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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比较法研究》
正当当事人理论的现代阐释
【英文标题】 The Theory of the Justified Party:an Interpretation under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作者】 肖建华【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00年
【期号】 4【页码】 33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837    
  一、正当当事人的功能
  我国民事诉讼学者一般认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系民事权益被侵犯或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当事人就是案件的实体利害关系人,[1]从而将当事人理解为正当当事人,赋予当事人概念以实体含义。但是在赋予当事人实体内涵的同时,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理论和实践却同时承认了非正当当事人的概念。[2]既然当事人要具备实体的条件,那么与本案无实体利害关系的人即非正当当事人,就不是当事人。与这种概念相适应,以前我国司法实践的做法是,在原告的起诉阶段中,就需要审查原告或被告是不是“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人”,即不仅要审查起诉状是否符合程序上的一些要求,还要审查起诉的人和被诉的人与诉讼标的有无实质的关联,原告所诉是否属实。所以,人民法院开庭前的准备工作特别细致,承办法官在开庭审理前已经了解了整个的案情,对案件的处理方案甚至已经确定,甚至来自实务界的专家学者都批评开庭审理活动成为走过场,以致一段时间“审判方式改革”出现了要不要审前准备程序的争论。[3]因为完全由法官职权控制民事诉讼的实体真实的发现和程序的推进的审判方式,与赋予实体要件的当事人概念是相互协调的。并且,在这种审判方式下,只有实体的当事人概念才与民事诉讼的体系协调起来。
  将大陆法系当事人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置换为行政职权干预下的“模式”,也是受前苏联民事诉讼法学影响的结果。尽管前苏联的民事诉讼继承了大陆法系的一些诉讼理论,甚至诉讼法律关系、诉讼主体、诉权、诉讼标的、诉的种类等基本概念也沿用了德国等国的民事诉讼理论,但是当事人适格等直接涉及与实体问题独立的程序概念被改造和抛弃。前苏联和东欧的民事诉讼理论抛弃了正当当事人或当事人适格的概念,但同时将大陆法系当事人的概念予以改造,赋予了当事人概念以实体方面的要求。前苏联民事诉讼学者认为,“并不是一切有权利能力的人都能成为具体案件的原告,而是对提起这项诉讼有法律利益的人,即享有被告所侵犯的或争执的那项纠纷的权利人才可能成为原告。并不是一切有权利能力的人都能为具体案件的被告,而只有确实侵犯了原告的权利或对原告的权利提出了争执的人才可能作为被告。”[4]民事诉讼中与案件没有实体利害关系的人,不能成为诉讼当事人。
  但是,在诉讼开始,无法查明也不应该查明当事人是否为正当当事人,而是要由法院和当事人等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进行中,通过当事人举证、法院深入调查和当事人的法庭辩论,才能弄清楚。在没有查清楚之前,诉讼程序照样进行,事实上已经承认他是当事人而不是正当当事人。[5]即使前苏联学者在客观真实的诉讼目的支配下研究民事诉讼理论,有些学者还是承认了非正当当事人的存在,并认为非正当当事人还是“原告”或“被告”,只不过是“非正当”的原告或被告。如果在审理之后发现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所诉的民事法律关系,就可以认为已经起诉应诉的当事人不是正当当事人。如果法院认为原告和被告不是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或争执,将驳回非正当原告的起诉。[6]
  由于民事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性质主要是对民事权益受害方的个别救济,所以民事诉讼应当尊重当事人自主性,承认当事人概念纯粹为程序性质的概念。在计划经济已经被抛弃,市场经济观念崛起的今日,我国现在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就是吸收当事人主义的优点,对以往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进行改革,强化庭审功能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其结果是当事人在事实的证明方面,在启动诉讼程序、推进诉讼程序方面有更多的主动权。[7]实务中,当事人已经越来越成为纯粹的程序概念,越来越有必要承认当事人适格,亦即正当当事人概念。为此,正当当事人概念发挥着以下功能:
  (一)排除不适当的当事人,避免无意义的诉讼程序
  民事诉讼解决纠纷的过程越来越尊重当事人的主体性,提升纠纷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求得纠纷得以公正、圆满地解决,与市场主体广泛的意思自治能力相适应,应给予当事人提起诉讼的便利,承认原告起诉产生诉讼系属效力。但立法技术上,也应作一周全考量,尽量避免当事人滥用诉权,使对方当事人无端陷入诉讼,防止与本案实体法律关系无涉者提起诉讼或被起诉等。所以,一方而要确立不依赖实体法独立存在的程序当事人概念,认可一切民事纠纷的主体都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另一方面,还要确立正当当事人概念,通过肯定起诉、应诉的人是正当当事人、剔除不正当的当事人,以解决承认程序当事人可能引起诉讼程序事实与实体法事实的分离问题。由于正当当事人侧重于对当事人与实体法律关系或诉的利益关联性层面的描述,所以通过它可以对程序当事人中非正当当事人予以识别和排除。
  (二)扩大司法解决纠纷的功能
  在程序当事人即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观念下,当事人适格或正当当事人具有扩张的功能。群体诉讼可以说是当事人适格扩张的一个典型。由于现代社会的群体纠纷增多,就产生了解决多数人纠纷的群体性诉讼制度。群体性诉讼制度的设计是通过当事人适格的扩张实现的。立法赋予群体纠纷中的多数人选定的当事人或代表人有当事人适格。多数当事人一旦选出其代表人,该多数人一方当事人的诉讼实施权就由选出的代表人行使,其余的当事人则退出诉讼。因为判决的效力要扩及所有的当事人,所以承担诉讼实施权的代表人适格与否,关乎全体当事人的利益。正因为选定当事人或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多数当事人一方有代表性,判决的效力扩张才获得正当性,运用代表人诉讼扩大司法解决纠纷的功能才有可能。
  二、正当当事人与诉权
  (一)当事人适格与胜诉权
  正当当事人的概念最早源于日尔曼法上的共同共有制度。日尔曼法上,凡有共同共有关系存在时,仅能以其全体之总和为权利人或义务人。当时的观念认为,共同共有在诉讼上,必须以其共有人的全体为原告或被告,当事人才为适格。当时称为“共同诉讼”(Amentklage)。换言之,以共同共有权或共同共有法律关系为诉讼标的进行诉讼时,必须以全体共有人为原告或被告,该原告或被告才是正当的原告或正当的被告。只有全体共有人一同起诉或应诉,才可行使诉讼权能,如果仅由共有人中的一人起诉或被诉,被告对原告的诉的声明(Ans Drake)可以拒绝答辩。诉的声明的法定形式为,“你非正当的原告,所以我不予答辩”或“我非正当的被告,所以不能答辩”(No tibire spondes,non debes mecumagere)。[8]正当性问题后来从诉讼法中独立出来,演化为民事诉讼法中的妨诉抗辩权,成为被告的抗辩手段。这样,正当当事人问题就有其独立的意义。
  一方面,不具备正当当事人资格的原告不能胜诉,有正当当事人资格是其胜诉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有了正当当事人资格并不一定能够获得胜诉判决。理由是,案件的发生以当事人存在对立状态为前提,基于诉讼技术的需要,总要假定发生纠纷的权利为原告所有,而这项权利直到因查明案情而被否定时为止,在诉讼过程中始终被认为是存在的。所以只有通过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才能确认本案当事人是否正当。诉讼一开始被假定对纠纷享有诉权的原告和被告,只能称为本案的当事人,至于其是否为本案的正当当事人,只有根据实体的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加以判断。具体地说,与诉讼中争执的法律关系有牵连,或依法有担当他人诉讼的权能者才可以为本案的正当当事人。
  同时,当事人的正当与否与胜诉或败诉并无直接关联。原告败诉,既可能因为当事人的适格要件欠缺而败诉,也可能因为诉讼证据不足、未尽举证责任等原因而败诉。被告的正当与否,一方面是通过审判过程来查明,一方面是通过被告妨诉抗辩来摆脱作为实体民事责任者的地位。如果当事人不适格,法院将对此问题进行裁判;如果被告对自己与本案无实体关联的事实不作辩驳,法庭也未加以调查,而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仍然不能就此认为被告已经成为本案正当被告,被告可以通过上诉或申请再审等方式对此请求救济。
  所以,起诉一方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是其胜诉的前提条件,但不是其充分条件。
  (二)当事人适格与诉权要件
  为了进一步说明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是其胜诉的前提条件,还可以从当事人适格与诉权的关系进行分析。正当当事人是一个包涵了某种实体要素的诉讼概念。一旦意识到作为民事诉讼概念的当事人适格问题与一定的实体要件有密切联系,我们其实已经在关注当事人适格与诉权的联系。我们说谁具有诉权,是表示诉权的主体具备一定的条件,从而享有司法保护的权利。如果没有行使诉权的主体,诉权就是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和效果的概念。迄今,诉权学说林立,但最有影响者莫过于20世纪初,学者根据民事诉讼要件分类说建立的具体诉权说。笔者将从民事诉讼要件分类说人手,进一步解释包含实体要素的正当当事人概念在民事诉讼中的意义。
