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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版权》
陶鑫良:学者的一半是行者
【作者】 常青【分类】 著作权法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3
【页码】 1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6446    
  
  陶鑫良教授从事知识产权教学、研究与法律服务已经整整三十年,现任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温州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主任等;兼任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知识产权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他曾获“全国专利工作者个人”、“全国知识产权先进工作者”、“全国知识产权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等荣誉;也曾被评选为“上海优秀民事代理律师”(上海市律师协会)、“2014中国知识产权诉讼律师最高奖项‘业界贤达’”(钱伯斯国际著名评估机构)和“ALB 2015中国十五佳诉讼律师”(亚洲法律杂志ALB)等。而在陶鑫良教授的微信和微博之醒目位置,都能看到他“知识产权过河卒,文学老年梦中人”的自诩。最近记者好不容易才联系上并采访了他。
  记者:有人说今年初你连续获得了两项律师“大奖”,即国际著名的钱伯斯评估机构之“2014中国知识产权诉讼律师最高奖项‘业界贤达’”和亚洲法律杂志ALB之“ALB 2015中国十五佳诉讼律师”,那么,你究竟是律师还是教授?你是怎样看待和处理这两方面的工作的?
  陶鑫良:我既是一名知识产权教师,又是一名知识产权律师,一体两面,如影随形,相互融合,彼此促进,“横看成岭侧成峰,视角不同实相同”。当然,从传统的教师角度看,我不是一名传统的教师;从纯粹的律师角度看,我也不是一名纯粹的律师。教师的一半是律师,学者的一半是行者,相辅相成,渐行渐远,这也许是我多年来在知识产权路上的真实身影。
  记得我由教师而兼职律师,从课堂而走向法庭,大致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事,当时首先是我在知识产权教学和研究实践中,越来越觉得“纸上得来总觉浅,深知此事须躬行”,所以就有了兼职律师及其践行法律实务的冲动和行动。律师实务或谓法律实务对于我来说,第一是我的教学实践项目,是我本科生课程和研究生教学中的有机组合部分和强化特色之处,因为知识产权教学在持续呼唤教师的实践,我要在讲台上有底气、有内容、有活力,就需要在前有一些身体力行的实际体验和践行积累。第二是我的科学研究课题,也是我跟踪知识产权形势和参与知识产权立法的“敲门砖”。因为知识产权领域的诸多前沿问题、尖端问题和疑难问题,几乎多是首先发生和被发现在鲜活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例中,然后来考验或者“拷问”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及行政管理,再进一步推动和促进知识产权的理论研究和修法立法。
  这些年来,我先后有幸参加了各部知识产权法律和其他相关法律的立法研究,可能就是较得益于我在兼职律师实践经历中的信息汇合和问题发现。譬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有幸参加了我国“三法合一”之《合同法》起草过程中最后为期十多天的专家研讨会,原因就是在前较多年我于技术合同签订、履行以及纠纷解决等方面的管理研析、诉讼代理以及培训讲座等实践中有所经验积累,故在上海的一次合同法立法征求意见会上的发言被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一位领导所重视,从而“钦点”进京得以参加在《合同法》立法“最后一公里”阶段、由全国人大法工委召开的泰斗云集,大咖荟萃的合同法专家研讨会,并作为专家组三代表尾随江平教授、尹田教授参加了李鹏委员长最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立法座谈会。
  但教师与律师的不同角色之间,倘如处理不好是可能会产生角色冲突的。尤其是以专职教师而兼职律师,后者应当是从属于前者的,后者的主要目标是为了促进前者的教学与科研,决不能本末倒置,喧宾夺主,发生目标错位和角色移位。我想多年来自己还是基本保持了教师兼律师的合理角色定位,和教学实践项目与科学研究课题的合适目标定位的。我更为注重的是法庭是我课堂空间的延伸。律师也是我教师身份的延伸。我一贯要求我的研究生能站在法律实践的前沿;我不满足于“授人以鱼”,大力倡导“授人以渔”,最乐意“师生同渔”。前几年我往往在征得诉讼案件当事人的信任及其授权的前提下,会把我带的一些研究生“赶”上或者“逼”上法庭的代理席,庭前我们师生充分讨论准备,庭上我们师生努力并肩战斗。从庭上下来的研究生有的已汗湿衣衫,但都感触颇深:“虽上一次庭,胜读几年书”,真正体会到“庭上几点钟,庭下几月功”的内涵和责任。后来研究生多了,逐一上法庭的条不具备了。我就把我以兼职律师身份正在代理的若干疑难案件拿到课堂上来,例如我近来代理的上海智臻公司起诉美国苹果公司的“小 i机器人专利侵权诉讼案”和“琼瑶起诉于正的指控《宫锁连城》侵犯《梅花烙》著作权侵权诉讼案”等,而且尽可能让课程进度平行或者同步于相关疑难案件的审理进程,在课堂上让研究生们展开对应于法庭上真实案件的类“真刀真枪”的课堂“仿真模拟”,也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我对学生的要求可用四句话概括:理论要论理,实务要务实,厚积而薄发,博学而精深。我除了要求学生重视理论研究外,还要求他们实践一定的法律实务。因此,我常带着研究生或者本科生上法庭,或让他们旁听庭审,庭后共同探讨其中的得失;我也指导学生帮助企事业单位建章立制以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或是组织学生配合政府立法部门修法。总之,我要求他们始终站在法律实践的最前沿。我对他们说:“要把每一个典型案件都当作一项科研课题来对待。每一次庭审都是我们的学习课堂,参加庭审的每一位法官与律师都是指导我们的老师。”记得早在1998年7月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直播我国法院庭审实况,直播的是北京一中院审理的“十大电影制片厂诉电影著作权被侵权案”。郑成思老师与我同被邀请为庭审评议嘉宾,在《新闻联播》的摄制厅内会同著名主持人罗京对现场庭审实况进行点评。庭审直播准备的一星期中,我得以与郑老师日日相处,闻道于朝夕,郑老师当时多多高瞻远瞩的真知灼见,忧国忧民的深思熟虑,今犹回响于耳畔。郑老师谴责盗版侵权行为,斥之既授人以柄,又自毁长城;郑老师谈互联网络、知识产权乃至于信息产权;郑老师说知识产权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和牛鼻子,应当尽快舞龙头而扬龙体,牵牛鼻而动牛身;郑老师讲我国的知识产权研究和知识产权教学一定要贴近现实情况和解决实践问题。郑成思老师的指导又加强了我理论联系实践,教师融合律师的信念和信心。

我能说我还比较喜欢洗碗吗


  如上所述,问我之究竟?我始终坚持:案例是教学的一大源泉,法庭与企业是教学的第二课堂;因此,归根结底,我一半是教师,一半是律师,教师的一半是律师。
  记者:你大学念的并不是法律专业,研究生学的也不是法律专业,而你现在却主要从事以知识产权为主的法律教学、研究和律师实务。听说你在转行知识产权之前已在节能技术方面小有名气而前途光明,请问你是怎么会走上知识产权之路的呢?而走上知识产权之路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陶鑫良:人生如棋,下棋的却仿佛是冥冥之中一双看不见的手;生命似线,布线者却是人生旅程中不尽的变数和无穷的合力之综合作用,或许这就谓之曰命运。其实我不迷信,不相信上帝和神仙。但我相信命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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