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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前瞻与能动:破解受贿犯罪客观方面司法认定困境
【副标题】 以C市某中级法院审理的收受型受贿案件为切入点
【作者】 吴雯【作者单位】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刑法分则【期刊年份】 2013年
【期号】 5【页码】 5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320    
  
  收受型受贿犯罪,是指请托人主动将贿赂物交付给行为人而行为人予以收受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八条将收受型受贿犯罪的客观方面表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本文以收受型受贿犯罪的客观方面为研究对象,以C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C市一中院)近5年来审理的新类型案件为切入点,在考察我国对相关法规历次修改补充和理论纷争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立法的先进经验,以我国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野,检视立法与司法之间的梗阻,从而实现完善立法和理性司法的愿望。
  一、实务的困惑:静止的法条与生动的现实
  法有限而情无穷。与生动的社会现实相比,法律始终具有滞后性,这一特征在成文法国家尤为突出。我国自1979年以来,尽管关于受贿犯罪的立法修法活动比较频繁,针对收受型受贿犯罪客观方面的制定修改也几经变迁,但相对于立法的亦步亦趋,层出不穷的新类型受贿案件给法官的司法认定带来了不少的困惑,也在考验着法官的智慧。就收受型受贿犯罪的客观方面而言,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利用职务便利”:限制解释还是扩张解释
  “利用职务便利”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之一。按照通说,即指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权力所形成的便利条件。{1}对于“利用职务便利”的理解,历来有限制和扩张两种解释。前者指利用本人现时职务上主管、经管、负责某项工作的便利条件,后者指不仅利用现时职务上的便利,也包括利用过去职务上的便利;不仅直接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也包括通过本人职务上的便利而利用他人职务上的便利。反映在实践中的困惑为“利用职务便利”是否仅限于利用本人现时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以及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第三百八十八条“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如何区分等。
  【案例1】2008年1月,鑫立公司在与坤阳公司的民事纠纷一审败诉后,向C市一中院提出上诉。C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C市五中院)立案庭庭长王某某接受鑫立公司诉讼代理人刘某某的请托,找到该案二审承办部门的C市一中院民四庭庭长彭某要求其予以关照。彭某向承办法官打招呼,后C市一中院作出撤销原判的二审判决。事后,王某某收受刘某某人民币10万元。
  问题: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利,收受财物的行为如何认定?
  裁判:案件在C市一中院民四庭办理,作为C市五中院立案庭庭长的王某某对案件处理没有职权,但其自身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足以或可能对一定区域内其他法院或法官形成影响。国家工作人员不是直接利用本人职权,而是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利,而本人向请托人索取或者收受财物的,系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斡旋受贿行为。
  【案例2】2008年初,高楼坡锰矿在与大军锰业有限公司采矿权纠纷案一审败诉后向C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C市四中院)提出上诉。C市高级人民法院巡视员、审判委员会委员王某某接受高楼坡锰矿法定代表人吴某某的请托,给C市四中院民二庭承办合议庭审判长打招呼希望给高楼坡锰矿一方予以关照,并收受吴某某人民币170万元。
  问题:该案是利用本人职务便利还是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亦即是普通受贿还是斡旋受贿?
  裁判:王某某作为上级法院领导的职权是广泛的,对辖区法院系统的工作负有领导、监督或管理的职责,体现为对下级法院或法官产生一定的管理、制约关系。因此,行为人利用与其本人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实质上也是利用其本人的职权,因为那些具体实施职务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受该行为人的领导、管理和制约的。本案属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的普通受贿,而非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斡旋受贿。
  (二)贿赂的外延:财物还是利益
  按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贿赂的范围明确限定为财物,那么实践中大量出现的收受各种财产性利益,如设定债权、免除债务、提供费用旅游、提供劳务或者提供含有或未含有金额的会员卡该如何认定?提供商业机会,能否认定为财产性利益?接受非财产性利益,如新闻媒体吹捧、性服务、提供就业升职机会,以及能满足人的需要与欲望的其他利益又如何认定?
  【案例3】2005年初,市规划局副局长梁某某根据请托人C市某高尔夫俱乐部法定代表人杨某某的请求,为该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规划调整予以关照。为此,收受杨某某给予的人民币18万元和一张免费高尔夫荣誉会员消费卡,后梁某某持该卡实际免费消费人民币12292元。
  问题:免费高尔夫荣誉会员消费卡是否属于受贿罪规定的贿赂的范围及其数额应如何认定?
