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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当代中国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总评
【英文标题】 O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riminal Policy towards Juvenile Delinquency
【作者】 梁根林【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少年犯罪;刑事政策;基础构造;本体展开
【英文关键词】 Juvenile delinquency; The basic structure of criminal policy; ontological exposition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31(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31卷【页码】 69
【摘要】 现代刑事政策是国家和社会整体以合理而有效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为目标而提出的有组织地反犯罪斗争的战略、方针、策略、方法以及行动的艺术、谋略和智慧的系统整体。“构建和谐社会”的元政策、“综合治理”的根本刑事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以及“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构成当代中国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基础。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四位一体”的少年犯罪防治体系,则构成当代中国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本体。只有在刑事政策基础与刑事政策本体的互动与一体的考察中,才能真正把握当代中国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全貌与本相。
【英文摘要】 Modern criminal policy is the strategies,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organized anti-crime struggle and a whole system of actions with art and wisdom,which is used by nations and societies in order to organize the response to crimes reasonably and effectively. The meta-policy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the fundamental criminal policy of “comprehensive control”,the basic criminal policy of “combining punishment with leniency”,and the approach of “cracking down on serious crimes severely and speedily in accordance with law”, as well as the criminal justice policy of “Tempering Justice with Mercy” constitute the basi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riminal policy towards juvenile delinquency. The na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riminal policy towards juvenile delinquency is “education, moralization and redemption” and “protecting by family, school, society and justice”. Only by integrating the basis and the nature of criminal policy,and investigating them interactively,can we have a full view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riminal policy towards juvenile delinquenc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0521    
  一、当代中国刑事政策的体系性构造
  1900年,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即将土崩瓦解,大清帝国在风雨中摇摇欲坠之际,中国大儒梁启超先生在其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中断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1}作为一代宗师,梁启超先生以其哲人的睿智、诗人的激情,深刻而又形象地训诫国人:少年智识的健全、精神的富足、体魄的强健、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自由、道德的进步无疑是中国摆脱积贫积弱、走向富强文明的基本保证。因此,如何保障少年健康成长、预防少年犯罪、矫正犯有罪错的问题少年,始终是中国政府与中华民族高度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当然,当代中国与梁启超先生所处的内忧外患、被人讥讽为“东亚病夫”的中国相比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梁启超先生所期盼的“少年强”与“中国强”大抵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国际现实。当代中国的少年享受到了国家与社会前所未有的关爱与保护。中国《宪法》第46条明确规定:
  “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根据《宪法》的规定,中国立法机关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确立了对未成年人实行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与司法保护四位一体的特殊保护机制。中国的其他法律、法规包括《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劳动法》、《义务教育法》等亦确立了相应的特殊保护机制。根据宪法与法律的规定,中国各级、各类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公民组织针对少年的身心特点与成长规律,积极探索各种有效保护少年健康成长的保护工作机制,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值得推广借鉴的实践经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新的一代的健康成长,已经成为国家不断走向富强的根本保证。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承认,当代中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也面临着少年犯罪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2}本文无意具体描述当代中国少年犯罪的实际态势,客观全面的犯罪态势的现象性描述应当是犯罪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但必须指出,伴随着当代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前所未有的急剧的社会转型(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转型、从封闭、保守、价值一元的社会向开放、自由与价值多元的社会转型、从缺乏流动性的熟人社会到高度流动性的陌生人社会转型,等等),中国的少年犯罪逐步呈现出犯罪年龄低龄化、犯罪主体复杂化、犯罪类型多样化、犯罪手段智能化、犯罪形式团伙化、犯罪结果恶质化以及犯罪倾向独立化(少年犯罪逐渐摆脱了对成年犯的依附而趋向独立)等危险趋势。{3}少年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疾病,折射出少年赖以成长的社会环境的种种病态与病理。少年犯罪作为个体的一种罪错行为,反映的是少年个体成长进程中的生理、心理问题与教育保护过程的瑕疵与缺失。少年犯罪在危害社会、破坏秩序的同时也在危害着罪错少年自身的健康成长。罪错少年因而既是加害人也是被害人。特别是当代中国出于控制人口的考虑,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多数家庭只生育一个孩子,“4-2-1”的家庭结构(即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4人,父亲与母亲2人,独生子女1人组成的倒金字塔家庭结构)已经悄然成形,孩子如果误入歧途、陷入罪错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不仅会毁灭孩子个人的美好前程,而且往往会断绝一家祖孙三代的生活希望。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中国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历来特别重视少年犯罪的预防、惩治与控制,在制订和实施适用于所有犯罪特别是成年犯罪的刑事政策的基础上,针对少年犯罪与犯罪少年的特点还制订了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罪的特殊刑事政策。考察当代中国年犯罪的刑事政策当然应当重点审视专门针对少年犯罪适用的特殊刑事政策,但是,又必须将这些少年犯罪特殊刑事政策放置于当代中国刑事政策体系的语境之中予以全面考察。
