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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论我国区际环境污染侵权法律冲突及其解决
【英文标题】 The Conflict of Law in China's Trans—region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ort Cases and Its Solution
【作者】 毛庆国【作者单位】 深圳市环境保护局法规处
【分类】 环境保护法【中文关键词】 环境法 区际冲突法 侵权法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3
【摘要】

我国的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分别处于不同的法域,环境污染侵权法有相当的差异,而跨区环境污染问题是很难避免的,对污染危害之后的损害赔偿争议的处理,不管是调解、仲裁或者司法途径,都会涉及区际环境民事法律冲突问题,需要运用适当的规则加以解决。本文对各法域的环境污染侵权法的各个领域进行了比较,包括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概念、侵权责任的成立、责任的形式、诉讼时效、举证责任等,并对如何解决环境污染侵权法的冲突进行了初步探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721    
  环境民事法主要是环境污染侵权法,这在我国的各个法域是一致的。由于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分别处于不同的民商法法域中,环境污染侵权法有相当的差异,因此,在对跨区域环境污染危害之后的损害赔偿争议处理中,不管是通过调解、仲裁还是司法途径的解决,都会涉及区际环境污染侵权法的冲突问题,需要运用适当的规则加以解决。
  一、我国各法域环境污染侵权法的比较
  (一)关于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概念
  在我国内地,环境污染侵权属于特殊侵权行为,即通过不适当的开发、利用自然环境或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质,导致环境污染,造成他人财产权利或人身权利受到损害的行为,在主观要件、因果关系认定、举证责任等方面均比较特别。《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环境权在我国内地尚未成为一项独立的法律权利,环境污染侵权是以财产权和人身权为基础的。
  在台湾,环境污染一般称为“公害”。法律上的公害,是指因人为因素,致破坏生存环境,损害国民健康或有危害之虞者(参见台湾《公害纠纷处理法》第2条)。
  香港的侵权行为法秉承英国普通法的传统,对侵权行为没有原则性分类,而是常用诉因来表示某些类似的侵权行为。环境法上的私法诉讼通常有四个诉因:非法侵犯(Trespass)、妨害(Nuisance)、严格责任(Strict Libility)、过失(Negligence),污染侵权最主要的诉因是“妨害”。在澳门,环境污染侵权是指向环境排放污染,致使他人受到威胁或被损及在人类生活、健康和自然生态平衡的环境方面的权利的行为。澳门在立法上已确立了独立的环境权,即“所有人都有权享受符合人类生活和生态平衡的环境,且有义务加以维护。”(澳门《环境纲要法》第3条第1项。)
  (二)关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成立
  在我国内地,学说普遍认为,因环境污染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承担民事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只要具备以下三个要件,侵权责任即告成立:(1)有排污行为;(2)有污染危害后果发生;(3)排污行为与污染危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排污者是否有过错,不影响侵权责任的成立。[1]《环境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也基本上反映了这一观点。
  在台湾,其民法第184条第1款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以损害于他人者亦同。”第793条规定:“土地所有人,于他人之土地有煤气、蒸气、臭气、烟气、热气、灰屑、喧嚣、振动及其他与此相类者侵入时,得禁止之,但其侵入轻微或按土地形状、地方习惯认为相当者,不在此限。”台湾立法并未将环境污染侵权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类型加以规定,实际上停留在1896年《德国民法典》的水准上。[2]关于一般侵权责任的成立要件,有多种学术观点,一般可归纳为四个要件,即有违法行为,有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有主观过错。在司法实践中,曾采纳“过失推定”的理论处理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如顺发等窨业公司烟害赔偿事件的处理。[3]
  在香港,环境污染侵权四个诉因的成立各不相同。(1)非法侵犯。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土地造成物质影响,非法侵犯就发生了。(2)过失。没有尽到当时环境所要求的注意义务导致原告受到的伤害,就是过失侵权行为,与其他诉因不同的是,过失诉讼不是基于财产权,而是基于被告的法定义务。(3)妨害。妨害是指干扰公共秩序,不合理地妨碍他人对财产的使用和收益,或者妨碍他人利益取得的侵权行为。妨害有私妨害与公妨害之分。[4]环境污染一般是私妨害。但须注意,在非法侵犯中,干扰是直接的和积极的,侵权的根据是不法行为;而妨害则是间接性的干扰,侵权的根据是行为的有害后果。[5]因此,对妨害行为本身并不是当然可以起诉的,必须证明有实际的损害或损失,而且一般要考虑当事人的过错。(4)严格责任。严格责任原则在普通法中又称“瑞兰兹案原则”,是1868年英国法官布莱克本在瑞兰兹诉弗莱切尔案(Ryland v Flecther)的判决中确立的,[6]它与无过失责任一致,即原告不需要证明被告的行为是故意或过失的。经过判例法的发展,适用严格责任一般须符合以下要求:(1)被告出于为己的目的将物质带到其土地上;(2)该物质一旦泄漏就很可能造成损害;(3)被告对土地的使用是非自然的(non—natural use)。
