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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0—2011年度回顾
【作者】 王昶【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法律信息【中文关键词】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判例法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4
【页码】 8
【摘要】

本文介绍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0-2011年度九名大法官团队情况、工作情况(统计)以及该年度审理过的重要的宪法、刑事、民事等方面案例,并展望了下一个年度工作。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9161    
  2010-2011年度(2010年10月—2011年6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首席大法官主持下的第六年度,是最高法院自1975年以来首度没有约翰·保罗·斯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大法官在庭上听审。斯蒂文斯大法官在2010年6月退休,伊莲娜·卡冈(Elena Kagan)大法官接任。这也是最高法院有史以来首次有三位女性大法官在职。
  这一年度最高法院倾向于:(1)支持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广泛适用性,在涉及暴力电子游戏、葬礼示威和政治言论的几个重要案件中都应用了言论自由条款;(2)在涉及大公司与底层雇员或者消费者产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支持大公司的利益和其法律论辩;(3)不支持竞选财务改革;(4)限制集团诉讼、纳税人诉讼主体资格和州诉讼主体资格;(5)在刑事诉讼正当程序方面没有明显的倾向,一方面支持囚徒和少年的某些程序权利,另一方面又不支持死刑犯的某些诉求,而且限制了证据法排除原则的适用性。
  一、年度统计数字
  在这一年度中,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对法院的主导更加明显,91. 7%的时候他处于法庭多数意见。肯尼迪大法官地位稳固,在94. 1%的时候处于法庭多数意见。法庭总共审理了84个案件,其中82个案件通过调卷令(writ of certiorari),1个案件属于上诉司法管辖(appellate jurisdiction),1个案件属于原初司法管辖(original jurisdiction)。 56个民事案件(占67%),19个刑事案件(占23%),8个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案件(占10%),1个州际问题。72个案件属于审查各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10个案件审查各州最高法院的判决,1个案件审查加利福尼亚州三位法官小组判决,1个案件属于直接审理。
  法庭共颁布了82份司法意见判决书(联邦最高判例法),另有1个司法意见判决书属于上一年度。75个案件在法庭听取上诉双方辩论后宣判,5个案件快速否决下级法院判决,2个案件由于法庭出现4比4意见(卡冈大法官回避)导致确认下级法院判决,2个案件被撤销。在16个案件中,法庭颁布了5对4或者5对3(如果有大法官回避该案)的分歧性较强的意见,占总案件的20%。这和2009-2010年度持平—也是16个案件,当年占总案件的18%;但比2008-2009年度要少很多,当时有23个5对4分歧案件,占总数的29%。但同时法庭也颁布了33份一般一致意见(所有大法官在法庭意见的基本法律推理上面一致),占总案件的40%;在这33个案件中,18个案件属于绝对一致意见(所有大法官在法庭意见的所有法律推理上面一致)。
  26个案件来自于联邦第九巡回上诉区,其中19个案件最高法院推翻了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6个案件来自于联邦第六巡回上诉区,推翻5个。5个案件来自于联邦第五巡回上诉区,推翻4个。4个案件来自于联邦第八巡回上诉区,推翻3个。2个案件来自于联邦第一巡回上诉区,均获得最高法院支持。9个案件来自各州最高法院,9个原判决均被推翻。联邦最高法院在本年度的总推翻原判率是72%。
