学院
【分类】 物权
【中文关键词】 共有物分割;共有的类型;分割请求权;法律漏洞填补;民法典
【文章编码】 1005-9512-(2017)04-0146-1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4
【页码】 146
【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刘柯妤诉刘茂勇、周忠容共有房屋分割案”涉及共有法律规则的诸多方面,各级法院虽判决结论一致,但裁判理由不同,甚至对法律依据的选择也大相径庭,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分析。要正确认定共有的类型,应先考察共有人之间是否存在法定共同关系,再辅之以共有人约定。本案当事人间不存在法定共同关系,只能是按份共有。按份共有具有的“双重面向”决定了共有物分割的“三重效力”,故共有物分割不同于共有份额的让与,与共有物处分也有本质区别,由此决定应以我国《物权法》第99条作为本案的法律依据,不过,该条“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之规定有其特定的事实基础和价值评判,难以完全适应按份共有的全部情形。为寻求个案正义与法的安定性之间的平衡,应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对该条在该案中的法律漏洞进行填补,以限制原告分割请求权的行使。由此,不仅可以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概括的“裁判摘要”,还可以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为目前正在进行的我国民法典编纂工作提供参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2834    
  
  所有权可以由一人单独享有,也可以由数人共同分享。[1]在共有的情形,权利主体的复数性使法律关系变得高度复杂,不仅涉及共有人对共有物的支配关系,还涉及数个共有人间的相互关系,有必要深入研究。我国目前对共有法的研究更多着眼于抽象理论的探讨,并未对实务给予足够的关注。然而,往往是实务中发生的典型案件最能显示出现行法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刊载的“刘柯妤诉刘茂勇、周忠容共有房屋分割案”(以下简称:本案)便是其中之一。[2]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共有物分割,但又涉及共有法律规则的诸多方面。更重要的是,本案还触及司法裁判对法与道德的协调这一重大的方法论问题。本案若能处理得当,将对法院今后裁判类似案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遗憾的是,审理本案的各级法院虽然在判决结论上保持一致,但其裁判理由却各执一词,甚至对法律依据的选择也是大相径庭。尤其是再审法院,其裁判理由过于强调道德说教,未能充分把握本案在法律适用上的核心问题,难以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公报》在生效判决基础上概括的“裁判摘要”不仅将本案的主题过度扩张,而且存在更大的误导性。因此,笔者于本文尝试以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与学说为基础,并借鉴域外法的有益经验,对本案所涉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从而充分发挥其作为公报案例所应有的示范作用;针对现行法的不足,笔者将提出立法建议,以期为正在进行的我国民法典编纂工作提供参考。
  一、判决文本梳理
  本案基本案情如下。被告刘茂勇、周忠容系夫妻,原告刘柯妤系两被告的独生女。2012年11月,刘茂勇、周忠容、刘柯妤购买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子如路X号X号楼X号房屋,购房合同约定刘柯妤占90%,刘茂勇、周忠容各占5%,大部分购房款由刘茂勇、周忠容出资。2014年5月,该房屋交付使用,同年8月办理了房屋产权证(X房地证X字第03200号),载明该房屋为成套住宅,权利人为刘茂勇、周忠容、刘柯妤,但未对产权份额予以明确。其后,刘柯妤与刘茂勇、周忠容因房屋装修发生争议,刘柯妤于2014年6月2日书面通知二被告停止装修该房屋未果。之后,刘柯妤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分割该房屋,判决该房屋中属于二被告10%的房屋产权部分分割归原告所有,由原告对二被告予以补偿;二被告赔偿其擅自装修给原告造成的损失。
  另有如下情况需加以说明。第一,两被告提出(一审时),因原告担心二人去世前将房屋送与他人,要求对房屋享有90%的产权,二人同意。第二,涉案房屋为两被告仅有的住房,二人不愿转让房屋产权份额。第三,原告主张(二审、再审时),两被告可到苏州与之共同居住,也可以每月共计7000元左右的退休金租房居住,但两被告拒绝。第四,原告提供(再审时)房管部门重新颁发的房屋产权证(X房地证X字第01655号)证明涉案房屋系由三人按份共有,并认为其享有90%的份额,依我国《物权法》第97条之规定有权对该房屋主张折价分割,也有权处分。第五,两被告提出(再审时),其所支付的购房资金来源于变卖自有住房的价款和原告偿还的款项;两被告说明,不同意转让份额是担心原告取得完全产权后处分房屋而导致其无房居住,两被告并承诺有生之年不转让其享有的份额,二人去世后其份额归原告所有。
