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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交大法学》
司法公开三题
【作者】 张新宝王伟国【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司法公开;司法公正;审判工作秘密【期刊年份】 2013年
【期号】 4【页码】 2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1631    
  目次
  引言
  一、司法公开的观念更新
  二、司法公开的制度变革
  (一)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对具体案件的讨论情况
  (二)上下级法院之间对具体案件处理的各种意见
  三、司法公开的实践提升
  结论
  引言
  狭义的司法公开限于审判公开,主要指庭审公开与判决公开;广义的司法公开则是指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方面的信息外,与审判有关的所有信息公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关注的主要是狭义的司法公开。我国宪法确立了审判公开制度,三大诉讼法也有具体的制度体现。{1}由狭义的司法公开(审判公开)拓展至广义的司法公开,是基于时代发展的要求、{2}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信息需求以及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与推动的结果。自1999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一系列司法改革文件,对审判公开的宪法原则不断赋予新的内涵、注入新的活力。各级人民法院在贯彻落实的工作中也丰富了司法公开的方式和内容。特别是自2009年起,人民法院在司法公开的道路上明显加快了步伐。
  2009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在立案公开、审务公开等方面更进一步;同年4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为更好地接受民主监督,深化司法公开拓宽了公开的方式和渠道;同年7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为进一步实行执行公开,自觉接受执行各方当事人的监督提供了指引;同年10月,发布了《特约监督员工作条例(试行)》,为通过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开开辟了新途径。本年度最重要的举措,乃是12月8日发布了《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以下简称《六项规定》)。这一规定对审判公开原则做了扩大解释,并直接以“司法公开”的表述代替了过去的“审判公开”,将司法公开确立为六大内容: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审务公开。与《六项规定》相配套,最高人民法院还颁布了一系列文件。{3}
  在司法公开实施的组织保障方面,最高人民法院给予了高度重视。2010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司法公开的工作方案》,成立“司法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全国法院司法公开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任组长,副院长景汉朝任副组长,成员由最高人民法院各部门负责人担任。
  在理论研究方面,涌现出了大量的理论探讨论著。针对司法公开,法学理论界与法律实务界展开了热烈探讨。其中,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编的“司法公开系列丛书”{4},较为系统地反映了2012年前后有关司法公开的制度规范、实践探索、理论研讨情况。
  我们也注意到,在司法公开推进的过程中,与认识不断深化、制度不断完善相伴随的是,还存在“不愿公开、不会公开、不敢公开、不能公开”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包括司法神秘主义在内的某些观念性障碍还没有根本消除,有些不合时宜的制度成为阻碍司法公开的挡箭牌,一些阻碍司法公开的习惯做法依然根深蒂固。而这些正是司法公开的难点问题。它们如同森严壁垒,严重阻碍着司法公开原则的实质性落实,限制了司法公开的深度与广度,导致司法公开在较大程度上流于口号式、表面化,而并没有使司法实质性缩短与人民群众的距离。{5}与此相关联,2013年年初,习近平同志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6}为此,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明确提出了“以司法公开促进公正”的观点,{7}可谓一语中的。当前,正视司法公开中的难点问题,从观念更新、制度变革和实践提升三个方面合并出击,是深入推进司法公开的必由之路。
  一、司法公开的观念更新
  从近现代司法公开产生的历史背景看,欧洲中世纪的秘密审判为司法专横、法官擅断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在贝卡利亚倡导公开审判后,为保障当事人获得公正的裁判,许多国家都将司法公开作为一项诉讼制度在法律中确认下来。司法公开最先在各国的诉讼程序法律或者法院组织法中得以确认。其后随着人的主体性思想的发展,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逐渐受到重视。人们开始认识到司法公开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这时各国开始在宪法等基本法律上将公开审判权赋予当事人,如美国的宪法修正案首次将司法公开的权利赋予了被告人。二战结束后,各国人民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确立司法公开权利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应运而生,司法公开成为每个人的一项程序基本权,上升到人权的高度。司法公开也发展成为一条各国普遍适用的诉讼原则和司法准则。{8}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
  司法公开原则具有丰富的价值功能。首先,司法公开具有实现人民知情权的功能。司法公开的首要功能,就是把司法的运行情况告诉人民。作为人民民主国家的一个机构,司法机关的活动自然应当让人民群众知晓、了解。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更是司法活动的其他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其次,司法公开具有实现人民批评监督权利的功能。人民权力至高无上,任何政权机构都要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尽管人民群众对政权机构和官员的监督机制会因机构职能、官员属性、历史传统、实际需要等因素而选择不同的监督方式,但公开透明永远都是共同的监督方式。对不同国家机构如此,在不同国家也是如此。第三,司法公开具有促进司法自律功能。司法活动一旦公开,必然促使其严格要求自己。司法机关将自己的活动公开在世人面前,就像在自己面前摆了一面镜子,可以使司法机关注重自律。第四,司法公开具有社会规范功能。人民法院将庭审过程公开,实际上是一堂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人民法院的一份份裁判文书公布,则成为当事人和社会各界的法制学习材料;人民法院确立的一项项法律适用规则,则为社会各界提供了具体的行为指引,为防范纠纷提供了重要的依据。{9}
