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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中国法理学教材发展的阶段和趋势
【副标题】 基于1950年到2010年教材出版情况和内容的分析
【作者】 郭忠【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法理学;教材;阶段;人才培养
【文章编码】 1007-788X(2012)04-0087-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4
【页码】 87
【摘要】

建国以来中国法理学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经历了一个坎坷的发展过程,教材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50年以后的60年,中国法理学教材的发展经历了移植苏联法理学教材阶段、寻求学科独立和体系重构阶段、法理学教材新改革阶段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体现了法理学教材的发展轨迹是一条从以政治为本到以学科独立和发展为本,再到以人才培养为本的道路。法理学教材进一步的发展趋势应当是立足于法学人才培养,建立起多元化的、适应各类人才需求的教材体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2869    
  从1950年到2010年,中国法理学教材建设历程已经历了整整60年。在这60年中,法理学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到今天,中国法理学教材建设已出现百花齐放的趋势,法理学教材从内容到形式,较之过去都有了很大的改观。今天的成绩来自过去60年来法理学界在教材编写领域不断进行的改革和创新。60年来法理学教材的编写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现在又出现了怎样的发展趋势,未来的发展又当如何,本文试图通过60年来法理学教材出版的有关数据进行一番简要的考察和分析。
  一、1950年至2010年法理学教材出版的总体情况
  为了总体上俯瞰建国以来中国法理学教材出版的总体情况,笔者首先对教材[1]出版的总数进行了统计。根据笔者对国家图书馆、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以及“法理学汉语类教学用书书目资料索引”[2]等目录资料的综合统计,1950年至2010年,中国出版了法理学教材464部。[3]由于1950年以来中国法理学教材一直处于发展变革之中,教材名称几经周折,最后才基本统一为法理学。所以,对教材名称的检索,包括了“法理学”、“法学基础理论”、“国家与法的理论”、“法学导论”、“法学概论”以及“法学绪论”、“法学基础”、“法律基础”等等。其中检索到教材名称为法理学的有278本,法学基础理论有68本,国家与法的理论61本,法学导论14本,法学概论28本,其他名称15本。
  从各类教材所占百分比看:以法理学为名称的教材约占60%;其次是以法学基础理论为名的教材,占14.7%;以“国家与法的理论”为名称的占13.1%;法学导论和法学概念各占3%和6%。
  从各个时期法理学教材的名称和出版的数量上看,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受政治发展和社会需要等方面原因的影响,法理学教材在不同的时期名称是不一样的,而且,数量上也出现了一个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发现法理学教材的出版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达到了一个小高峰,整个十年至少有44部教材出版(包括非公开出版),当然这个时期的教材大多从苏联翻译引进,直接作为我国高等学校的法理学教材,特别是早期,自编教材很少,而且受苏联影响,名称全部都称为“国家与法的理论”。这些教材中还有很多属于各个高校为了教学需要自行编写的内部发行的教材。整个六十年代,法理学教材的出版除了早期有少量法理学教材外,后面几乎为零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导致了法学发展的停顿,直至1977年才开始有法理学教材出现。也许“文革”后第一部教材是西南政法学院1977年编印的教材《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讲义》。自1977年开始,法理学教材的出版出现了不断发展的上升趋势,特别是从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出现了突飞猛进的趋势,从教材的名称上看,1977年以后,教材名称已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从1981年开始,“法学基础理论”的教材名称开始出现,而几乎与此同时,以“国家与法的理论”为名称的教材消失无影了。1988年开始出现了两本题名为“法理学”的教材,一本是万斌编著的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理学》,另一本是吴世宦主编的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理学教程》。随后,“法理学”的教材名称逐渐通行,以“法学基础理论”为名称的教材日益稀少。
  二、建国以来法理学教材发展的三个阶段
  从建国以来至今60年的法理学教材的建设和发展来看,中国法理学教材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简单移植到自主创新的过程。60年法理学教材的命运和整个中国法学的命运一样,因为政治的变化经历了从繁荣到沉寂又到进一步繁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理学教材一步步走出了唯政治化的歧途,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令人惊喜的变化。
  (一)移植苏联法理学教材阶段(1950-1980)
  新中国的法学教育是在全面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的背景下出现的。由于“六法全书”被认为体现的是剥削阶级的意志,是反动的,不能被新中国的法律所继承,国民党时期的法学理论和教育同时被废弃,新中国的法学教育全盘照搬了苏联的法学教育模式。我们可以从教育部1953年推出的法学课程发现,当时法学院系开设的课程全部引进的是苏联课程,“这一套法学课程的设计者,实际上已经把苏联法律与中国法律合而为一或者认为两者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差别。”{1}17在50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政法教育开展得如火如荼,而当时的法学课程却主要是由苏联专家讲授。由于人民大学同时又是培养全国高校法学师资的地方,苏联的法学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便因此移植到中国,“苏联的法学教材在人民大学经过翻译、整理、改写,成为各大学统一使用的法律教科书。”{1}18
  当时使用比较广泛的教材有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集体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权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从1950年到1955年多次再版),玛·巴·卡列娃等编写的《国家和法的理论》(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在这些教材中所体现的特点是将法律现象作为一种国家现象来定义,并从不同历史类型的国家和法的本质区别人手,区分了剥削阶级的国家和法以及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法,然后分别从社会主义国家和法的角度,论述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和本质、国家形式、主要职能、国家机构,以及论述社会主义法的本质、法制和法律秩序、法律意识、法律规范、法律渊源、法律适用、法律关系、法律体系等等。