  综合一审法院判决如下。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告刘柯妤,被告刘茂勇、周忠容按份共有的该房屋是双方基于居住目的而购买,该房屋系成套住宅,是一个整体,具有不可分性。双方虽作为按份共有人有权转让自己享有的份额,但不能未经其他按份共有人同意而强行购买他人享有的份额,二被告不同意将自己享有的份额转让,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应当尊重二被告的意见。现二被告无其他房屋居住,上述房屋是其唯一可行使居住权的场所,二被告为安度晚年生活,有权居住。二被告与原告间有父母子女特殊关系,从赡养关系上原告亦应支持二被告居住该房屋,且二被告装修房屋并未造成原告损失。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从法律上、道义上均不能成立,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78条和我国《物权法》第93条、第94条、第99条之规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综合二审法院判决如下。该房屋产权证载明涉案房屋的权利人为被上诉人刘茂勇、周忠容及上诉人刘柯妤,但未载明权利人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故涉案房屋应为各权利人共同共有。虽然刘茂勇、周忠容、刘柯妤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份额,但该约定只能视为权利人内部约定,不具有公示效力。我国《物权法》第9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本案中,刘柯妤未举示证据证明其请求分割涉案房屋符合法律规定,故其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结果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综合再审法院判决如下。现有新证据证明,本案讼争房屋系被申请人刘茂勇、周忠容及再审申请人刘柯妤按份共有。单从我国《物权法》第97条之规定看,刘柯妤占份额90%,有权决定本案讼争房屋的处分,但本案中刘茂勇、周忠容与刘柯妤系父母子女关系,双方以居住为目的购房,从购房的相关证据看,大部分房款由刘茂勇、周忠容出资,刘茂勇、周忠容购房时将大部分财产份额登记在刘柯妤名下,超出刘柯妤出资部分,具有赠与性质,系父母疼爱子女的具体表现。“百善孝为先”一直是中国社会各阶层所尊崇的基本伦理道德。孝敬父母乃“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德之本”,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石,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亲子之爱是人世间最真诚、最深厚、最持久的爱,为人子女,不仅应在物质上赡养父母,满足父母日常生活的物质需要,也应在精神上慰藉父母,善待父母,努力让父母安宁、愉快地生活。从刘柯妤陈述及提交的《承诺书》看,刘柯妤仍存有赡养父母之念,值得肯定和发扬。目前刘茂勇、周忠容与刘柯妤之间存在较深的误解与隔阂,双方生活习惯差距较大,刘茂勇、周忠容多年在本土生活,不愿去苏州与刘柯妤共同居住生活,刘茂勇、周忠容对居住地和居住方式的选择应予尊重,他人不应强求。刘柯妤虽然承诺财产份额转让后,可由刘茂勇、周忠容居住使用该房屋至去世时止,但双方目前缺乏基本的信任,刘茂勇、周忠容担心刘柯妤取得完全产权后变卖房屋而导致其无房居住,具有一定合理性。刘茂勇、周忠容承诺有生之年不转让处分享有的份额,去世之后其份额归刘柯妤所有,刘茂勇、周忠容持有的财产份额价值较小,单独转让的可能性不大,刘柯妤担心父母将其财产份额转让他人,无事实根据,且刘柯妤承诺该房由其父母继续居住,目前要求其父母转让财产份额并无实际意义,徒增其父母的担忧,不符合精神上慰藉父母的伦理道德要求,并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继续恶化。我国《物权法》第7条明确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综上,刘柯妤要求其父母转让财产份额的诉求与善良风俗、传统美德的要求不符,法院不予支持。本院二审判决认定为共同共有不当,导致适用法律有瑕疵,应予纠正,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
  《公报》所刊出的本案“裁判摘要”如下。父母出资购房将产权登记在子女名下,具有赠与性质。子女不仅应在物质上赡养父母,也应在精神上慰藉父母,努力让父母安宁、愉快地生活。子女对父母赠与的房屋依物权法分则行使物权,将损害父母生活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物权法总则的规定不予支持。
  二、本案的主要问题
  很明显,本案涉及浓厚的家庭伦理关系,必然要面对道德的评判。或许正是在道德观念的“指引”下,各级法院的判决结论完全一致,均对原告刘柯妤的分割请求予以否定。[3]然而,道德说教并不能替代裁判说理,法院即便已经由此产生倾向性的意见,也不必然意味着终局的结论。相反,真正的裁判程序才刚刚开始。法院要使其判决结论获得实质的正当性,应从原告的请求出发确定适用本案的法律依据,并以法律背后的价值观点为基础,目光不断在规范与事实之间“往返流转”,使二者的含义得以“相互解明”。[4]在此过程中,法院应始终在结论上保持开放,允许法律对其先前的倾向性意见进行适当的修正,[5]直至获得最终的结论。