  在现代刑事政策学的视野中,刑事政策并非对犯罪的本能反应,也非游离于刑事法律之外的以效果最大化与最优化为唯一目标的各种犯罪对策的总称。现代刑事政策是国家和社会整体以合理而有效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为目标而提出的有组织地反犯罪斗争的战略、方针、策略、方法以及行动的艺术、谋略和智慧的系统整体。{4}作为系统,刑事政策是由居于不同层次和地位的刑事政策要素组成的一个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和复杂关系的有机整体。根据不同刑事政策在系统整体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以及所作用的领域,刑事政策分为根本刑事政策、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根本刑事政策是对国家和社会整体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具有全局性和终极性指导意义的根本活动准则。基本刑事政策是对国家和社会整体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的某一个基本方面具有主导作用的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是对国家和社会整体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的某一具体活动领域、阶段、环节或方面起导向、调节作用的刑事政策。根本刑事政策统率刑事政策系统的全局,决定着刑事政策系统的根本方向和内容性质,同时也制约着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基本刑事政策在受根本刑事政策制约的同时,又指导和规定着具体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体刑事政策则体现并依从于根本刑事政策和基本刑事政策,是根本刑事政策和基本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和现实化,或者说是根本刑事政策和基本刑事政策在具体环节与具体领域的操作性的方案,同时又有其适应政策对象的特殊内涵。很显然,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在刑事政策系统中只是一种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罪这一特殊对象的具体刑事政策。既然刑事政策是一个公共政策系统,欲了解当代中国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就必须洞察当代中国刑事政策系统的全貌,并从这一刑事政策系统出发具体考察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的内涵。
  对当代中国刑事政策的整体架构,最权威的表述莫过于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在2006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法院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必须坚持严打方针,坚决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有效遏制严重刑事犯罪高发势头。要切实保证办案质量,加强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严格执行刑事诉讼各项程序和制度,严把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每一起案件都应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切实保证办案质量是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的共同职责。要正确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贯彻执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充分发挥政策的感召力,促进罪犯改过自新。同时,坚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建立完善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效机制,有效预防和减少犯罪。”罗干的政策性论述提到了“构建和谐社会”、“严打方针”、“宽严相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综合治理”等一系列重要的刑事政策概念。用现代刑事政策的视野予以审视,可以得出如下判断:在当代中国刑事政策体系中,“构建和谐社会”的决策可以被认为是元政策;“综合治理”的方针是根本刑事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基本刑事政策;“严打”方针虽然在理论上不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但事实上却成为指导我国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行刑处遇全过程并且亦是最受青睐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则是在这些元政策、根本刑事政策、基本刑事政策(包括理论上的和实际上)主导和支配下的具体刑事政策,而且仅仅适用于刑事司法过程,是司法机关具体适用刑事法的一种司法智慧与行动艺术。无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元政策、“综合治理”的根本刑事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严打方针”这一实际的基本刑事政策,还是近年特别强调的“宽严相济”的具体刑事政策,对于中国少年犯罪的处遇包括惩治、矫正与预防,都是必须遵守的前提性的刑事政策。换言之,在具体了解中国少年犯罪的特殊刑事政策之前,必须先了解同样适用于中国少年犯罪的惩治、矫正与预防的上述处于不同位阶与层次的刑事政策,它们构成了中国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的基础。
  二、当代中国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基础构造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元政策
  2006年10月1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政治决策。这一政治决策分析了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在肯定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政治长斯保持稳定,中国社会总体和谐的同时,也指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破坏社会和谐甚至引发社会冲突乃至犯罪的矛盾与问题:诸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需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该决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与要求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根据该决定,中国计划于2020年基本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德国刑事政策大师李斯特曾经指出“利用法制与犯罪作斗争要想取得成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正确认识犯罪的原因;二是正确认识国家刑罚可能达到的效果。”