  由于对不同历史类型的国家的本质差异的强调,法的本质成为不同的法律现象和法律理论的分界线,对法律现象的描述和理论抽象,要么是剥削阶级的,要么是无产阶级的,而中性的、没有阶级立场,能够普遍地描述不同历史类型的法律现象的法律理论是不存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遍真理,但是它是有阶级立场的,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社会主义的法律理论就必须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解释和论述法律现象和本质,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服务。在所有教材的目录中,凡涉及法制、法律秩序、法律意识、法律规范、法律适用、法律关系、法律体系等法律概念时,无不冠以社会主义或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定语。[4]这种剥削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野,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野使得法学学科失去了自身对政治现象的独立性。人们会误以为在不同法的历史类型下法律现象是没有继承性的,法律只是政治的一个附庸,法律现象不是一个自我独立的现象,没有其自身的历史延续性,只是某个历史时期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而已。
  苏联的法理学教材的引入只是在中国的法律科学和法律实践还未充分发展起来的阶段,这种法理学的弊端还未真正显现出来。这种法理学的意义在当时仅仅在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需要,而对于以后中国社会里将要产生的各种法律实践缺乏解释力和理论指导意义。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兴起的大规模立法以及司法实践表明,政治化的法律理论对法律实践的指导是乏力的,各个部门法的运行完全可以做到毫不理会政治化的教科书法理学。这也导致了部门法学者对法理学轻视,“法理学无用论”也开始兴起。
  (二)法理学教材体现学科独立以及体系重构的阶段(1981-2002)
  凯尔森认为:“苏维埃的法律理论沦落为苏维埃政府侍婢这种悲惨的状况,对社会科学学者应当是一个严重的警告:真正的社会科学只有在超脱政治的条件下才有可能。”{2}凯尔森试图在价值无涉的基础上建立法律科学虽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完全无视法律科学自身的独立性,则根本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法律科学。改革开放以后,法理学的危机似乎已显示出来,法理学试图指导部门法的发展,但部门法的发展和法律实践的进行却给政治化的法理学当头棒喝,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日益脱节,毫不相干。法理学如何挽救自身?苏联式的旧教材必须得到突破,维辛斯基的阶级化的法学理论也得到批判。在80年代人们讨论最多的问题是法律的继承性问题,法律的阶级性和社会性问题。这些问题的突破,关系到法学自身的独立性问题。而只有法学独立性问题解决了,真正科学的法学基础理论才能建立起来。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与法的理论”的教材名称开始更名为“法学基础理论”,以使得属于政治学科的国家理论和法学理论脱离。最早出现的教材是1981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试用教材《法学基础理论》,{3}以及高等学校试用教材《法学基础理论》。{4}自此以后,名为《法学基础理论》的教材成为中国当时最正统的教材,《国家与法的理论》名称不再使用。从1981年开始,法理学教材的编写和出版进入了一个小高潮,1981年共出版了11部法理学教材。
  从1982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孙国华主编的《法学基础理论》的内容来看,其内在的逻辑和50年代的苏联教材是一致的,只是删除了有关国家的产生和本质、国家形式、主要职能、国家机构等内容,仍然强调了由法的阶级本质而区分出来的社会主义法和剥削阶级法的区别。在教材所要介绍的所有法律概念上,都冠有社会主义的定语,以示和剥削阶级法的概念的区别。整个教材最重点的内容是关于法的本质问题,几乎占了整个教材的一半的篇幅。
  在随后的《法学基础理论》教材的编写中,关于法的本质部分的篇幅在不断压缩,而关于法律的产生、作用、制定和实施等方面的内容在不断扩充,同时一些法理学的新的研究成果被纳入到法理学教材中来。在1994出版的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法学基础理论》{5}中,法的功能和作用、法的价值以及法律文化的概念被纳入进来进行专章介绍。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每章标题中法律概念的前面仍然冠有社会主义的定语,以表明法律理论的社会主义属性。
  1988年就已有了以“法理学”为题名的教材,到九十年代,“法理学”的教材名称运用更为广泛,并以压倒性优势基本取代了“法学基础理论”的教材名称。“法理学”这一称谓的使用和1992年武汉召开的法理学年会有关,会上学者们正式议定今后统一使用“法理学”称谓,这是一次没有丝毫官方背景的学术默契。{6}再从形式上看,九十年代的法理学教材和八十年代题名为“法学基础理论”的教材有了明显的不同。在1992年出版的一本法理学教材中,{7}在全书26章中,冠有社会主义的定语的章仅占6章,为全书的23%。 1997年出版的另一本使用十分广泛的司法部规划教材中,已经见不到在每一章的标题中冠有社会主义的定语了,仅在节中有所体现。{8}在2000年以后,各种法理学教材的章节题名中出现社会主义一词的已经非常少见了。根据笔者收集的2000年以后出版的51种主要法理学教材统计,教材各章题名出现社会主义的仅6种,而且在全书所占篇幅都已经较少了,一般只有1-7章的内容。
  尽管大部分教材在各章题名中未有社会主义的字眼,但大部分教材仍然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通过对2000年以后出版的51种教材的统计,44种教材专章或专节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角度阐明了法的本质问题,只有7种教材未涉及法的本质问题。这7种教材有部分还是因为其他配套教材已阐明了法的本质问题。
  这说明中国现阶段的法理学教材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但和以前的教材已有了根本的不同。50年代到80年代的教材是以法的阶级本质问题为贯穿法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任何法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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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是京城土著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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