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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知识产权》
文化、机构竞争与国家能力
【副标题】 美国学者关于中国知识产权执法的解释进路【作者】 王玫黎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分类】 知识产权法
【中文关键词】 政治文化;机构间竞争;执法能力;内生性需求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6
【页码】 59
【摘要】

美国学者对中国知识产权执法水平的解释形成了三种进路。政治文化论者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知识产权制度,并将之归结为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认为当代中国的知识产权发展是政治经济权利发展的一部分。机构竞争论者采用了分散式威权主义的分析框架,认为部门之间的竞争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国家能力论者指出,若要提高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必须提高国家有关机构的执法能力。在批评三种解释路径的前提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评述意见。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0171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知识产权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相应地,西方特别是美国官方与民间对中国知识产权规则的歧视与敌意正在消失。然而,知识产权一直是中美关系曲线图上的一个变量。国家知识产权政府网站上的“知识产权,一个绕不开的中美话题”[1]这一表述本身就意味深长。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每年都公布知识产权执法白皮书,每年都实施保护知识产权的大规模“春季行动”、“冬季行动”等,尽管中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执法机构以确保知识产权的日常执法(routineenforcement)。然而,总体而言,西方对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状况并不满意。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最近还在抱怨,中国在解决盗版问题方面没有明显改善,他声称对中国市场不太乐观,更看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市场。[2]在理论上,经常有西方学者撰文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抨击。[3]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中国不仅应当在实际行动中继续积极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更应当在理论上对西方学者的论调进行回应。一如福柯所说,知识、话语同样可以产生支配力。[4]

美国学者对中国知识产权执法水平的解释形成了三种进路,即:政治文化进路、国家机构竞争进路和国家能力进路。笔者拟在阐述并批判三种解释路径的基础上,提出评述意见。

一、政治文化进路

美国学者在解释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状况方面,较为知名的是安守廉教授的研究成果。安守廉将中国知识产权侵权泛滥的原因归结为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他指出,尽管中国在发明纸张、活字印刷术、油墨等方面为人类做出了贡献,但这个国家并没有对书写过程中产生的创造性成果给予综合性保护。[5]虽然中国对于未经授权就复制文献典籍的行为自唐代就施行过持久的管理和控制,但这种控制在安守廉看来并不是对著作权的保护,而是对思想控制的一部分。[6]同样,尽管自宋代开始,中国也有一些保护商标和发明以防止他人利用的个案,但这种作法并没有制度化,而且当事人并不总能成功。为此,安守廉断言:“……不能说在知识产权法出现于西方之前,中国就有了这种法律。实际上,20世纪之前中国所有现存的表明国家努力提供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事例看来完完全全都是为了维护皇权。这些官方的保护只是稍带而肤浅地(如果真有的话)触及对个人或并非国家的实体的财产利益的创造或维护,或是涉及对作者地位或发明创造性的褒扬。”[7]如果承认中国在20世纪之前既有对知识产权的制度性保护,则无法说明它没有延续到现代中国的原因。

在讨论了中国古代没有知识产权法之后,安守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原因。在他看来,过去(the past)在传统中国扮有重要功能:它既是个人据以完成其发展道德的手段,又是构成社会诸关系内容的衡量标尺。这两种功能的合成阻止了中国创新性观念的生成,也阻碍了中国对知识财产私有化的观念。“传统中国社会对待知识财产的态度的关键乃是关于文明本质的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的看法,以及其对由共同的和仍然具有活力的过去扮演的建构性角色所持的看法。”[8]

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的推动下,中国开始了知识产权立法的艰难历程。但中国近代之初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失败的,原因在于西方列强在对中国输入知识产权制度时,假定外来压力足以使中国吸收知识产权制度,而没有考虑这种制度在中国的适切性。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制之后,尽管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做出了实质性努力,但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障碍,其原因在于:中国在生根于西方的法律价值、制度、形式和中国的文化遗产及中国面临的限制条件之间很难进行整合。[9]因此,安守廉认为,尽管美国试图利用外交手段推动中国的知识产权发展,但这种努力是有问题的。若想中国的知识产权发展实现根本性转变,美国应当放弃现有的关于法律发展的微观概念,而着眼于促进中国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普遍提高。[10]

二、国家机构竞争进路

第二种解释路径为安德鲁·梅塔(AndrewMertha)所倡导。他将中国官僚机构之间因职责重叠而引起的部门之间的竞争作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一个变量。[11]在梅塔看来,外来压力对中国固然可以发挥作用,但真正承担执法责任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因此,重要的是把握二者之间的互动。外在压力在中国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并呈现出不同的方向:垂直的/自上而下的(top-down)和平行的(lateral)。自上而下的压力诚然会推进中国知识产权法律、政策的实质性变革,但这种形式的压力几乎(如果有的话)不会对知识产权的执法水平有所改进。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外在压力的方向和外力意欲影响的机构的特点对于理解外力对知识产权执法之状况至关重要。[12]如果仅仅讨论外在压力对中国的影响,就忽略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谈判乃至以后的立法阶段,中国可能附和了外国的要求,但中国可能只是部分地遵守了其国际承诺。毕竟,知识产权执法并不等于知识产权立法,签订条约或者双边协定并不意味着遵守。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在自上而下的压力方面,梅塔回顾了“特别301条款”对中国的影响。但梅塔对“特别301条款”给予中国的影响并不认同。他指出,美国“特别301条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中美双边谈判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促使中国建立了负责协调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的保护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小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任组长)。然而其只负责协调中央部委之间重大的知识产权合作事宜,并没有真正的监督地方执法的能力。在专利法方面,中国1990年之前的专利立法和执法几乎没有外力的影响,中美谈判只是促进国家专利局改造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商标法方面,中美双边协定几乎没有对其充分体现。“特别301条款”及由此而产生的中美双边谈判影响最大的就是著作权法。它促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国人给予了超国民待遇。

国家专利局被更名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以后,由于领导人的更替、个人关系、级别、职责等原因,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它都很难协调与国家版权局和国家工商总局之间的关系,致使专利执法并没有根本性进展。[13]著作权立法虽然在国家层面得以完善,但这种立法同样也没有转换成地方上有力的著作权执法。其原因在于,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一级,版权局都隶属于新闻出版部门,后者负责对版权局分配人事和预算。但新闻出版部门,特别是地方的新闻出版部门还担负着维护意识形态的功能,在很多时候与版权局分享的目标不同,导致版权局执法不力。[14]

尽管如此,梅塔却对中国的商标保护给予了较高评价。在他看来,尽管美国“特别301条款”对中国的商标领域没有起到根本作用,甚至在之后的中美双边协定中没有被充分体现,但商标执法最终来源于外来压力。但这种外来压力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横向的(lateral),这种压力产生于在中国从事经营的外国商标所有者以及他们在中国派驻的维权代表。[15]由于负责商标保护事宜的机构在中国不止一个,而是国家商标局和国家质检总局。两个机构在地方上均设有分支机构。外国公司通过提供资金支持等激励手段促进了两个机构之间的竞争,最终促进了对商标权的保护。[16]

总之,梅塔采用了立法一执法、中央一地方的二元分析框架,指出中国知识产权的立法任务属于中央一级,执法任务却在各个具体的部委和地方政府中。为此,梅塔将目光投向了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国家机构。他采用了分散式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的分析框架,认为自1970年后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开始放权,在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形成了分散的和职权不连贯的政治体制,各个部门享有不同的利益。分散的政治体制构成了知识产权问题冲突的大环境,分散的部门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无论是笼统地分析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还是讨论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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