  裁判:高尔夫荣誉会员消费卡是一种财产性利益,无具体数额的会员卡虽未设定金额,持卡人可以正常消费,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请托人承担,与含有金额的会员卡在使用功能上无本质区别。按照刑法主客观一致的定罪原则,以行为人实际消费额,亦即请托人为行为人实际支付的费用认定受贿犯罪数额。
  (三)“为他人谋取利益”: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从而作为收受贿赂的对价。在传统的钱权交易方式中,交易双方相对固定,查证相对容易。在实践中出现了为逃避法律的惩处,而采取第三方给付财物的方式进行“曲线行贿”的现象。第三方不是职务行为的受益人,而职务行为的受益人没有直接给付财物的行为,由此产生了“为他人谋取利益”中“他人”是谁,是否仅限于行贿人的疑惑。此外的困惑还有,“谋取利益”是成罪的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
  【案例4】2004年底,市规划局局长蒋某在帮助甲公司的规划调整过程中,了解到该公司有大量工程需要建设,遂与其情妇唐某共谋通过给甲公司介绍承建商,再由唐某出面向承建商收取费用。随后,蒋某要求甲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在某项目中给唐某介绍建筑业务。在孙某公司某项目对施工单位进行招标时,由唐某帮乙公司承接到该项目的基建业务,乙公司承诺按工程量向唐某支付中介费。之后,经唐某介绍,甲公司遂对乙公司邀请投标,后乙公司顺利中标甲公司某项目。为此,唐某收取乙公司王某支付的中介费人民币52万元。
  问题:职务行为的受益人与给予财物人不是同一人时如何认定?
  裁判:蒋某在为乙公司介绍工程和甲公司规划调整的过程中,一方面利用职务便利为甲公司调规谋利,授意该公司经理孙某将建筑工程交由其情妇唐某作中介;另一方面又让乙公司通过唐某承接工程。唐某作为中间人以中介费名义收取人民币52万元,正是蒋某利用规划审批的职务便利和职权形成的影响,为请托人孙某、王某分别谋取了各自需要的利益,再由唐某出面收受贿赂,其行为符合共同受贿的特征。
  【案例5】2009年7月,C市烟草公司公开选调工作人员,下属T县烟草分公司职工刘某通过了笔试,进入面试阶段,刘某的妻子范某为了其丈夫顺利通过面试,送给时任T县烟草分公司负责人张某某人民币3万元,请托张某某出面到C市烟草公司协调关系。后张某某未做任何协调工作,刘某亦未被C市烟草公司选调。
  问题:行为人接受请托并收受钱财后未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请托人未能达到目的的,是否应认定受贿罪?
  裁判:张某某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这种承诺是一种主观心态的客观表现,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收受财物后未按请托人要求办事,请托人的要求未能实现不影响受贿罪成立。
  二、溯源与借鉴:对本土与域外的考察
  (一)对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的梳理
  从1979年刑法到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收受型受贿罪客观方面规定的历次修改补充,反映了我国贿赂犯罪的发展过程和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在1979年刑法中加以规定,之后被取消,至1985年再次被确认,此后被规定得更加仔细、明确;“收受贿赂”从未区分方式到区分为索取、收受两种方式,将贿赂范围明确为财物到逐渐演进为财产性利益,并细化明确了贿赂的各种形式;“为他人谋取利益”在1985年被规定为受贿罪构成要件之后,1997年刑法予以丰富延伸,规定了斡旋受贿的情形。
  综上,在法律层面上所呈现的规律是:一方面,立法者更倾向于扩张解释论,逐步将“利用职务之便”的主体由“本人”扩展到了“他人”;另一方面,贿赂的范围从单一的财物扩展到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同时将新型受贿行为纳入了打击范围。这显示了国家严惩贿赂犯罪的决心,以及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现实的回应。当这种回应仍然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规范性文件来弥补立法的不足,如《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解释为收受型受贿犯罪的主观要件,从而降低了受贿罪的入罪门槛,强化了打击贿赂犯罪的效果。由此可见,法律与现实的冲突问题上,最高司法机关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态度,以司法能动的方式积极应对社会现实的需求,同时也为修法活动探路。
  (二)与域外经验的比较
  2003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项,也是迄今为止关于治理腐败的最为完整的、创新的,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2005年10月,我国批准加入了该《公约》。
  《公约》第15条第(2)项规定:“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这一规定的情形直接对应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八条所规定的受贿罪。根据《公约》,受贿犯罪“贿赂”的范围是“不正当好处”(Undue advantage)。所谓“不正当”是指对行贿人所给予或允诺给予的好处,亦即受贿人所收受好处性质的界定。{2}一般认为,凡“可以影响公职人员行使职责、履行职务或作出判断的礼品或其他惠赠”,都属于“不正当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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