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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科技与法律》
论科技社会关系法律调整的特殊性
【英文标题】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Legal Regulation i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ocial Relations
【作者】 倪正茂【作者单位】 上海社科院法研所
【分类】 科技法学【期刊年份】 1991年
【期号】 4【页码】 60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0332    

科技法、科技法学的独立地位,既有其学理上的内在依据,又有社会实践上的客观需要这两个方面,都与科技社会关系法律调整的特殊性息息相关。

科技社会关系法律调整的特殊性,主要见诸:1.科技社会关系的特殊性;2.对科技社会关系作法律调整的手段的特殊性。

人作为自然界的万物之一,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而处于复杂的自然关系网之中。同时,每一个人作为社会的成员之一,与其他的成员也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之中。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越来越迅速地摆脱着自然的羁绊。但与此同时,人类却越来越深地陷入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不过,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历史地看,都有助于人类摆脱自然力量的盲目的为害作用,而使自然臣服于人类。政治社会关系、经济社会关系如此,军事社会关系、家庭社会关系也如此,科技社会关系更是如此。

一切社会关系,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科技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在于:

第一,以科学技术活动为中介政治社会关系以政治活动为中介,经济社会关系以经济活动为中介,军事社会关系以军事活动为中介,家庭社会关系以家庭生活为中介,而科技社会关系则以科技活动为中介。

作为科技社会关系的中介,科技活动具有与其他活动不同的特点,主要有:

1.创造性与继承性的统一

不断求新的创造性,是科技活动的最重要特点。任何科技活动都是或都为着创新。新发现新发明的获取,本身就必须是以创新为内涵的,任何重复进行的科技活动都不意味新发现、新发明的取得。科技成果的应用与推广,对于应用与推广者来说,也是一种创新,因为它是以弃置旧方法、旧手段为替换条件的。科技组织与管理活动,作为科技活动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似乎是重复进行的。但这种“重复进行”的组织管理活动,却与科技活动的创新性紧密联系;一旦不能适应科技活动的创新性,就必须改弦易辙。求新、开拓,向未知领域进军,不断地取得新知识、新方法、新手段,成了科技活动内在的最本质的要求。正因如此,科技活动是生产力发展的火车头,是“第一生产力”。一般的体力劳动、一般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中为巩固政权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军事活动中为防御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家庭生活的稳定等等,或意味着财富在量上的增加,或意味着劳作的重复进行,都不以创新为主导、为目标。科技活动是以其创新的绝对要求与其他活动相区别的。

但科技活动的创造性是建立在继承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继承就没有创造。从零开始,意味着倒退。只有站在科学巨人的肩上,才能在更高处摘取科技的桂冠。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的智慧成果的利用为条件。正是对前人的智慧成果的利用亦即对精神遗产的继承,可以使我们不必一切从头开始而前进得更加迅速。

科学技术活动正是在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中进行的。

2.个体性与协同性的统一

科技活动的个体性特别鲜明。由于科技活动是以人的思维为基础的,思维发生在“脑海的深处”,暂时还无人知晓,无法显示,难以检查与监督。“图籍纵横忽有得,神思起伏渺无端。”(马君武诗:《京华》)思维至今仍极具神秘的色彩。因此,个体积极性的高低、自觉性的强弱、创造力的大小,对科技活动能否取得成效,成效是大是小,有严重的影响。

在科技发展的最初时期是,古代科学和以单独研究为主要活动方式,依靠个人的聪明才智发现新事物、新规律,发明新方法、新手段、新器械。在科技发展的现阶段,当科技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科技活动的规模极其巨大,科技活动变得极为复杂时,仍然脱离不了科技专家个人的个体性活动的基础。因为任何规模的科技工程,都必须分解成细小的组成部分而由个别的人一一去完成。所以,无论古今,抑或中外,科技活动的个体性都是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这样,尊重个体的科技活动,就必然成为处理好科技社会关系的一个关键。所谓“尊重知识”,必须体现为尊重知识分子;而尊重知识分子,又必须在尊重知识分子整体的同时,落实到尊重一个一个具体的知识分子个人上去。这是从科技活动的个体性得出的必然结论。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活动的协同性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个人的智慧、才能、精力、体力毕竟是有限的,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任务又是无限的。没有科技专家的协同劳动,个人只能完成非常有限的科技研究任务。诸如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西欧国家的“尤里卡计划”,都是极为宠大的科技工程,需要无数科技精英精诚合作、全力以赴。因此,社会越往前发展,科技水平越高,随着人类给自己提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越益宏伟,科技活动的协同性要求,就会显得越强烈。

