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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论当前我国实现司法正义的条件和途径
【英文标题】 Current China Towards Judicial justice:Conditions and Ways
【作者】 张德淼周佑勇【作者单位】 中南政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司法正义 司法独立 司法体制改革 人权保障 法律监督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1
【页码】 22
【摘要】

厉行司法改革,实现司法正义(或称司法公正),是当代中国推行法治所面临的迫切任务。而要真正实现司法正义又必须具备一系列的条件,同时也蕴含着一系列价值目标的实现。本文认为,确保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正义的重要前提条件;人权保障是实现司法正义的价值目标;而加强对司法的法律监督则是实现司法正义的有力保障。并认为,要实现中国的司法正义,就应对司法体制的一些基本方面进行重大改革。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一系列的立法建议和司法改革措施。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702    
  
  正义与邪恶、公正与偏私是几千年来人类法律实践中经久不衰的话题,而司法的正义与否又是其中最敏感的神经之一。在中外学术著作中,正义被赋予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涵义,甚至被美国综合法学的代表博登海默称之为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变幻莫测的脸”。[1]但是,另一位美国法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把正义看作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并且明确地说,“正义即公平”。[2]笔者赞同这种对正义持肯定态度的观点,因为正义本身就是有关公平的观念、思想、原则和制度的总和。而司法正义也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司法公正,它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它包括与司法权的运作有关的各种因素从主体到客体,从内容到形式,从实体到程序,从静态到动态,均达到合理而有序的状态。这种“合理而有序的状态”,不能直接用“合法状态”来概括。因为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合法而不合理的现象。本文拟从司法独立、人权保障和对司法的法律监督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当前我国实现司法正义所应具备的条件和实现的途径,以提供一个有关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思路。
  一、确保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正义的重要前提条件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司法制度和原则,并不是英、美、法等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他们的政治代表直接提出来的原则和口号,而是渊源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成为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据有压迫者的力量。”[3]“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三种权力,……则一切便都完了。”[4]此后,司法从立法、行政中独立出来的主张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演变成现代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和原则。
  在西方的法制历史和现实中,司法独立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司法机关有其独自的组织系统,与其他组织系统相分离,简称“司法权独立”,但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相抗衡的同时又相互制约;(2)法官独立审判案件,不受任何干涉,简称“审判独立”;(3)法律对法官的地位特设保障条款,例如法官高薪制,法官终身任职,简称“司法人员独立”。西方司法独立的核心是法官审判独立。
  在中国的现行法律中,也有关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规定。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这些规定虽有“司法独立”之名,却并无司法独立之实。而且由于司法体制上的一些原因,中国的司法独立原则并没有真正实现。
  (一)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中“司法独立”有名无实的弊端及应采取的改革措施
  我国现实中通行的是一种党委领导、人大和上级司法机关监督指导、政府管理人财物的司法体制。司法机关实际上为行政、政党所控制。这种不正常状态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我国几千年盛行的都是“人治”,广大民众法治意识淡薄,长期以来便是行政官员兼理司法,或者司法机关直接从属于行政管理,直到一九五四年才确定司法机关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但是,仍然很少有人从根本上认识到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应当确立法治的原则,使司法独立成为我国法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法治意识的深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二是现行司法体制的不合理,这是造成我国司法独立有名无实的更重要、更根本的原因。司法机关的重要事务由院内的党组织决定,地方司法机关的党组织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国家的司法机构也就是党的司法机构,“几十年来,我国的司法机关总是能够及时地并尽最大努力地响应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变化,从而与一些西方国家追求司法的超然性,将司法与政治相分离的法律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5]法律的稳定性荡然无存,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法律性政策”而已。况且,党对司法的领导已不仅是方针、政策的领导,时常也是具体的业务领导了。