  这一年度是奥巴玛总统任命的两位女性大法官索尼亚·索托玛约(Sonia Sotomayor)大法官的第二年和卡冈大法官的第一年。新上任的卡冈大法官明显地与其他三位自由派大法官:鲁丝·贝德·金斯伯格(RuthBader Ginsburg)大法官,斯蒂芬·布赖耶(Stephen Breyer)大法官,和索托玛约大法官站在一起。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Kennedy)大法官继续保持其在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之间的充任关键票(“swingvote”)之角色,但明显地选择更多时候与保守派大法官们: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大法官、和山姆·阿利托(Samuel Alito)大法官站在一起。从判决投票统计上看: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和阿利托大法官投票最一致:96%的时候一样;其次是索托玛约大法官和卡冈大法官,94%的时候一样;金斯伯格大法官和卡冈大法官91%的时候一致。反过来看分歧:托马斯大法官和索托玛约大法官68%的时候投票相反;阿利托大法官和卡冈大法官也是68%的时候投票相反;斯卡利亚大法官和索托玛约大法官67%的时候不一致。
  保守派大法官们似乎进一步控制局面,在5对4的大分歧案件中,88%的时候保守派获胜,自由派大法官们撰写了大量的反对意见,其中以金斯伯格大法官最为突出。事实上,斯蒂文斯大法官退休后,金斯伯格大法官就义不容辞地支撑起自由派阵营的旗帜。从年龄的角度看,保守派四位大法官平均年龄64. 75岁,自由派四位大法官平均年龄65. 75岁,中间偏保守的肯尼迪大法官75岁。所以大法官意识形态阵营的平衡或不平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依赖肯尼迪大法官的关键一票,在本年度中,保守派获胜的88%的5对4案件是决断在他的一票之下。
  二、重要判例法
  本年度的最重要宪法案件有:布朗诉娱乐商会案(Brown v. EntertainmentMerchants Association, 131 .S. Ct. 2729);施耐德诉菲尔普斯案(Snyder v. Phelps, 131S. Ct. 1207);亚利桑那自由企业诉贝内特案(Arizona Free Enterprise v. Bennett, 131S. Ct. 2806) ;亚利桑那基督学校学费组织诉闻恩案(Arizona Christian School Tuition Organization v. Winn, 131 S. Ct. 1436);和布朗诉普拉他案(Brown v. Plata, 131 S.Ct. 1910)。
  1.布朗诉娱乐商会案(559 S. Ct.1448),被称为“暴力电子游戏案”,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司法意见判决书于2011年6月27日颁布,是本年度最后一案。判决投票7对2,判决书由斯卡利亚大法官执笔。最高法院宣判加利福尼亚州禁止销售暴力电子游戏给未成年人的法律违反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该法律规定暴力电子游戏必须加上标示“18”,不得销售给18岁以下未成年人。“暴力”在该法中的定义是“设计杀戮、致残、肢解或者性侵犯一个人类的形象,如果从一个理性的人的角度来看整个游戏,这些行为会吸引未成年人的异常的或者病态的兴趣,明显地与社区公认的什磨是适合儿童的标准相违背,由此造成统观整个电子游戏,会发现游戏缺乏对儿童有利的严肃的文学、艺术、政治、或者科学价值。”该法律对“暴力”的定义明显地借鉴了最高法院1973年的判例法米勒诉加利福尼亚案(Miller v. California, 413 U. S. 15;93S. Ct. 2607)中对“淫秽”(obscenity)的定义。在该判例法中,最高法院认为“淫秽”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但是在判决书中,斯卡利亚大法官指出对于暴力的描绘从来都不是政府管理的对象。加利福尼亚州的那项法律尽管初衷是保护儿童,但这和法庭的法律分析没有直接关系,法庭关注的是言论自由条款的适用性—即适用于描绘暴力的作品。本案的法律问题是:“加利福尼亚州是否可以颁布一项法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被该法律界定为‘暴力’的电子游戏,并且要求这些电子游戏都被标示为‘18’?”联邦北加利福尼亚地区法院和第九巡回上诉区法院对此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联邦最高法院同意,确认第九巡回上诉区的判决:该加利福尼亚州法律违宪,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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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卡利亚大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言论自由条款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与公众有关的话语,我们一贯承认区分政治和娱乐是很困难的,而且试图去区分都是很危险的。”