  在澳门,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成立与台湾一样也须具备四个要件。澳门《环境纲要法》第31条规定:“任何人因某种特别危险的行为,即使遵守适用法例,无论有否过错,当对环境造成明显损害时,须负赔偿责任。”因此,环境污染侵权是有区别地适用于过失责任和客观责任(ob— jectiva)的,承担客观责任的污染活动仅限于法律明确规定的特定行为,且对环境的损害必须是比较严重的。我能说我还比较喜欢洗碗吗
  (三)关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承担
  综观我国各法域的民事立法与环境立法中的民事责任规定,环境污染侵权的民事责任主要有损害赔偿和排除侵害这两种形式,但是两种形式的具体内容又有所差别。
  关于损害赔偿。在内地,求偿的主体只能是直接受到损害者,损害赔偿的数额,完全取决于受害人损失的大小,损失多少就赔偿多少。
  在台湾,对环境污染侵权造成的损害,规定给予适当赔偿,如台湾《空气污染防制法》第52条规定:“空气污染受害人,得向当地主管机关申请鉴定其受害原因;当地主管机关得会同有关机关查明原因后,命排放空气污染物者立即改善,受害人并得请求适当赔偿。”
  在香港,可以合理预料到的损害可以要求赔偿,其目的在于平衡损失,而损失的估计很难有固定的原则,陪审团的标准不同,法官的标准也有差异。还存在加重赔偿、象征性赔偿、惩罚性赔偿等与损失并不相当的方式。
  在澳门,《环境纲要法》第30条规定:“直接受到威胁或被损及在人类生活、健康和自然生态平衡的环境方面的权利的人士,得要求终止侵害的因素及获得有关的赔偿。”求偿的主体也只能是直接受到损害者。另外,因客观责任而承担的损害赔偿,赔偿数额取决于环境受损害的情况,具体由补充法例订明。但目前澳门尚无此类补充法例。
  关于排除侵害。在内地,排除危害是指国家强令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危害者,排除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危害的危险,或者停止正在进行的环境污染危害并予以消除。
  在台湾,民法第793条、第767条对所有权的保护、第962条对占有权的保护等规定均可作为对环境污染侵权请求排除的法律根据,而这些排除显然是基于物权的。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判决排除侵害的案例非常少。
  在香港,排除侵害通过法院颁布禁制令来实现,适用于妨害行为持续而反复地进行,或者妨害虽未发生,但极有可能再次发生,或者出现迫近的危险,或者诉诸普通法尚为时过早。另外,自助行为(abatement or self—help)是一种历史的补救方式,现在仍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但是法院不予鼓励的态度十分坚决,因为很难保证自助行为对于妨害问题的恰当性。[7]
  (四)关于诉讼时效
  根据我国民法的有关规定,内地一般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身体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等情况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而根据环境污染损害隐蔽性强、不易发现的特点,《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
  台湾民法第197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所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自请求权人知有损害及赔偿义务人时起,二年间不行使而消灭。自有侵权行为时起,逾十年者,亦同。”而所谓“知有损害”,即知悉受有何项损害而言,至于对损害额则无认识之必要,故以后损害额变更而于请求权消灭时效之进行并无影响。[8]
  港法中,由于环境污染侵权包含在不同的诉因中,其诉讼时效的长短也相应不同,比较复杂。根据《时效条例》第4条的规定,一般侵权行为的诉讼时效为6年,从起诉事由产生之日起算。而根据该条例第27条的规定,因妨害而造成人身伤害的损害赔偿之诉,时效为3年,从诉因产生的日期或原告人的知悉日期(取较后者)起计算。
  (五)关于举证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在司法实践中,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实行特殊规则,即“举证责任倒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在下列侵权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这样就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倒置于侵害人。司法实践中已有判决采取了这一方法,如在“浑江钢琴厂诉浑江市铝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1990年)中,原告浑江钢琴厂因冶炼中受氟化氢等气体污染导致镜片质量不合格,被告浑江铝厂不能证明该污染损害与其氟化物的排放无关,被判决污染侵权责任成立。[9]
  台湾民事诉讼法同样持“谁主张,谁举证”的观点,民事诉讼法277条规定:“当事人主张有利于己之事实者,就其事实有举证责任。”司法判例中,也指出“以侵权行为为原因,请求回复原状或赔偿损害者,应就其权利被侵害之事实负立证之责。”[10]至于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民事诉讼法及公害法中均无特殊规则。台湾《空气污染防制法》第52条规定:“空气污染物受害人,得向当地主管机关申请鉴定其受害原因;当地主管机关得会同有关机关查明原因后,命排放空气污染物者立即改善,受害人并得请求适当赔偿。”《水污染防治法》也有类似规定。由此可以推论,行政主管机关的鉴定结论可以作为确定责任的法定证据。
  香港法中举证责任总的来说由原告负担,但从实际效果看,一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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