  民事诉讼要件分类说的首倡者是黑尔威格,他认为诉权以民事权利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可以分为三类,满足这三类条件,就有诉权的存在,并且当事人的诉权也应得到满足。这三类先决条件中的每一类都具有独立的法律含义,即各类条件的存在与否,将导致不同的诉讼法后果。
  诉权的三类要件中第一类要件是诉讼要件,它包括:(1)一定的诉的请求形式;(2)按正常诉讼程序提出诉讼请求;(3)诉讼请求由有诉讼权利能力的人提出;(4)诉讼请求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具备了上述要件,就产生诉讼程序,就可以让案件进入实体解决的审理程序,如缺乏其中任何一个要件,那么就应停止诉讼程序,不作实体解决而终止案件。
  第二类是诉的程序前提要件。诉的程序前提要件包括解决具体纠纷的许可性、诉的利益等,其内涵是表明原告有权利保护的利益和权利保护的必要。只有在具备程序前提的情况下,法院才能对实体法律关系作出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判决;如果缺乏这些前提要件,法院就驳回其诉讼。但是这种裁判只解决当事人有无保护权利的请求权存在的问题,并不等于对实体法律的纠纷作出了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解决。
  第三类要件是诉的实体前提要件,也称为权利保护要件,其内容是原告主张的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存在或不存在,其总和表现为民事权利,有无这些民事权利的问题,要依民法的规范解决。不具备实体前提,法院就可以驳回其要求法律保护的请求权,可以以诉无根据为理由而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9]
夫妻本是同林鸟

  这三类前提要件都属于当事人求得利己判决所必须的前提条件。建立在民事诉讼要件分类说基础上的具体诉权说,把诉讼程序以外的民事权利和要求保护这种权利的权利即诉权联系起来,对各国的民事诉讼产生了巨大影响。依具体诉权说,诉权就是当事人请求作出利己判决之权利。如果法院认为当事人有诉权,即应作出对其有利之判决;如果当事人(原告)受不利判决或败诉判决时,诉权就不存在。所以,当事人要在实体上通过利己判决满足私权请求,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三类要件。诉讼要件为形式要件,权利保护要件为实质要件,欠缺诉讼要件时,应以原告之诉为不合法,裁定驳回;欠缺权利保护要件,则应认为诉为无理由,以判决驳回。由于诉的程序前提要件包含了一些实体要素,在该种要件欠缺时,所导致的诉讼法律效果与欠缺权利保护要件的效果是一样的。
  具体诉权说在实体权利与程序保护的同一性之间建立了桥梁。其核心观念在于,诉权就是要求有利的法院判决的权利;凡是具有应该受到审判保护的民事权利的人,都享有诉权。原告无诉权存在,法院就将作出原告败诉的判决。[10]简言之,诉权完全是民事权利在诉讼上的再现。
  布雷(Enich Bley)倡导的本案判决请求说发展了具体诉权说,并为日本学者兼子一介绍到日本。本案请求权说认为,诉权问题,实质上是法院对该案件作出本案判决所必须的诉讼要件;具体诉权说的前提要件属于诉权存在要件。有此要件,法院方可作出诉讼请求有理由或无理由的判决。[11]该说认为,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解决民事纷争,以确定程序上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请求为本案判决——不论是胜诉判决还是败诉判决——的权利即为诉权。诉权是当事人请求作出本案判决之权利,不论法院认为原告主张之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法院作出原告胜诉或败诉之本案判决者,均承认原告有诉权存在。这与具体诉权说认为作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时,原告诉权才存在的观点有所不同。本案请求权仍然是以具体诉权说为基础的,二者的分歧在于,具体诉权说强调诉的实体要件和胜诉判决决定诉权的存在;并且在程序上要求诉讼外的权利构成和诉讼中的权利构成保持一致。具体诉权说将当事人适格作为程序前提要件权利保护要件对待,它认为当事人不适格的,当事人对其主张的利益无请求权。其法律效果是:如起诉欠缺当事人适格要件,法院将以诉无理由判决驳回。这从实体的方面强调了当事人适格对于解决纠纷的意义:当事人不适格,将不具备诉权。
  而本案请求权说扩大了主体行使诉权的可能性,扩展了司法介入私人纠纷的广度。当事人不适格等具体诉权的构成要件,本案请求权说认为它是诉权存在要件,欠缺诉权存在要件的,其诉讼不成立,法院应以诉不合法为理由而驳回诉讼。[12]