而且“政府没有权利限制言论的内容,也不能创造出一个新的言论或者表达的范畴,然后说该范畴不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法庭认为暴力不等于淫秽,加利福尼亚州不能借用法庭对淫秽的定义来限制某些耸人听闻的言论。而且古往今来在很多儿童文学都包含暴力元素,如很多希腊神话,《格林童话》,和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小说《蝇王》(Lord of Flies)。加利福尼亚州未能表明该法律的制定是为了保护某一“重要的政府利益”(compelling governmentalinterest),甚至都不能证明在暴力电子游戏如何伤害未成年人。对于未成年人以何种类型电子游戏作消遣的问题,家长应该帮助决策,而不是政府。同时法庭也指出未成年人同成年人一样享有第一修正案保护下的言论自由,有自由选择电子游戏的权利。
  阿利托大法官虽然投了多数意见(majority)票,但他单独撰写了支持意见(concurrence opinion),罗伯茨首席大法官联署,他们两位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过于含混(vague),不能真正地应对现实问题。一部认真制定的这类法律还是有可能通过宪法审查的。托马斯大法官和布赖耶大法官分别撰写了反对意见。
  2.施耐德诉菲尔普斯案(131 S. Ct.1207),被称为“葬礼示威案”,同样涉及言论自由条款。堪萨斯州一个以弗莱德·菲尔普斯(Fred Phelps)牧师为首的小型极端宗教团体(大部份是菲尔普斯的家庭成员)一贯认为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伤亡是上帝对美国社会过于容忍同性恋的惩罚。该团体多年来上千次地在各地的阵亡将士葬礼附近举行示威。2006年3月,他们在美国海军上等兵马修·施耐德(Matthew Synder)的葬礼附近拉警戒线并展示恶意标语“上帝恨你”,“你们下地狱”,“美国完了”等。马修的父亲阿尔伯特·施耐德(AlbertSynder)在马里兰州地区法院起诉菲尔普斯及其团体,依据州侵权法,诉由为“故意精神伤害”(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emotional distress)和其他。地区法院判决原告获胜,陪审团判决一千零九十万美元的赔偿(后被法官减少为五百万美元)。被告上诉到联邦第四巡回上诉区法院。2009年9月,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推翻地区法院的判决,同时取消巨额赔偿。施耐德申请联邦最高法院调卷,最高法院准许。
  葬礼示威案吸引了广泛的媒介关注,因为它涉及到了令人憎恶的言行,测试言论自由条款的适用度。但本案涉及的最主要的法律问题是:联邦最高法院关于禁止公共人物索求故意精神伤害赔偿的前例是否适用于私人之间的争议?联邦最高法院从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New York Times v.Sullivan, 376 U. S. 254;84 S. Ct. 710)以来明确判定当公众人物受到言论的批评和伤害,如果这种言论是有关公共事务的,而且伤害仅限于感情和尊严方面,公众人物不得寻求精神赔偿。那么像当下这样一个案件:阵亡士兵的家长能否起诉在其子葬礼附近公共场所示威以表达他们对同性恋的反对的宗教团体,并索求精神赔偿?最高法院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最高法院以8对1确认了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罗伯茨首席大法官代表法庭撰写了司法意见判决书,重申法庭支持示威者的言论自由,只要示威者是在公共场所表达对某一公共话题的意见,不论该意见有多么的令人无法接受。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写道:“关于公共话题的言论位于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核心”:由于示威的团体的言论是在公共场所,关于公共事务的,那么这种言论就是受到第一修正案的特殊保护的,不能仅仅因为它们令人厌恶就被限制。法庭引用1989年的德克萨斯诉约翰逊案(Texas v. Johnson,491 U. S. 397; 109 S. Ct. 2533)说:“第一修正案的最基本原则就是政府不能仅仅因为发现某种思想具有冒犯性或不同意某种思想,就对该思想的表达加以限制。”阿利托大法官单独撰写了反对意见。他认为“为达到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公开和积极的讨论,没有必要允许对无辜的受害者如本案中上诉者‘亡兵家长’进行折磨。”阿利托大法官对亡兵家庭的深切同情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甚至退休的斯蒂文斯大法官也表示如果他还在庭上,他会联署阿利托大法官的“强有力的反对意见。”