{5}基于其竭力倡导的“犯罪植根于社会”的思想与“社会集体罪责”的概念,李斯特主张“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社会政策比刑罚及有关处分的作用大得多”。{6}社会政策与刑事政策应当同时发展、齐头并进。因为“社会政策的使命是消除或限制产生犯罪的社会条件;而刑事政策首先是通过对犯罪人个体的影响来与犯罪作斗争的。一般说来,刑事政策要求,社会防卫尤其是作为目的刑的刑罚在刑种和刑度上均应适应犯罪人的特点,这样才能防卫其将来进行实施犯罪行为。从这个要求中我们一方面可以找到对现行法律进行批判性评价的可靠标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找到未来立法纲领发展的出发点。”{7}很显然,中共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决策完全符合现代刑事政策大师李斯特关于“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判断。该政治决策从战略的高度分析了导致中国不和谐包括作为社会不和谐的极端表现形式的犯罪发生的社会根源,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与原则,从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等诸多方面具体规划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与要求。可以预见,随着该决定所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原则与规划的具体实施,特别是和谐有序的社会结构形态的基本形成,再辅之以不同位阶的刑事政策的具体实施,导致当代中国犯罪高发、突发的根源必将得到根本控制,严峻的犯罪态势必将得到基本的改观,中国的社会治安与社会大众的安全感亦必将大大加强。因此,我们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策作为当代中国刑事政策体系的元政策,它统率当代中国所有位阶刑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当然也统率中国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二)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根本刑事政策
  中共中央早在1981年就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并将其作为解决中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1991年2月19日与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分别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解决中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根据上述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目标是:社会稳定,重大恶性案件和多发性案件得到控制并逐步有所下降,社会丑恶现象大大减少,治安混乱的地区和单位的面貌彻底改观,治安秩序良好,群众有安全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主要包括“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六个方面。其中,打击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是落实综合治理其他措施的前提条件。大力加强防范工作,是减少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积极措施。根本的问题在于加强教育,特别是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这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战略性措施。加强各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是堵塞犯罪空隙,减少社会治安问题,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是落实综合治理的关键。改造工作是教育人、挽救人、防止重新犯罪的特殊预防工作。六个方面的工作环环紧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能有所偏废。总之,要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切实落实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
  综合治理社会治安方针的提出并进一步完善,反映了中国刑事政策决策者对犯罪原因与犯罪规律的科学判断以及反犯罪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与长期性的理性认识,标志着中国刑事政策决策的科学化与系统化,因而是指导中国基本刑事政策与各个领域与各个方面具体刑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根本刑事政策。合理而有效地惩治、矫正与预防少年犯罪的这一刑事政策目标,当然也必须在综合治理这一根本方针指导下,“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切实落实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才能得以实现。
  (三)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中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期。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正式将其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并将其具体内容概括为“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1979年7月通过的《刑法》第1条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制定。”这一规定标志着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的法律化。但是,1997年修订通过的《刑法》(现行刑法)则取消了1979年《刑法》第1条关于“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制定”的规定。在此语境下,理论与实务上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否还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逐渐产生了分歧,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以及有关领导的政策性论述前后亦不尽一致,有的时候仍然强调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有的时候则只字不提,转而强调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或者强调宽严相济,因而给人造成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已经被搁置或者被宽严相济所取代的印象。直至2006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再次在会议报告中强调要“贯彻执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这一印象或误判才得以纠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作为中国基本刑事政策的定位才得以重新加以确认。{8}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具体要求的“首恶必办”是指对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特别巨大的首要分子,必须坚决依法惩办,处以重刑甚至极刑。“胁从不问”则是指对因被欺骗、裹胁而参与犯罪并且客观危害不大、主观恶性不重的犯罪分子,予以宽大处理,不逮捕、不起诉、不定罪或者不判刑。“坦白从宽”是指犯罪分子能够主动自首或者主动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的,就予以从宽处理,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抗拒从严”是犯罪分子拒不认罪悔罪甚至抗拒侦查、逮捕、审讯的,则予以从严处理,适当从重处罚。“立功折罪”是指对于犯罪后不仅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而且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或者有其他积极表现的,以其立功表现折减所犯罪行应判刑罚,从轻、减轻处罚。