当正确理解、妥善处理科技活动中的个体性与协同性的关系时,二者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此,科技活动中个体性的协同性的关系的妥善处理,就成了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组织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

3.自主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小词儿都挺能整

这是从科技活动的个体性与协同性派生出来的特点。

个体性的科技劳动,要求赋予科技活动主体以充分的自主性,允许其自主发挥、自由想象、自由上创造,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

但科技活动又因客观的要求而与社会息息相关。科学研究、技术开发课题的提出,越是符合社会的要求,就越能得到社会的承认。科技活动的时间、空间、资金、设备,也要由社会提供,连科技人材本身,也是由社会教育造就的。至于科技组织、规划、管理、检查,科技成果的试验、监测、应用与推广,科技经验的国际交流,科技成果的进口与出口等等,更无一脱离得了社会。因此,科技活动的社会性也是必须重视的特点。这样,在尊重科技活动的自主性的同时,又必须兼顾它的社会性,使自主性与社会性完善地结合起来。

第二,以科技劳动者、科技劳动组织与科技劳动管理机构为主体政治社会关系、经济社会关系、军事社会关系及家庭社会关系,各有自己特定的主体,虽然其中有所交叉复叠,但是仍可明确区分。科技社会关系也一样,虽然科技劳动者置身于家庭之中也会成为家庭社会关系的主体,科技劳动组织进入经济生活领域也会带有经济社会关系的某些特征,科技管理机构也会与政治社会关系、军事社会关系发生某些瓜葛。但是,科技劳动者、科技劳动组织、科技劳动管理机构属于科技社会关系的主体,具有科技社会关系的特点,却是无需怀疑的。

科技劳动者所从事的科技活动已如上述。科技劳动者与科技劳动组织一起或各自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是思维的创造性产物,是一种与物质财富本质不同、迥然相异的“无体财产”;它的物化,即所谓“智力密集型产品”等,价值往往远远高出一般的物质财富。计算机软件开发的某些成果,就是价值连城的珍宝,但它可能只体现在几平方厘米,甚至几平方毫米的掩膜作品上,在美国,开发一件计算机软件产品,平均要花5年左右的时间并投入50万美元的资金,而其产品价值有的竟达上千万以至数以亿计的美元。

此外,科技劳动组织、科技劳动管理机构的结构、功能、职能、权利、活动方式,也大都与其他组织有较大的不同。

第三,以科技创造权利为本位的社会关系科技社会关系由于科技活动的特殊性,必须是以科技创造为本位的社会关系,因为如果剥夺了科技创造的自由权利,科技创造本身也会被一并埋葬。所以,任何人为的力量强行剥夺科技创造的自由权利的结果,只能是扼杀科学创造、技术发明,即使在奴隶社会里,总体上十分愚蠢的奴隶主阶级,也会聪明地赋予科学家以自由创造的权利。实际上,古代社会的许多科学家、技师、工匠、艺人,都出身于奴隶而为奴隶主所特宠,获得了科技创造的自由权,从而为科技进步作出贡献。这一点,中世纪的某些封建主远比奴隶主愚昧,他的强行剥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自由创造权利,把诸如布鲁诺、哥白尼等天才人物投入火刑场、送上绞刑架。资产阶级反封建主义之道而行之,重新赋予科技创造以自由权利并以法律为保证。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都在宪法和法律中庄严保证“保障学术自由”意大利宪法甚至在第59条这样具体地规定:“共和国总统可指定在社会活动、科学、文学和艺术方面以高度成就为国增光之公民五人为终身参议员。”这样以政治上的特殊荣誉作为保障科技创造自由权利的标志,是意大利的创造。