  日本和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不适格的处理,没有明文规定。日本著名学者兼子一主张当事人适格是诉讼成立要件,认为在当事人适格有欠缺时,应以诉不合法为理由,用判决驳回。一些受具体诉权说影响的学者,如德国的斯泰因,日本的斋藤秀夫、末川博等主张当事人适格是权利保护要件者,认为可以以诉无理由,用判决驳回其诉讼。
  我国台湾地区通说和实务上一般认为,当事人适格属权利保护要件。对当事人不适格的诉讼,应以诉讼无理由而驳回。法院于诉讼中,不论在哪一审级,应随时依职权调查,但是同样主张发现有当事人不适格情形的,应以诉讼无理由,用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3]
  我国大陆学者对当事人适格的性质也有不同认识。多数学者一般认为,当事人适格属于权利保护要件,认定当事人正当与否的根据是实体法,法院通过审判所保护的是争议的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而不是该法律关系主体以外的权益。只有争议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才能通过诉讼受到法律保护,也只有争议法律关系中的义务主体才能被依法判决承担民事义务。所以当事人适格是权利保护要件。[14]也有学者认为当事人适格属于程序意义上诉权的要件。当事人适格的,即为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与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无关,如果当事人适格有欠缺,应当以诉讼不成立而裁定驳回诉讼。[15]
  比较而言,将当事人适格作为诉讼成立要件或作为权利保护要件都有其适当和不适当之处。把当事人适格作为诉讼成立要件或程序意义诉权存在的条件,其优点是。没有把诉讼问题与实体问题同等对待,认识到把当事人适格基础完全归于管理处分权,不符合诉讼的现实需要与目的。虽然从根本上看,当事人适格仍然有赖于实体法的规定,已如前述。但是,一些情况下,当事人资格不是由实体法而是诉讼法拟制的。例如,在群体性诉讼中,即使代表人没有得到全体利害关系人的特别授权,该代表也因为对这一纠纷整体有管理权,成为适格的当事人,所以当事人的适格还可能决定于诉讼法的规定。虽然正当当事人与实体法也有一定程度的分离,但并不是任何只要宣称自己对某一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都可以成为正当原告。在法院审查诉状之初,就认为原告或被告不可能是正当当事人的,就可以裁定驳回其诉讼。在诉讼尚未进入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前,当事人是否适格,一般并不能得到确认。[16]因为任何诉讼当事人都会有实体的理由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只有通过法庭辩论才能判断当事人诉讼理由是否成立。存当事人适格有欠缺时,将以驳回诉讼方式处理问题,程序简单,判决无须经过言词辩论,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把当事人适格作为诉讼成立要件也有缺点,即该种处理方式没有涉及实质问题,纠纷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有关当事人还可以另行起诉,被告处于随时被再次起诉的状态,不利于法的安定。
  把当事人适格归人权利保护要件,虽然避免了这一弊端,但是实质上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通过审理程序,对作为权利保护要件的当事人适格问题进行审理,涉及了实质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实质问题,真正的权利主体或法律关系之间的纠纷没有得到解决,没有什么诉讼效益。[17]特别是仅仅通过程序审查就发现当事人不适格的,如果还作为权利保护要件进行审理,作出实体判决,将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因此,从原告起诉即是诉讼系属于法院这一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观念出发,把当事人适格的性质归于诉讼成立要件更为合理。但是在我国,由于存在着强职权主义色彩,把当事人适格的性质归于诉讼成立要件,却对起诉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制,损害了权利保护的可诉性范围。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不是由当事人起诉引起民事诉讼的开始,而是由法院进行一定的实体审查程序认可后才予以受理,要求起诉的原告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告不具备实体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法院将不会受理。即法院受理民事案件,民事诉讼才能开始,在这种民事诉讼机制下,如果把当事人适格的性质归于诉讼成立要件,将会导致诉请解决的纠纷根本不能进入诉讼程序,遑论实质审理!