所谓“立大功受奖”则是指如果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等重大立功表现,在立功折罪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奖励,以其重大立功表现减轻甚至免除处罚。上述刑事政策要求在中国刑法中基本得到了确认。中国《刑法》第26条关于首要分子的处罚原则体现了“首恶必办”的精神,{9}第28条关于胁从犯的处罚原则基本体现了“胁从不问”的要求,{10}第67条的规定体现了“坦白从宽”精神,{11}而“抗拒从严”则由于侵犯被告人应有的沉默权、违反“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的原则在《刑法》中没有得到确认,理论与实务亦不再强调“抗拒从严”。而“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则在《刑法》第68条的规定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12}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作为我国基本刑事政策,当然适用于少年犯罪的惩治、矫正与预防,但是又应当考虑少年犯罪的特点而有所侧重。如果说这一基本刑事政策的政策要义在于对于成年犯罪的犯罪分子应当区别对待、分化瓦解、打击少数、争取多数,并根据不同犯罪情节实行当严则严、当宽则严、宽严相济,那么,当这一基本刑事政策适用于少年犯罪时,则应当更多地强调对犯罪少年的宽大处理,亦即鉴于少年犯罪相对成年犯而言客观危害相对较小、主观恶性相对轻微、人格可塑性相对较大等特点,从保护少年健康成长的特殊政策需要出发,根据其具体犯罪情节与悔罪表现,更多地对其作出不予逮捕、不予起诉、不予定罪、不予判刑或者尽可能判处轻刑、缓刑,或者尽可能在监狱外执行刑罚等宽大处理。
  (四)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
  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是指对于严重破坏经济的经济犯罪特别是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应当根据刑事实体法的规定予以从重处罚,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迅速审结的刑事政策,简称“严打”方针。
  作为一项体现对严重犯罪予以严刑峻罚的重要刑事政策,其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但是,“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的提法,则是首次出现于1979年11月22日至26日召开的全国城市治安会议。1982年、1983年,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两次要求对严重经济犯罪与严重刑事犯罪“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根据邓小平的最高指示,1982年3月8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2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公布,拉开了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严打”斗争的序幕。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正式确立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与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并正式启动了全国范围内的集中统一的“严打”斗争。
  迄今为止,“严打”方针主导下的“严打”斗争在中国已经持续了20多年,其间经历了三场集中统一、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战役以及不同形式的专项斗争行动。第一场战役从1983年8月开始,为期3年多,“严打”的重点是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者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组织反动会道门、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第二次全国性的“严打”战役自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严打”重点为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流氓犯罪、涉枪犯罪、毒品犯罪、流氓恶势力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等严重刑事犯罪。第三次全国性的“严打”战役从2001年4月开始,为期两年,“严打”重点是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此外,全国各地还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社会治安与犯罪态势的具体情况开展与组织了不同形式、不同范围、不同重点的专项“严打”斗争。
  “严打”方针主导下的“严打”斗争这一治理犯罪顽症的“猛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犯罪的恶性增长态势。但是,“严打”没有也不可能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根本上决定新的犯罪浪潮出现的社会结构性矛盾,因而,当代中国的“严打”斗争与严重犯罪已经形成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另外,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严打”斗争固有的运动式、政治性甚至军事性特性与法治原则所追求的确定性、稳定性与安定性亦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因此,近年来,中国不断出现了对“严打”方针的妥当性与有效性的质疑,“严打”方针在实践中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尽管如此,“严打”方针迄今为止仍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而实际居于基本刑事政策的地位,主导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行刑处遇全过程的最为重要的刑事政策。
  “严打”方针作为当代中国实际居于基本刑事政策地位的最为重要的刑事政策,主要针对的对象并非少年犯罪。相反地,即使是在“严打”斗争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同时,中央最高决策者仍然十分强调,对实施了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要加紧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预防犯罪,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严打”方针并非完全不可能直接适用于少年犯罪。客观危害极其严重、主观恶性特别巨大的极个别少年犯罪,事实上也可能成为“严打”的对象。另一方面,在“蝴蝶效应”影响下,“严打”斗争以严厉打击为导向的刑事政策的实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国家与社会对少年犯罪的反应,干扰对少年犯罪“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的全面贯彻实施,致使个别地方、个别时期出现了对少年犯罪惩罚扩大化、重刑化的倾向,监禁刑等剥夺自由的刑罚适用过多、过重,而刑罚的执行又过于注重监狱内的行刑处遇,滋生并强化了犯罪少年的监狱化现象,妨害了犯罪少年的教育与矫治。
  (五)宽严相济的具体刑事政策