当然,在享受科技创造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这样那样的义务。但这种义务与一般的权利义务关系中的义务不同,它不限制社会关系双方的科技创造权利,而且是直接为着增进科技创造权利的义务。因此,科技社会关系所具有的权利本位内容,是最彻底的权利本位主义,是最高层次的权利本位主义。正是因为人类社会在最近一百年中给予科技权利本位以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所以,取得的成就比以往一千年、一万年累积的成果,也要大成千上万倍。而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又总是明明白白地昭示,那些最不重视知识、最不重视知识分子、最不尊重人材,也就是最不重视保障科技社会关系中的科技创造权的国家,都以惨重的落后为代价而失败了;而尊重科技创造权的国家,则科技进步最快,经济最繁荣。

第四,科技社会关系是纵向行政隶属关系与横向民事平等关系相结合的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的形式大致可分为行政隶属与民事平等两种类型,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政治社会关系、军事社会关系中的行政隶属性与经济社会关系中的民事平等性。家庭是一个小小的社会,所以也同时存在类似行政隶属与民事平等的两种关系。

科技社会关系在现代的发达阶段里,同时具有行政隶属关系与民事平等关系,二者互相结合,其目的在于互相促进,从而保障科技创造的自由权利。因此,科技社会关系中的行政隶属关系与政治社会关系中的行政隶属关系的政治统治性,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政治统治旨在控制以至镇压被统治的对象;科技行政隶属关系则是为了自我调节以使隶属的下级一方更好地为科技进步服务。因此,政治行政隶属的双方有更多的对立性,而科技行政隶属的双方有更多的统一性。

第五,科技社会关系的基础是科技协作科技协作的必要性是由科技活动的内在特点决定的,这在前面已经述及。作为科技社会关系的基础,科技协作的形式是极其多样的,主要有:

社会性协作。任何科技专家的个体性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社会为他们的个体活动提出任务与具体课题,提供科技信息与条件,供给科研资金与设备,提供试验与应用的基地等等。这种社会性协作几近“无形”,极易被忽略、漠视。

组织性协作。官方、科研方、企业方的协作是这种协作的典型。这在日本叫做“官、产、学”三位一体;在苏联则以建立“科技——生产联合体”的形式出现。

个体性协作。科技专家之间因志同道合而自动结合在一起,科技劳动组织内部各个个体之间的协作等,都是个体性协作。这种协作往往形成极为广泛的联系网络,它甚至会超越国界。由于网络的广泛性,个体在这种网络中的充分自主性与个体性协作的作用是极为巨大的。正是认识到个体性协作能充分发挥个体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所以,现代各国在科技活动方面越来越趋向于提倡自由组合。日本的创造性活动科研体制的形成,与此不无关系。

国际性协作。这种协作越来越得到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的重视,他们在其施政活动中采取了许多切实的步骤来推动这种协作。法国总统密特朗提出“尤里卡计划”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上述颇具特殊性的科技社会关系,决定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调整手段。

科技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和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一样,都有立法调整、司法调整与执法调整之分。立法调整是科技社会关系法律调整的基础;司法调整是科技社会关系法律调整的关键;执法调整是科技社会关系法律调整的保障。三者不可或缺,必须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以收相得益彰之效。

科技社会关系法律调整的总体要求是促进科技的发展,具体来说,必须力求充分调动科技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科技劳动组织的集体力量,保证科技劳动管理机构的权威性、协调性及其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

科技社会关系法律调整的特殊性在于:

第一,立法调整的预期性一般的法,大都是对既定的、现存的社会关系的肯定,从而使得到法律肯定的社会关系成为规范人们调整这类社会关系的偏差的准则。奴隶社会末期,封建制的社会关系在奴隶社会母体内逐渐成熟,导致封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并凭借政权制定法律,

开弓没有回头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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