  3.亚利桑那自由企业诉贝内特案(131S. Ct. 2806)是继2008年戴维斯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David v. Federal ElectionCommittee,554 U. S. 724;128 S. Ct.2759)和2010年公民联合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Commission, 130 S.Ct. 875)之后,最高法院再一次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审理竞选财务问题。在公民联合案中,法庭5对4判决政府不能限制公司财团在选战中用在媒体宣传上的金额,否则违反言论自由条款-限制了公司财团的言论自由。当时自由派大法官们在斯蒂文斯大法官的领导下激烈反对将言论自由条款滥用在选举财务问题上,因为这将事实上造成损害选举程序的尊严。
  亚利桑那州1998年通过的《亚利桑那公民清廉选举法》(Arizona Citizens Clean Elections Act)规定:竞选亚利桑那州政府职位的候选人可以选择同意接受公共资金支持,只要他/她同意限制个人在竞选上的花销至500美元,参与至少一次选举人辩论,并且返还给政府没有花完的公共资金。这些候选人将收到一些启动资金,然后也可能收到一些“匹配资金”,如果其他候选人得到私人或者非政府团体的财务支持。“匹配资金”用来确保接收公共资金支持的候选人不会因与大财团支持的竞选人相比,资金短缺而处于竞选劣势。康涅狄格、佛罗里达、缅因、明尼苏达、和北卡罗莱纳等也有类似的法律。
  亚利桑那州的一些非公共资金候选人和他们的支持团体将《亚利桑那公民清廉选举法》中的“匹配资金”条款诉上法庭,声称该条款限制和伤害了他们的言论自由。联邦地区法院同意他们的诉求,宣布该条款违宪,颁布永久禁止令禁止该条款的实施。第九巡回上诉区法院推翻地区法院的判决,认为“匹配资金”有助于防止竞选腐败,对言论自由的影响微乎其微。
  最高法院在此案中5对4推翻第九巡回上诉区法院的判决,裁定“匹配资金”条款违宪。罗伯茨首席大法官代表多数(五位保守派大法官)撰写司法意见判决书,判决指出:对于不参与公共资金支持项目的候选人和其他团体来说,“匹配资金”对他们的言论自由造成压力。保守派大法官们对选举财务改革的努力一贯持反对立场。
  卡冈大法官代表少数(四位自由派大法官)撰写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该争议条款不但鼓励了不同意见的积极竞争,而且代表了政府对人民的意志做出积极回应。卡冈大法官指出:宪法第一修正案不是要保护可以被金钱收买的利益。
  4.亚利桑那基督学校学费组织诉闻恩案(131 S. Ct. 1436)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政教分离原则,并再一次限制纳税人诉讼。亚利桑那州有一项税法规定纳税人如果给被界定为“学校学费组织”的机构团体捐款,纳税人可以获得每人500美元或者夫妻1000美元的税收抵免。学校学费组织机构一般用捐款来给私立学校设立奖学金,很多这些私立学校是宗教性的。一些亚利桑那州的纳税人把这项税法起诉到州法院,州最高法院判决他们败诉。这些纳税人原告在联邦法院继续诉讼,联邦地区法院以原告们没有诉讼主体资格(standing)为理由撤销案件,第九巡回上诉区法院推翻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
  最高法院5对4推翻第九巡回上诉区法院的判决,判定纳税人原告们没有诉讼主体资格。肯尼迪大法官代表法庭多数撰写司法意见判决书,指出“纳税人原告们声称他们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来起诉该州的税收抵免法律,仅仅因为他们是纳税人。但是在联邦法庭中,仅仅是纳税人这一项并不足够确立诉讼主体资格。”肯尼迪大法官讨论了1968年的重要判例法弗拉斯特诉科恩案(Flast v.Cohen, 392 U. S. 83, 88 S. Ct. 1942),该案确立如果作为纳税人的原告能够证明他们本人上缴的税款被用来支持宗教活动,他们就具有了诉讼主体资格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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