  与功能定位相适应,司法公开具有广阔的外延:其既是一套相关制度规范,也是一系列司法实践活动,更是司法民主原则的直接体现。“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是司法公开的基本理念。虽然司法公开的规定、精神和理念总体上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落实,但在司法公开的推进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法官对司法公开持保留甚至抵触态度。有调查显示,办案数量越多的法官,对司法公开的认同度越低。这种现象在基层法院表现得尤为明显。{10}还有的认为司法公开是一把双刃剑,做好了可促进司法公正,但稍有不慎,则可能损害司法权威,给法院工作造成被动。对网上直播、裁判文书上网等,普遍存在四个方面的顾虑:一是认为会加重法官的工作负担;二是文书上网怕被别人打靶子评头论足;三是担心被新闻媒体盯上带来工作压力;四是担心审判秘密泄露给法院工作带来不便,影响法院的工作秩序。{11}
  产生以上现象的根源在于:一是司法神秘主义观念作祟。部分法官的意识中仍残存着“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观念,认为公开得越少,暴露的问题越少,威望才能够保住。二是司法特权思想尤存。有许多法官认为司法公开是法院的事,主动权在法官手里。想不想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应该由法官说了算。三是认识局限于狭义的司法公开。有的法官认为只要做到了让人旁听案件审理就算公开了,至于通过媒体或网络等向更大范围的公众公开则不在公开之列。四是对公开的民主价值没有明确认知。有的法官认为案件审判主要解决的是当事人的纷争或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与之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并不一定关心案件如何处理,只有引起轰动效应的案件才有必要考虑是否向社会公开。五是存在某种精英意识的偏见。有的法官将司法专业性与民主性相对立,认为司法是少数受过专业训练的精英进行的活动,普通民众并没有相应的知识背景和判断力,因此,其裁判结果不应受普通民众的质疑,也就没有必要公开太多理由和依据,民众只需接受裁判的结果就行了。
  凡此种种,都是阻碍司法公开推进的观念性因素,必须加以正视并消除。司法的基本功能是定分止争。就其价值而言,司法并不仅仅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纷争,它同时也为人们提供行为规则的参考。司法通过将纸面上的法适用于具体案件,形成“活法”,从而使人们透过具体案件的裁判,能够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正当合理的预期。司法公开是司法民主的应有之义。通过司法公开,人民群众可以依靠公开的基本素材评判和监督司法,这有助于公众增强对于司法的信任度,有助于提升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感受度。经过长期累积,这自然能够增强司法的公信力和促进司法的公正性。可以说,司法公开对我国的司法改革具有独特意义。尽管法治发达国家并非全部做到了彻底公开,但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其司法权威和公信力为多数公众所认可。公众通常不会因为不公开而挑战司法的权威、质疑司法的公信力。而在我们国家就不同了。司法权威不仅远没有树立起来,甚至还有与日下降之势;司法公信力更是频遭质疑。扭转这种局面,除了通过全面彻底的司法公开形成倒逼机制外,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没有更好的办法。通过全面彻底的司法公开,倒逼非法干扰司法审判的因素退出历史舞台,倒逼法官的职业道德与业务素质得以提升,倒逼社会形成一种让事实与法律成为评判案件公正与否的良好氛围。在不对制度进行大规模改造的情况下,要获得较高水平的司法公正,全面彻底的司法公开无疑是投入少而收益高的有效举措。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才是例外;作为不公开的例外,必须有特别的理由,充分的依据。否则,就是对司法公开原则的违反和践踏。
  当前,树立正确的司法公开理念,需要侧重以下几点:
  1.要从部分公开、结果公开到全面公开、过程公开。要保证司法信息的完整性、连续性。不能选择性提供,更不能根据自身工作方便而为取舍。
  2.要从被动公开到积极主动公开。要树立“人民想知道什么就公开什么”的理念,积极回应民众的期待,切实保障司法信息的可得性、及时有效性。不能等到成为舆论事件再去应对,再去被动公开。
  3.要从事后公开、迟延公开到及时公开、同步公开。对于有关审判活动中不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的“秘密信息”,应该在裁判文书公开后及时公开;对于其他方面的信息,则应尽可能同步公开,如立案、开庭审理、执行情况等。
  4.要从无序公开到合法有序公开。公开必须有统一的载体、规范的程序,不能各自为战,任意而为。各省法院首先要建立健全本省的统一公开平台,继而由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息公开发布平台。要将司法公开统一平台建设作为重大战略问题加以考虑。
  二、司法公开的制度变革
  制约司法公开实质性推进的是制度因素,主要是有关不能公开的审判工作秘密方面的规定。
  对于审判工作秘密,最高人民法院曾于1990年9月5日颁布了《关于保守审判工作秘密的规定》,该文件根据《保守国家秘密法》就审判工作秘密进行了相关规定。{12}1995年2月28日通过、2001年6月30日修改的《法官法》7条规定,法官应当履行“保守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的义务。显然,法官保守的秘密除了国家秘密外,还有审判工作秘密。1998年9月7日发布的《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43条明确规定:“泄露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具体内容或者其他审判秘密的,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至开除处分。”2009年1月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五个严禁”的规定》5条就是“严禁泄露审判工作秘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反“五个严禁”规定的处理办法》6条进一步规定:“‘五个严禁’规定所称‘泄露审判工作秘密’,是指违反规定泄露合议庭或者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具体情况及其他审判、执行工作秘密的行为。”2001年10月18日发布、2010年12月6日修订后重新发布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7条规定:“维护国家利益,遵守政治纪律,保守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基于上述种种规定,那些真正对案件裁判有决定性影响的依据、环节等内容就被“依法”隐藏起来了。