  在本案中,原告请求的核心是分割共有房屋,包括两个不同层次的主张:第一,原告有权请求对共有房屋进行分割;第二,在具体的分割方式上,应由原告取得房屋的全部所有权,并对两被告予以相应的金钱补偿。由此可以确定,适用本案的法律依据应当是我国《物权法》第99条、第100条关于共有物分割的规定。然而,各级法院并未就此达成一致,除二审法院明确适用我国《物权法》第99条外,其他法院完全采取不同的看法。一审法院虽然依该条判决,但将原告的诉讼请求理解为“强行购买他人享有的份额”,相应的依据应该是我国《物权法》第101条第一句关于按份共有人份额处分权的规定。而再审法院对该条更是只字未提,直接以我国《物权法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第97条有关共有物处分的规定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因此,有必要澄清的是,共有物分割与共有份额的让与、共有物的处分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区别。
  依据我国《物权法》第99条第一句之规定,要判断共有人是否有权分割共有物,首先应当考察共有人之间是否存在不得分割共有物的约定,如果不存在,则须进一步考察共有关系的类型。若为按份共有,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若为共同共有,原则上不得请求分割,只有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在本案中,当事人之间并未就共有物的分割进行任何约定,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当事人之间的共有关系究竟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对此,一审法院与再审法院的看法一致,均将本案中当事人之间的共有关系认定为按份共有;但二审法院却以房屋产权证“未载明权利人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为由将本案认定为共同共有,同时将当事人之间对份额的约定理解为“权利人的内部约定,不具有公示效力”。那么,本案的共有类型究竟应当如何认定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接下来,再审法院虽然在法律依据的选择上有所偏差,但其依我国《物权法》第97条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原告“有权决定本案讼争房屋的处分”,效果上相当于认为原告有权分割共有房屋,这与我国《物权法》第99条“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的规范文义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再审法院尝试通过后续说理推翻前述初步结论,从而否定原告的权利主张。然而,其说理更多着眼于道德观念,只是在综合考量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状况后,简单援引我国《物权法》第7条作为依据,再加上之前对于法律依据的错误选择,所具有的说服力难免受到影响。所以有必要回答的问题是:我国《物权法》第99条第一句之规定是否存在法律漏洞?若要得出肯定回答,就应当在说理上承担更为严密的论证义务,并指出漏洞填补的具体方法。否则,法院就只能严格依据该条文义作出判决,认可原告的主张,对共有房屋进行分割。
  在具体的分割方式上,依我国《物权法》第100条第1款之规定,首先应当由全体共有人“协商确定”。若协商不成,则由法院根据共有物的性质确定,“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分割并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的,应当对实物予以分割”,“难以分割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在本案中,共有房屋为“成套住宅”,显然不能实物分割,而将房屋通过拍卖或变卖的方式让与第三人也会从根本上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所以原告主张的折价方式确实是更为妥当的。因此,要限制原告的分割请求,相应的说理就只能围绕我国《物权法》第99条第一句展开。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各级法院的裁判说理完全游离于现行法的规定之外,不仅无法从根本上妥当处理本案,反而产生了更多的疑问。这种情况显然难以令人满意,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分析。因此,笔者将沿着我国《物权法》第99条第一句的规范脉络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的讨论。
  三、共有类型的认定
  如前所述,本案当事人未约定不得分割共有房屋,故依我国《物权法》第99条第一句第二分句之规定,首先应正确认定本案的共有类型。对此,我国《物权法》第八章提供了可能的标准。首先,该法第94条规定按份共有人“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将“份额”确立为按份共有的核心要素。该法第95条则较为模糊,仅规定共同共有人“共同享有所有权”。通说认为,共同共有应以共有人间存在共同关系为前提,[6]故可将该条的“共同享有”解释为“基于共同关系而享有”。其次,该法第103条又以“共有人约定”为标准。由该条反面推论可知,若共有人已经对共有的类型有所约定,则直接依照其约定即可,无须考虑“共同关系”之有无。该观点也得到了学者的支持。[7]可见,在三项可能的标准中,“共同关系”与“共有人约定”之间明显存在冲突。那么,共有人是否可以自由约定共有的类型而不受任何限制呢?共有的类型究竟应当如何认定呢?
