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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安全优先:侦查权的价值、功能与目的
【英文标题】 Security First:the Value,Function and End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ower
【作者】 张步文【作者单位】 重庆邮电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侦查权;安全;优先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ower;security;priority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5)09—0080—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9
【页码】 80
【摘要】

侦查权具有自由和人权的价值、功能和目的,但具有外在性。而安全、秩序是侦查权力的直接和内在尺度。侦查权的安全和自由这内外两重价值、功能和目的,都十分重要,共同规定了现代侦查权力的内容、范围和特点。既不能为了安全而忽视和牺牲自由,也不能够过度夸大侦查权的自由价值和意义,因为。没有自由的安全和没有安全的自由,都是对自由和安全的威胁,既不安全,也无自由。但这不能改变侦查权以安全为优先的价值、功能和目标取向。

【英文摘要】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ower has its value,unction and end of protecting of liberty and human—right,but the first and the inherent value,function and end of the power is to safeguard the personal and social security.Notwith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liberty,the tropism of the power is that the security is prior value,function and en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788    
  
  

侦查权的价值、功能和目的,三者既有所区别,又紧密联系,并且都是立体性的,可以在不同层面和角度上探讨[1]。这里,笔者旨在进一步阐明,作为国家暴力强制性的犯罪事实调查权力的侦查权,它的价值何在,功能为何,追求何种目的,而且在论述过程中,并不将这三个方面进行严格区分,而是作为一个统一问题予以探讨。

一、“自由”与侦查权力的价值、功能和目的

自由,是一个被讨论得有些过滥的问题,而且注定还会继续讨论下去。自由被说成是民主政治的最高德行;自由与革命一样,又被看作是专制和恐怖得以假借的名义;马克思那里,自由只是资本的自由,不仅无产阶级不自由,资产阶级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资本的奴隶,不自由。自由的面目和价值,被不同的人描绘得大相径庭,以至于是否真的有一个“自由”存在着,自由是否真的崇高和值得追求,都大可怀疑了[2]。笔者不在此涉及有关自由的无尽争论,权且在一种“积极的”意义上,使用自由概念,承认它的最一般的涵义,即在法律和道德的界限内,自主决定,自主支配,自主思想和行为,“不受阻碍,不受控制,不受摆布”,这与霍布斯所说的“无用的自由”,即他描述的自然状态下的为所欲为的自由,没有关联。

在刑事诉讼的语境中,自由与侦查权的关系问题,主要就是侦查权是(应)否具有自由的价值,能否发挥维护自由的功能,可否促进自由目标的实现和发展。

笔者认为,侦查权力在如下三个层面上,与自由存在价值、功能和目的上的联系。

国家之所以设置侦查权,基本的价值、功能和目的,就是满足我们预防、控制和惩罚犯罪的需要,提供预防、控制、惩罚犯罪的能力和手段,促使我们摆脱犯罪的危害。一言以蔽之,就是使我们不受犯罪控制和摆布,免受其害,保护或者恢复自由。近代以前,侦查权虽然往往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但它至少也保护了被统治者的某种自由,使统治者的“羔羊”有不被“野狼”任意侵害、吞噬的自由;现当代,保护自由是侦查权制度的基本目的之一。国家、社会和公众,都处于侦查权的荫庇之下,自由便有了一个屏障。

侦查权当然直接保护着受害人或者其利害关系人的自由。也许,极端的情况下,被害人已经或者随后死亡,侦查权对他而言,不是自由的保护力量,也无所谓自由的价值、功能等等。但是,经常的情形是,被害人不仅目睹犯罪者被绳之以法,目睹侵害他的人身、财产的自由和安全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付出的代价,而且,也增加了对自己的自由和安全的信心,对包括侦查权力在内的国家刑罚权的信赖。警察拘留、逮捕(和检察官的起诉、法官的审判)嫌疑人、被告人,能够直接使受害人明白:他需要自由,享有自由;他的各种自由和安全,不可侵犯;侦查权力是使“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成为现实的第一力量,他那被犯罪破坏了的自由,得以恢复和继续存在,自由的目的也就能够达到。即使被害人死亡,他的亲友也能够从侦查者的成功破案中,不仅体会到安慰,也体会到犯罪威胁的某种解除,自由的回归。

对于被追诉者,谈论侦查权力对他的自由的价值、功能和目的,似乎并不适宜,至少是晦涩的,然而,这却是真实而重要的。或许,在专制制度和纠问模式下,承认侦查权对于被追诉者有自由的意义,多半会被认为是无稽之谈。可在现代,我们却能够也有必要讨论和肯定,侦查权力对于被侦查者来说,同样具有自由的意义,尽管我们深知,这种自由意义有其法律上的特殊性和界限。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侦查权力不能是专制的权力,不能是“自收自支”的权力,不能是只把被侦查者当物不当人的权力。侦查权力的法定性、人道性、权力行使的程序正当性,都要求侦查者“把人当人”。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利和自由,应当依法切实保护,除了法定的限制措施,不得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和自由,予以限制、剥夺。如果说,侦查权力对被侦查者也具有自由的意义,这种观念使我们感到陌生的话,那么,这种观念却是英美法系的刑事司法的基本精神之一。在那里,自由也意味着对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和利益的关注、尊重和保护,侦查权被极大地约束着,甚至有时在犯罪面前,显得力不从心、无所适从。就笔者的理解,一部美国宪法,除了三权分立的规定,恐怕要数以“正当程序(Due Process)”为核心的人权保障规定最为重要了,而正当程序,就其在司法程序中的作用来说,最厉害的就是对侦查的约束,侦查权力的行使一旦超越“正当程序”,就没有意义了:使得侦查破案活动本身前功尽弃,使得起诉和审判失去有效侦查这个依托和支撑。