  进入21世纪以后,在总结“严打”方针及其主导下的“严打”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最高司法部门与最高决策部门逐渐明确地要求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200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同时要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才能取得更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2006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强调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依法快捕快诉,做到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与挽救方针,慎重起诉与逮捕,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做到当宽则宽”。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则要求“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犯罪情节轻微或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罚。宽不是要法外施恩,严也不是要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依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刑事法律,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这一刑事司法政策得到中国决策机构的确认。2006年10月1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六部分第(六)项“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中明确规定:“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根据这一最高决策,2006年11月27日至28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各级政法机关要善于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严,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集中力量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必须从严打击,决不手软。宽,就是要坚持区别对待,应依法从宽的就要从宽处理。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员,尽可能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至此,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刑事司法政策基本定型。
  对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定位及其内涵,中国学界存在不同解读,有的学者认为,宽严相济不仅是刑事司法政策,而且是刑事立法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已经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而成为中国基本刑事政策。也有的学者认为,宽严相济只是刑事司法政策而非刑事立法政策,宽严相济作为具体刑事政策没有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而成为基本刑事政策。
  本人的理解是,在实然的刑事政策定位上,宽严相济迄今为止仍然只是刑事司法政策,还没有延伸为刑事立法政策,宽严相济也没有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而成为中国基本刑事政策。但在应然的刑事政策定位上,宽严相济不仅应当是刑事司法政策,而且应当是刑事立法政策,宽严相济不应仅仅是指导司法机关合理而有效地适用刑法与犯罪作斗争的具体刑事政策,而且应当是指导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行刑处遇乃至于犯罪预防全过程的基本刑事政策。随着中国刑事政策的进一步完善,目前被定位为基本刑事政策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最终应当被“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所继承和扬弃。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适用于少年犯罪,主要表现为更为强调对少年犯罪与少年犯的依法从宽处理。2006年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时,“对未成年犯罪人,可依法判处缓刑、运用减刑或假释等措施,进行教育、感化、挽救”。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1条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法从宽处理”,“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有无帮教条件等情况,除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严重的以外,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对确需提起公诉的未成年被告人,应当根据情况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适用缓刑等量刑方面的意见。”同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上述办案原则与工作机制。而此前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同样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要求,明确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从宽处理的具体准则和裁量尺度。
  三、当代中国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本体展开
  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是针对少年犯罪的特点而专门制定与适用的关于少年犯罪的惩治、矫正与预防而制定与适用的刑事政策。在现代刑事政策体系中,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作为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罪的特殊刑事政策,属于具体刑事政策,它既有作为具体刑事政策的特殊内涵与属性,又应当以处于中国刑事政策体系的基础构造地位的上述刑事政策为基础,顺应、满足上述基础性刑事政策的要求。中国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本体包括以下两个基本方面:
  (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中华民族一向具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向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对少年儿童予以特殊保护,即使是对犯有罪错的未成年人也采取了不同于成年犯的特殊刑事政策,坚持对少年犯采取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1979年中共中央第58号文件首次提出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要实行“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1982年中共中央再次发文,明确要求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必须坚决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着眼于挽救”。这一文件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少年犯罪特殊刑事政策的正式定型。1992年制定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从法律上正式确认了这一刑事政策,该法第38条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1999年制定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第38条再次确认了这一刑事政策。
  “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对待犯罪的少年犯不能像对成年犯那样首先立足于其罪行、罪责适用成比例、相适应的报应性刑罚,而应当首先在查清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分析其犯罪的原因,并根据其犯罪原因对其进行认罪服法、悔过自新的教育,像父母对待孩子、老师对待学生、医生对待病人那样对待犯有罪错的少年犯,通过严厉而慈爱的法制教育、伦理观、人生观、世界观教育以及文化知识的学习,矫正其犯罪心理,培养遵纪守法观念,从而达到将误入歧途的孩子重新塑造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讲文明、守秩序的建设国家、报效社会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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