  (一)法定共同关系
  其实,当事人对共有类型的选择并非享有完全的自由,共同共有不仅以共同关系为前提,而且共同关系的种类还应受到类型强制原则(numerus clausus)的限制。[8]从域外看,各法域的立法体例虽有所不同,但其规范或学说均坚持这一点。《德国民法典》未规定共同共有(Gesamthandsgemeischaft)的一般规则,依该法典第741条有关按份共有(Bruchteilsgemeinschaft)的一般规定,共同共有仅限于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除此之外全部属于按份共有。[9]这是因为,共同共有只能存在于共同体的范围之内,其他非法定形式的共同体不能通过法律行为的方式被创设。[10]在此意义上,共同共有的范围应受类型强制原则的限制。[11]与此不同,《瑞士民法典》在物权编设有共同共有(Gesamteigentum)的一般规则,其中第652条规定:“如果数人通过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结合为共同体,并依据该共同体对一物享有所有权,那么该数人为共同共有人,每一个人的权利均及于整个物。”据此,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的区别是,前者不须共有人之间存在“人身的约束(pers?nliche Gebundenheit)”,而后者要求共有人之间事先存在“基础关系(Grundverh?ltnis)”。[12]而且,以合同为基础的共同共有仅发生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形,此处存在针对共同共有之共同关系的类型强制。[13]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中的“共有”部分主要继受《瑞士民法典》,[14]二者在主要方面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第827条第2款规定:“前项依法律行为成立之共同关系,以有法律规定或习惯者为限。”有学者指出,既然共同共有须以共同关系为前提,而依法律行为得创设之共同关系又限于法定情形,所以说“共同共有之成立仅限于法律规定或习惯者亦不为过”。[15]
  那么,共同关系原本只是共有人之间的特别结合关系,其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共有人以外的第三人利益,法律为何要对之施以类型强制?事实上,此处的类型强制并非着眼于共同关系本身,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法律为确保个人所有权自由和法律交往的安定,在物权领域遵循“客体特定原则”(Spezialit?tsgrundsatz)。[16]即便共有人按份共有数个物,也并非就数个物享有一个所有权,而是在数个物之上分别享有数个所有权。[17]与此不同,在共同共有的情形下,数个共有人基于法律规定或者法律行为而结为团体。法律为保障团体目的的实现,有必要承认数个物以及其他个别财产在整体上形成一项“特别财产(Sondernverm?gen)”,从而使其摆脱单个共有人的意志,由全体共有人共同支配。而且,该团体势必对外与第三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相应的责任也应首先以该特别财产承担。[18]因而,法律就应当清楚界定特别财产的范围,从而将其与共有人的个人财产相分离。[19]只有对共同关系所涉的财产范围详加规定,才有可能形成特别财产并产生共同共有。否则,即便共有人明确约定为共同共有,也将因特别财产的缺失而不具有实际意义。而法定共同关系正是法律为实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20]共同共有的“共有人—共同关系—共同财产”构造使其成为可能。可以说,此处所谓类型强制原则只是法律为形成特别财产而提供规则支撑的范围,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强制”。而且,这也不会对共有人的意思自治造成过多的限制。作为法定共同关系的一种,合伙关系的成立较为容易,只须当事人订立合伙协议并履行相应的出资义务。[21]此外,即使共有人不通过合伙的方式成立共同共有,法律在按份共有的情形也为共有人提供了广阔的自治空间,共有人完全可以通过约定而形成按份共有的具体形态,以实现其所追求的法律效果。
  可见,我国《物权法》第95条完全忽视“法定共同关系”这一重要前提,而该法第103条又不当扩大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由此便造成了规范的冲突,应当在解释上加以完善。首先,应当在我国通说的基础上将共同关系的种类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不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相应地,我国《物权法》第95条之“共同享有”应解释为“基于法定共同关系而享有”。其次,应当拒绝对我国《物权法》第103条进行反面推论的做法,限制“共有人约定”的效力范围,只有存在法定共同关系时,才允许通过约定对共有的类型进行转换(Umwandlung)。[22]依此规则,要认定共有的类型,先应当考察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法定共同关系”。若不存在,应直接认定为按份共有;若存在,还须根据“共有人约定”作出进一步的判断。