侦查权力对被追诉者也具有自由的价值、功能和目的,这要归功于启蒙思想对“人”的发现,对人的尊严、价值的肯定和倡扬,在制度上,则应当归功于资本主义及相继而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文明的建立。歌德曾说,“不管他应惩罚人,还是应关护人,他必定把人当人看待”,体现“人性地看待人,人性地看待法,人性地对待法”的精神{1},这就是现代侦查权与人性呵护的关联性。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一般都会从制度上,为人的自由和权利做出许诺和提供保障,并且体现到刑事诉讼中去,即是,不仅以刑事诉讼的方式保护社会和公众的自由与权利,而且限制侦查权力,保护被追诉者的合法权利和自由。这时,自由具备了界定、解释和引导侦查权力的功能。

侦查权力具有自由的意义,这应当不会有太大疑问。可是,自由是侦查权力的内在价值、功能和目的呢,还是外在的尺度?对此,笔者随后的回答是,与“安全”的价值、功能和目的相比较,自由只是侦查权的外在尺度。

二、“安全”与侦查权力的价值、功能和目的来自北大法宝

安全也是一个多层次的话题。从人与自然的角度看,涉及的是整个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安全问题;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则又有许多方面,种族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阶级阶层集团之间,直至个人与个人之间,由于种族、肤色、民族、信仰、年龄、性别和利益等等的不同,总是存在和平与安全的社会问题。

安全,简言之,就是没有人身(包括精神)、财产和社会地位(名分)等等方面的危险,也没有受到现存或可能的威胁,没有出现损害人身、财产和社会地位等等的事故或事态。安全的具体内容,随着时代而变化。在今天,法律和社会道德允许和保护的权益不受侵害,没有现实或者潜在的危险、威胁和损害,即是安全。

侦查权力与安全价值、功能和目的之间,存在深厚联系。

首先,侦查权力本身直接具有安全的价值、功能、目的。这是由刑事诉讼的基本任务和价值、目的决定的。

刑事诉讼是为什么而设立的,侦查权又是为什么而设立的?都是为了安全。虽然我们在排除危险、侵害,维护或者恢复安全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自由的价值和维护自由的义务,虽然我们恰好通过安全而获得、保护和发展了自由,但是,侦查权的直接、内在的目的、价值和功能,就是安全。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第6条规定了两方面的诉讼目的:一是,维护受到犯罪侵害的人和组织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保护个人免受非法的和没有根据的指控、判刑、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二是,刑事追究和对犯罪人判处公正的刑罚与不对无辜进行刑事追究、免除其刑罚、对每个没有根据地受到刑事追究的人平反同样符合刑事诉讼的目的{2}。这里,居于首位的目的,就是维护受害人的权益,而对于受害人来说,第一位的权益,就是免除受害后果,不再受害,即获得可靠的安全保障。没有那通过刑事追究实现的安全,侦查权的自由、人权的价值、功能和目的,很可能只是空头支票。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条和第2条的规定,最清楚不过地说明,安全、秩序在刑事诉讼具有何等价值和地位,并由此直接说明安全、秩序与侦查权力的价值、功能和目的的关系。第1条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2条,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虽然这两条的规定,有一些值得批评的地方,但是,这些规定却明白元误地揭示了刑事诉讼的实质、直接价值和目的,就是维护安全、秩序和惩罚犯罪,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和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来实现自由价值和目的。

侦查及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侦查权力及整个国家刑罚权,在起源和发展上,本身就是人类为了满足基本的安全需要的产物。安全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不安全是人们最经常地面临的问题。当犯罪成为一种社会性的不安全因素时,控制犯罪成为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共同需要和目的。为此,国家把犯罪和刑罚规定在基本法律中,对犯罪加以制度化的控制、追究和惩罚。侦查权力连同整个刑罚权,自始至终是国家、社会和个人同犯罪进行斗争的直接而主要的手段。通过限制乃至剥夺犯罪者的权利、利益,直至消灭其生命,来实现和扩张包括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在内的刑罚权,来实现权力的安全和秩序的价值及功能。

其次,自由与安全都是侦查权的价值、功能和目的,然而安全更具有优先性,才是侦查权的内在价值、功能、目的。

笔者以为,在侦查权和整个刑罚权的范围内,安全,还有伴随而来的秩序,才是它的内在价值、功能、目的。安全,比之于自由,在侦查活动和全部刑事诉讼活动范围内,无疑是第一位的、优先的。那些将自由作为侦查(刑事诉讼)活动的优先价值的理论,虽然很诱人,也可以作为某种引导社会舆论的“理论呼声”,但恐怕难以成立。

一些学者曾认为,英美刑事诉讼把自由作为优先目的,大陆刑事诉讼法把安全作为优先目的{3},随后,这种理论被学者自己所修正,代之以“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为两大对立性价值和目的{4}。笔者注意到,英美学者似乎并没有关于刑事诉讼中“自由优先”的明确表达。对我国学者产生广泛影响的帕克(Packer)两种模式理论,即“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理论,也未曾给出“正当程序模式”就是“自由优先”模式的说法。自由既然没有被明确作为刑事诉讼的优先目的,它也就不可能成为侦查权力的优先价值、功能和目的。

在整个刑事诉讼范围内也好,在侦查权力及其运行的范围内也好,就自由与安全这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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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德)阿图尔.考夫曼.德文版序(A).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舒国滢译.法律智慧警句集(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2.

{2}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0、11.

{3}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上(M).法律出版社,1997.53—71.67—69.

{4}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修订本·上(M).法律出版社.1999.54—64.

{5}(美)爱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陈卫东,徐美君译.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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