  所以,如果把正当当事人作为权利保护要件,反而会使正当当事人问题不会作为在人民法院受理程序中加以审查的对象。当事人能否胜诉是当事人的事,但是,对有争议并把纠纷提交法院解决的人而言,当事人有利用法院的权利之嫌。对此及时提供司法救济也是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国司法制度如果不承认当事人的起诉即发生系属于法院的效力,不改变人民法院告申庭专司“受理”民事案件的做法,把当事人适格的性质归于诉讼成立要件,在当事人不具备这一要件时,人民法院以裁定驳回其诉讼,有可能把有关当事人应该得到救济的诉讼请求永远拒于法院的大门之外。所以,笔者认为,将当事人适格的性质归为权利保护要件更为合理。
  (三)正当当事人与实体法和程序法
  正当当事人问题是一个实体问题还是一个程序问题,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把这一问题归人诉讼要件或权利保护要件也许就已经界定了这一问题,但是这一界定并非绝对。
  早在罗马法诉讼制度中,就将诉讼程序分为法律审理(in jure)和事实审理(in iudicio)两个阶段。[18]但是罗马法学家对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存在、内容和效力这些实体法问题,与通过诉讼实现民事权利的条件、形式以及诉讼行为的后果等有关程序法问题,是不加区别的。只有关注实体法理论与民事诉讼理论的区别,才会注意这一问题。德国学者如穆特尔、黑尔威格等倡导具体诉权说,才使民事诉讼的要件与民事权利区分开,认为缺乏诉讼成立要件时,应以诉讼不合法而裁定驳回;缺乏实体前提要件的,应以诉无理由而驳回。但是,即使黑尔威格本人也还是认识到当事人适格不属于诉讼成立要件,也不属于诉的实体前提要件,而是属于诉的程序前提要件。这种观点也影响了大陆法系一些国家的民事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19]前苏联学者顾尔维奇虽然主张诉权应分为程序诉权与实体诉权,但是对于确定正当当事人问题却认为属于鉴明当事人是否享有“认定诉讼资格意义上的诉权”的问题,而具有独立的意义。[20]这些观点,强调了当事人适格是诉权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之外的特殊要件。这种特殊性表明它并非是纯粹的形式要件,因为当事人的适格与诉的理由涉及的实体问题息息相关;也并非属于纯粹的实体要件,因为诉讼法的因素也影响着当事人正当性。对当事人适格有欠缺的诉讼,一概以诉不合法而驳回并不一定是最佳的处理方式。把当事人适格问题作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之间的特殊问题加以对待,更加适当。所以,更换不适格当事人的观点,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
  三、正当当事人与诉讼实施权
  当事人适格或正当当事人是满足了一定实体要件的民事诉讼概念,是沟通实体事实与诉讼程序的一个桥梁。民事诉讼需要确立当事人即符合民事诉讼程序要件而非实体要件的程序当事人的概念,是为保障当事人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21]与此同时,还需要确立正当当事人的概念,以保障诉讼是在与诉的标的有实体利益关系的法律主体间展开,保障诉讼运行的合理性和实现解决纠纷的目的性,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判断当事人是否为正当当事人(正当原告或正当被告)的一般标准的理论,就是诉讼实施权理论。传统的诉讼实施权理论以管理权为基础,确立了正当当事人的一般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为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入实体审理阶段提供了便利。
  (一)诉讼实施权理论起源
  正当当事人和诉讼实施权概念起源于德国。不过,直到德国普通法时代,目前所理解的正当当事人概念尚未明确形成。当时实体上的权利存在与诉讼上的权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民事诉讼判决给予当事人的救济,被认为是通过实体法上个别地赋予有关权利主体以诉权而获得的。实体上权利的存在与诉讼上的权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实体法上系争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才可成为诉讼当事人。针对某一类型的案件,实体法通常规定当事人获得胜诉权的要件,这样很容易判断当事人在具体的“事件”中是否“适格”。当事人概念被限定为“实体的当事人”。[22]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为他人进行诉讼的人,如遗嘱执行人,破产管理人,都称为代理人,而不是“实体的当事人”。德国学者柯勒(Kohler)认为代理人也有以自己的名义代表他人的利益,作为当事人进行诉讼,诉讼的结果及于实体权利主体的人。作为代理人的破产管理人或遗嘱执行人,从实体法的管理权和处分权中获得了“诉讼资格”。自奥特卡(oetker)等因此首创“形式的当事人”概念开始,将诉讼当事人概念与实体法上系争权利关系的主体分离开。[23]所谓形式的当事人,是不以实体法为标准来判断谁是案件中的当事人。不过这种判断正当当事人的方法并无统一的判断标准,而应委诸个别的判断。对于特定案件的当事人适格,根据案件的审判对象判明。