  (二)共有的“份额”
  依据上述规则,我国《物权法》第八章提供的“份额”这一标准将无用武之地,这又如何理解?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我国学者对共有的份额问题存在争议。通说认为,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区分份额”的共有,后者则是“不分份额”。[23]然而,很明显,在合伙和共同继承的情形也同样存在份额。有学者据此认为,共同共有也存在份额,故不能以此区分共有的类型。[24]也有学者转而将合伙共有、继承人共有认为是按份共有。[25]其实,此处的份额与通说观点并不冲突。按份共有严格遵循客体特定原则,故共有人的份额只是对单个物享有的份额。[26]与此不同,共同共有已经形成特别财产,遗产份额与合伙份额指向的则是作为特别财产的遗产与合伙财产,而非单个之物。因而,有学者将这两种不同意义的份额区分为“具体的归属关系”与“抽象的归属关系”,[27]也有学者分别称之为“所有权量上分割意义上的份额”和“总财产价值比例意义上的份额”。[28]在此意义上,不仅继承与合伙的情形,婚姻共同财产、家庭共同财产之上也同样存在份额,只不过其表现并不典型,仅在财产分割时才有所显现。可见,共同共有并不存在按份共有意义上的份额。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份额”作为认定共有类型的有效标准。我国《物权法》第104条有关“份额”的推定表明,按份共有也可能存在份额不明的情况,所以才有“按照出资额确定”或者“推定为等额享有”的必要。而且,即便是共有人明确约定的情形,份额也不具有独立的意义。若共有人之间不具有法定共同关系,只能认定为按份共有,该约定只是对份额大小的具体确定。若共有人之间存在法定共同关系,该约定也只是共有人有关按份共有之约定的表现形式之一,被“共有人约定”标准吸收。另外,在共有不动产的情形,按份共有的份额应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然而,如果共有人的约定本身已是语焉不详,不动产登记簿自然难以记载。更何况,不动产登记簿在特殊情况下可能与真实情况不一致,此时也无法正确反映共有的类型。因此,不论是共有人约定的份额,还是不动产登记簿有关份额的记载,均非认定共有类型的有效标准。
  (三)本案的共有类型
  依据上述认定标准,本案的共有类型将更为清晰。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共同关系包括合伙关系、婚姻关系、共同继承关系与家庭关系,前三者明显与本案无关,只有家庭关系可能与本案发生关联。不过,所谓家庭关系,并非泛指一切生活意义上的家庭关系,而是指“家庭共同生活关系”。[29]本案中,原告与两被告分别居住在不同的省份,显然不具备此种意义上的家庭关系。故一审法院与再审法院的结论正确,二审法院的看法则难以成立。不动产登记簿有关份额的记载并非认定共有类型的有效标准,所以房屋产权证“未对产权份额予以明确”的事实对本案的类型认定不产生影响。至于当事人有关份额的约定“只能视为权利人的内部约定,不具有公示效力”的说法更是离题太远。本案作为共有物分割纠纷,本来就只涉及当事人的内部关系。况且,即使涉及第三人利益,也只能在处理外部关系时承认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对于共有人的内部关系还须根据真实情况作出判断。可见,二审法院“借道”共同共有的做法虽然限制了原告的分割请求,在结论上符合道德观念,但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严重错误。要妥当处理本案,还须从按份共有这一基本前提出发。
  四、按份共有物分割请求权
  本案中的共有关系为按份共有,那么问题的核心自然是如何解释我国《物权法》第99条第一句有关“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之规定。然而,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将原告的请求理解为“强行购买他人享有的份额”,再审法院则以我国《物权法》第97条作为本案的法律依据。那么,按份共有物的分割与共有份额的让与、共有物处分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区别?更重要的是,法院否定原告的权利主张,是纯粹受道德观念的左右,还是具有实质的正当性基础?再审法院的后续说理又是否妥当?归根结底,我国《物权法》第99条的规定在本案中是否存在法律漏洞?