  正如中外民事诉讼法发展史所表明的那样:司法审判越是专制,诉讼的封闭性越强;反之,司法审判民主性程度越高诉开放程度也越高。{13}如果我们一方面强调司法民主性,另一方面又规定某些审判工作秘密的东西而对诉讼过程进行某种封闭,这就难免让人有种言不由衷的感觉。“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对具体案件处理的讨论情况”、“上下级法院之间对案件处理的各种不同意见”、“有关单位领导、党委的意见”、“领导的批示,有关单位的意见”被作为审判工作秘密加以保守,如果在裁判公布之前不得泄露尚可理解,但如果被订入“副卷”永远不对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公开,则不仅是对违反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行为的公然维护,也与审判公开的宪法原则直接相抵触。对此,有必要加以剖析与改造。
  (一)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对具体案件的讨论情况
  1.关于能否公开合议庭的不同意见,历来有争论。从世界司法发展的进程看,公开显然是趋势之所在。且不说我们熟知的英、美等国要求在裁判文书中公布法官的不同意见,即使性属大陆法系的日本在1947年制定的《法院法》第11条规定:最高法院“各法官必须在裁判书上表示自己的意见”。不同意见制在日本经过近60年的运行,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并获致定型化。{14}近些年来,德国的宪法法院亦已开始公布少数意见。此外,联合国国际法院、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为成员国的欧洲人权法院都开始在法院判决书中附上持分歧意见的少数法官撰写的个人意见。可见,合议庭的少数意见在判决书的附页中或制作单独的意见书予以公开,已经成为国际司法的发展趋势。{15}而我国台湾地区新近的司法改革也实现了司法公开的信息化,除了审判资讯、庭审录音录像、裁判文书、裁判依据等,民众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查询外,就连法官的评议记录,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也可以在裁判确定后申请阅览。{16}事实上,公开合议庭的不同意见在我国也有星星点点的实践探索。“从广州市海事法院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甚至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跳水’尝试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各种反响与回应,都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个个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17}
  需要强调的是,公开合议庭评议案件的情况在我国当下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必要性。长期以来,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中,“合而不议”、“陪而不审”等“形合实独”的现象已经成为司法审判中的顽疾。尽管为了规范合议庭工作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三次发文,{18}有的法院甚至探索了对合议案件进行同步录音的做法,作为审务督察的举措,{19}但是,总体而言,“形合实独”的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对付这一顽疾的有效处方,就是全面彻底的司法公开。可以说,合议庭意见的公开在理论上并不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在实践上也不是一个难以落实的问题。关键在于愿不愿公开。在裁判结果公布后,通过公开评议笔录,让合议庭成员的意见公开,让当事人和公众看到,每位审判员或人民陪审员发表意见的情况,也可以监督其是否认真评议了,是否围绕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表态了,在法律之外又考虑了哪些因素、这些因素是否站得住脚。同时,为了防止用两套笔录对付公开的可能,必须通过裁判文书公开不同意见的做法作为配套措施。
  2.关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情况。我国《法院组织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这样的表述并不能将审判委员会迳行确定为审判组织。但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系列文件中,{20}审判委员会则被定位为人民法院最高的审判组织。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审判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讨论决定所谓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如果从文义解释、历史解释的角度,我们认为,依据目前的法律(包括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审判委员会仅对刑事案件具有讨论决定权,而对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只有讨论权。换言之,审判委员会仅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一种审判组织,或者说是最高的审判组织;而在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中,其并不属于审判组织。具体理由如下:
  一是,就文义而言,法院组织法仅用了“讨论”一词,讨论的结果可以参考,但未必必须照办。与之相印证的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3条第2款规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此处,用的是“讨论决定”。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文件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用了“讨论决定”的表述,显然做了扩张式解释,已经明显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二是,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只有《刑事诉讼法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明确规定了审判委员会作为审判组织的地位。{21}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39条规定有关重大、疑难的民事案件的处理,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该条规定被1991年颁行的《民事诉讼法》所废除,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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