  德国诉讼法学者赫尔威格则试图找到统一的当事人适格的判断标准,认为有关财产权诉讼的诉讼实施权,都可以统一于“管理权”这一概念下。诉讼资格成为诉讼实施权的最初理论来源,成为正当当事人需要具备的一般实体要件被抽象出来,称其为诉讼实施权或诉讼行为权(Process Fuhrungsrecht)[24]。有诉讼实施权或诉讼行为权的人,才可以成为本案的正当当事人。在德国普通法末期,诉讼资格或诉讼实施权的概念,就专门用于第三人对于他人实体法上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有权进行诉讼的场合,并用它作为确定法律关系外的第三人能够成为正当当事人的标准。
  民事诉讼当事人既可能与具体案件有实体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诉讼权能,成为正当当事人;也可以为保护他人利益而有诉讼权能,成为正当当事人。诉讼实施权这一抽象概念为确认本案当事人是否适格提供了一般的标准。从原告角度看诉讼实施权,是指对有关诉讼标的有诉权而提起诉讼,并进而有实施其他诉讼行为的权能。具有诉讼实施权能的原告为正当原告,又称原告适格或积极的适格。从被告角度看诉讼实施权,指对原告就诉讼标的的起诉,有应诉的权能。具有诉讼实施权能的被告为正当被告,又称被告适格或消极适格。私法上的权利主体或法律关系的主体,对于特定的诉讼,有管理权(或处分权),就有当事人的适格。凡实体法上的权利主体,就诉讼标的所涉及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有管理权,都可为本案正当当事人。由于权利体系的完善与发达是近代以后的事情,所以当时实体法上的权利主要是财产权,财产权的内容一般为管理权或处分权。这样,实体法上的管理权或处分权就成为诉讼实施权的基础。同时,从实体法中分离出的诉讼实施权的基础仍然源于实体法上的权能。这样,管理权遂成为财产诉讼中认定当事人适格的判断标准。财产权主体通常就该诉讼有诉讼实施权。如果该财产权由多数人共同管理,其诉讼实施权应属于多数人,由该多数人共同行使。[25]当事人有了诉讼实施权这种权能或资格,才能够实施诉讼,而求得本案的判决。赫尔威格认为,当事人适格的概念不同于在具体事件中当事人的适格,后者是主观的权利归属问题,是判决的结果而确定的。诉讼实施权是请求权在裁判上.所主张的权利,依管理权的存在决定,或依诉讼法的规定决定。一般而言,私法上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主体,对于以其权利或法律关系为诉讼标的的诉讼,都具有诉讼实施权。[26]
  传统理论对管理权的界定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管理权包括处分权;有人则认为,管理权与处分权同为诉讼实施权的基础。[27]管理权与处分权的关系究竟如何,取决于对管理权的概念如何界定。比较而言,作为诉讼实施权基础的广义管理权对民事诉讼有更为积极的意义。自近代始,欧洲各国的民事诉讼逐渐废除中世纪纠问式的审判形式,而采处分原则、辩论原则,由当事人决定案件的争点并承担举证责任,而法律关系的真实的事实构成和在诉讼中所查明的事实不一致,是完全可能的,甚至还是常态。[28]诉讼中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关的实体权利有处分权,也必然连同实体法的财产管理权也一并处分,所以管理权应涵盖处分权。如仅有狭义的管理权,实施诉讼的结果遭败诉判决时,则因当事人不具有处分权,在判决的效力不及于处分权人的情况下,生效判决无法执行,判决也就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所以,通说认为管理权(Verwaltungsrecht),指广义的管理权,既包括行使一定事实行为和行使一定法律行为的一般权能,还包括了实体的处分权能。
  (二)管理权理论的影响
  德国的正当当事人学说对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有很大影响。日本学者雉本朗造教授曾经就德国黑尔威格的管理权学说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将管理权分为三种情况,即:(1)财产权主体有管理权并有诉讼权能者;(2)管理权与诉讼实施权均赋予第三人者;(3)仅诉讼实施权赋予第三人分别予以讨论。[29]至今,仍然有许多日本学者用管理权学说来说明正当当事人问题。[30]
  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当事人适格问题的讨论,亦受德日学说的影响。一般认为,凡诉讼标的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主体,对该权利或法律关系所生争议,有进行诉讼的权能的,为本案的正当当事人。此外,破产人、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失踪人的财产管理人、不动产强制管理时的管理人、取得收取命令的债权人等都是法律上对于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有管理权的第三人,就该权利或法律关系,有代他人为诉讼的权能,也是有关案件的正当当事人。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我国民事诉讼学者有关当事人的概念,不约而同地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有关正当当事人的管理权理论一致。我国权威教科书都认为,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和对他人的民事权利有“管理权和支配权”的人,是民事诉讼的“当事人”。[31]前者即相当于日、台民事诉讼中有管理权并有诉讼权能的财产权主体,后者即日、台民事诉讼中被依法赋予管理权和诉讼实施权而提起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三)实质利害关系与管理权