  (一)按份共有物分割的法理构造
  按份共有物之上并不存在一项完整的所有权,而是以份额的形式分散在各共有人之手。在份额的联结下,共有人对共有物的完整支配得以实现,不同共有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得到调和。因而,按份共有具有双重面向(ein doppeltes Gesicht),其部分朝着共同的标的,部分朝着按份共有人之间的关系。[30]这一特殊的法律构造甚至深刻地影响到共有法的立法体例。《瑞士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以及我国《物权法》均将按份共有作为一种物权关系加以规范。然而,《德国民法典》并未将其作为纯粹的物权关系,而是将主要规则置于“债务关系”编的“各种债务关系”部分;相应地,按份共有的客体也不限于所有权,而是广泛包括各种权利。[31]相反,《德国民法典》“物权”编的“共同所有权(Miteigentum)”部分仅就所有权的按份共有(Mtieigentum nach Bruchteilen)规定少量的特殊规则,它并非按份共有规则的核心。所以在德国法上,按份共有更多以共有人之间债务关系的面貌出现,并且是一种法定债务关系。[32]或者更准确地说,按份共有本身并非法定债务关系,而只是共有物的使用(Nutzung)、管理(Verwaltung)以及废止(Aufhebung)等个别债法上义务的来源。[33]应当明确的是,我国《物权法》既然已将按份共有规定为物权关系,便难以将其作为债权关系加以理解。不过,无论如何也必须承认,按份共有因涉及共有人间的相互关系,势必处于物债二分体系的中间地带,其中必然呈现出一些债法的因素。因此,我国《物权法》第八章广泛承认按份共有人约定的效力,这在物权法定原则的框架下并不多见。
  以按份共有的“双重面向”为基础,按份共有物的分割应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法律效力。首先,共有物分割意味着按份共有人相互关系的终结,至少是请求分割之共有人的退出。其次,不论是按份共有人的减少,还是转化为单独所有,共有物分割都将导致共有物归属的根本变化,是一种广义的处分行为。[34]最后,作为共有人相互间以及共有人与共有物的联结点,按份共有的份额也必然因共有物分割而发生变化,或者说,共有物分割也同样是对共有份额的处分。因而,只有完整把握按份共有物分割的“三重效力”才能全面理解其规范意义。相反,若只是单独从某一方面来认识共有物分割,就必然存在以偏概全的错误,从而将之与其他制度相混淆。在本案中,原告请求的核心是分割共有房屋并取得全部所有权,其所追求的法律效果既不是共有份额的让与,也不是共有物的处分。首先,共有物分割不同于共有份额的让与。按份共有人原则上可以像处分完全权利(Vollrecht)一样处分共有的份额(Anteil),[35]相应的法律效果是原共有人的退出(内部让与),也可能同时伴随新共有人的加入(外部让与)。除此之外,共有份额的让与并未对共有人间的关系以及共有物的归属发生更为根本的影响。所以一审法院将原告的请求理解为“强行购买他人享有的份额”明显不当。按照原告的请求,其取得房屋的全部所有权是基于共有物分割,并非直接向两被告“购买”份额;相应地,其所要支付的金钱也只是对两被告因分割共有房屋而失去份额的补偿,而不是“购买”份额的价金。可见,一审法院严重曲解了原告的真实意图。其次,虽然共有物分割也是广义的处分行为,但其与通常意义的共有物处分还是存在重大的区别。处分共有物并不必然意味着共有物归属的改变,也不必然引起共有份额的变化,更不必然导致共有人间共有关系的消灭。若仅是在共有物上设定抵押权等限制物权,共有物仍由共有人按原来的份额共同所有,共有人间也将继续保持按份共有关系。即使是让与共有物的情形,其法律效果也并非直接消灭共有关系,只是共有物的易主会导致按份共有前提的丧失,从而间接消灭整个共有关系。在本案中,原告所追求的法律效果并不仅限于共有物归属的改变,而是直接指向消灭共有人间的按份共有关系。因此再审法院以我国《物权法》第97条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总而言之,要妥当处理本案,还须直面我国《物权法》第99条“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之规定。对此,比较法上的观察或可还原该规则的全貌。
  (二)“随时请求分割”的规则还原
  在比较法上,《德国民法典》第749条第1款、《瑞士民法典》第650条第1款前段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823条第1款第一句均规定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有物,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考量。第一,按份共有人间不具有法定共同关系,只是单纯因共有一物而发生的松散结合,具有“人以物聚”的特征。[36]相应地,按份共有的目的也仅限于为保存共有物的价值而进行管理,并不存在合伙情形下共同追求的合同目的。[37]因而,按份共有一般不具有持续性,[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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