  司法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之间,法律上规定是自成系统,互不隶属,但司法机关的人、财、物权却掌握在地方行政机关手里,行政之于司法,无领导之名,却行领导之实。比如,有些县、市竟出现这样的怪事,县、市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经常被叫唤到县(市)委、县(市)政府去汇报某些正在审理的案件的进展情况,并且被指示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在这种体制下,司法机关的运行机制缺乏科学性,不过是党政部门模式的翻版,以至有人指出,在我国,“缺乏依法独立审判的保障机制,党政职能与审判职能相混淆,法官的职业、职务、薪金没有法定保障,财物上没有法定的保证,法院受制于行政机构”,进而又诱发了趋利倾向,一方面,法院经费困难,常常陷入困境,不搞创收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审判围绕着经济利益运转会影响严肃执法和法院的公正形象。[6]行政机关除直接控制司法机关的人财物权以外,政法委的设立更加深了党派和行政对司法的控制,这与司法独立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各种权力的分立与制约是保证各种权力不致走向腐败的必然条件,但政法委却是一个强调司法机关(法院、检察院)和行政机关(公安局)的合作,而忽视相互间制约的党的机构,况且这三机关的协调工作我国法律已有规定,因此政法委存在的合理性显然值得商榷,因为其已严重地阻碍了司法独立的实现。
  鉴于上述弊端,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改革措施:
  首先,从立法上进行弥补。修改宪法和部门法的有关条文,主要是对前引《宪法》第126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9条进行修改。具体是,在原条文的“行政机关”四个字前,增加“立法机关”;在“社会团体”后增加“党派”(包括执政党)。修改后的宪法126条应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党派和个人的干涉。”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9条应为:“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党派和个人的干涉。”同样,《人民法院组织法》也应作相应的规定。
  其次,改革司法体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改善党的领导,将司法机关中党的领导变为纵向关系(垂直关系),不受地方党委领导。党领导司法机关,不论其是否有合理性,却是目前不可改变的事实,但司法机关中党的垂直领导并不违背党的领导。这一原则正如军队一样。如此,便可革除司法机关办案向同级党委请示汇报、非专业人员指导专业人员的弊端。(2)司法机关的设置不能与行政区划相同,而应按自然地域设置司法机关,这样,司法机关办案不受地方行政机关的制约,司法领域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便可得到遏制,这也是与上面所述党的垂直领导相适应的。(3)司法机关的人、财、物权由中央特定机关掌握,不能再由行政机关控制。这样,司法机关才可能不受行政机关干预而严格依法办案,特别是涉及到行政机关切身利益的案件更是如此。
  司法独立并不意味着司法超然于社会力量的影响。重要的是,为司法独立提供坚实的制度环境的同时,应力图使司法阶层成为一个向政治社会施加影响的集团。同质一体将确保它的团结,而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及对社会流俗的适度超越将更强化它的决定的权威与效力。与社会之间形成这种正常的互动关系,司法才能够成为社会关系的有力调整者和社会发展的有力推进者。[7]
  (二)在确保司法真正独立的同时,要处理好司法人员与其所在社区的关系
  司法人员与社区的关系问题是与司法正义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中国古代司法任官回避制度的实行和长久延续表明,早在汉唐时期,中国便有了司法官员与社区适度隔离的传统,其内容包括避亲与避籍两个方面。
  避亲是指司法人员不参予审理与自己有亲属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之案件。目前我国三大诉讼法中规定的回避制度基本上就是指的避亲(也还有其它方面的内容)。
  避籍是指司法人员不得在本籍任职,以使案件得以公正顺利地审理。但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却是大部分司法人员都在本籍任职,各司法机关级别越低,本地人的比例越高。由血缘、家族、亲情所组成的网络给大多数在本乡本土司法机关任职的司法人员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并将他们置于一种两难境地:不顾亲情会导致司法人员与其亲人朋友的关系紧张甚至激烈冲突,进而影响其健康的心理;照应亲情关系必将导致司法不公,并且要冒制裁不公、违法断案而遭受查处的风险。为了使其摆脱这种两难境地,我们需要在制度上作出相应的设计,那就是司法人员不得在本籍任职。
  关于回避,目前仅适用于司法人员。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健全法制的需要,还存在着司法机关回避的问题。与司法机关或司法机关主要负责人存在某种特殊关系的个人或单位,在处理与其有关的案件时,司法机关应予回避,以保证公正地处理案件。
  二、切实保障人权是实现司法正义的价值目标
  当今世界,司法与司法正义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和社会事业的一部分,[8]它应该有明确的价值目标。这一目标就是保障人权。司法方面的人权保护是一个国家人权状况的重要体现之一,我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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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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