  有诉讼实施权的主体既可能是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也可能不是,但是只要享有诉讼实施权,即可为正当当事人。将当事人概念甚至正当当事人概念完全与实体法相分离,这是民事诉讼理论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但是,无论如何,民事诉讼以解决民事实体纠纷为目的,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主体一般都可以成为民事诉讼上适格当事人。所以正当当事人概念不可能不与实体法上的利益主体存在很大程度的一致性。
  广义的利害关系人有两种:一种是以保护自己民事权益为目的而进行诉讼的人,它们通常是实体权利或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另一种是为保护他人的民事权益而进行诉讼的人,即对争议的民事权利享有管理和支配权的主体,如遗嘱执行人、清算组织等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它们被视为对判决所确定的实体利益之外的主体。在前一种情况下的利害关系人,起诉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判决所确定的实体利益或不利益也由自己承担。后一种情况下,尽管真正的利害关系人(破产人或死者)丧失了诉讼实施权能,而依法保护他人利益的人(破产管理人或遗嘱执行人)并非实体法上的权利主体,反而具有诉讼权能而为正当当事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破产人或继承人的利益起诉、应诉。[32]
  为区分管理自己财产的利害关系人和管理他人财产的权利保护人作为诉讼主体这两种情况,正当当事人的诉讼实施权可分为实体的诉讼权能和程序的诉讼权能。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主体具有“实体的诉讼权能”;非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主体具有“程序的诉讼权能”。无论是实体的诉讼权能还是程序的诉讼权能,都有诉讼权能,可以在有关诉讼中作为正当当事人。[33]
  与大陆法系的上述概念类似,起源于英格兰法的英美法中“实质利害关系人”迄今仍然在英美法的许多法规和几乎所有诉讼法教科书中加以使用,与大陆法系正当当事人概念很相近。
  不过,由于普通法与衡平法对债权转让的态度不同,在这一方面,何为实质利害关系人也就有不同的判定。普通法诉讼程序不承认无形资产或未实际占有的有形资产的让与。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债权让与日益增多,普通法就通过变通的办法来处理这一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授予代理权(Power of Attorney)制度。虽然受让人不能以受让债权人身份起诉,但如果他以让与人的名义对债务人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实施该项让与,法院可以受理。也就是说,让与人是正当当事人,尽管实际进行诉讼的是受让人。到了17世纪,衡平法诉讼程序承认了债权转让,以保护受让人根据受让所得到的债权。[34]也就是说,受让人能够以其自己的名义从债务人处得到补偿或在债务人拒绝偿还的时候,在向普通法法庭起诉之前,必须从衡平法法庭获得指示债务人向其偿还的指令。由于承认债权转让的法律被普通法和衡平法分割,导致了诉讼程序的烦琐。1873年英国颁布《司法权限法》进行司法改革和1848年纽约民事诉讼法典颁布,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开始融合这两种诉讼程序。由此,纽约民事诉讼法典导入衡平法裁判所采用的实质的利益当事人规则,规定所有的诉讼,除管理人、财产管理人、受托人或依明文制定的法律规定承认的以外,都应以有实质利益关系人的名义提起诉讼,强调“实体上权利”是给予司法裁判救济的基础。受让人和转让人都成为正当当事人,分别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在诉讼中,如果转让人予以合作,转让人与受让人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如果转让人不合作,受让人会将转让人和债务人一起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在债权让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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