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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衡平法的胜利
【副标题】 大法官法院与普通法法院的管辖权冲突
【英文标题】 Victory of Equity: the Jurisdiction Conflicts between the Chancery and the Common Law Courts in England
【作者】 冷霞【分类】 外国法制史
【中文关键词】 衡平法;大法官法院;普通法法院;管辖权冲突
【英文关键词】 Equity;Chancery;Common Law Courts;Jurisdiction Conflicts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32(秋季卷)
【总期号】 总第32卷【页码】 165
【摘要】 本文以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大法官法院大法官法院与普通法法院的管辖权冲突为研究对象,对这一冲突所涉具体案件进行了完整梳理,指出普通法法院主要是通过《蔑视王权罪法》和人身保护令两条路径发起挑战。尽管在1616年的冲突中国王詹姆士一世作出“衡平法优先”的裁决,但事实上,衡平法的胜利直至1621年的弹劾培根事件才得以最终确立。而衡平法之所以在冲突中获胜,一方面得益于王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在于其已成为英国法中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英文摘要】 This article concerns the Jurisdiction Conflicts between the Chancery and the Common Law Courts at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7th century in England, the author presents the related cases in detail and suggests that the Common Law Courts mainly used the Statute of Praemunire and the writ of Habeas Corpus as then- weapons. The author holds that although James I made a verdict in favor of the Chancery in 1616,Equity gained the final victory by 1621, because of the support from the king and the role of Equity as absolutely necessary part of English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0555    
  引言
  以分立的普通法法院和大法官法院为基础的普通法与衡平法二元并立的判例法体系是英国法律史上一大特色。16世纪末17世纪初普通法法院和大法官法院之间的管辖权冲突奠定了此后普通法与衡平法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尽管国内相关论著对这段历史多有介绍,但大多笼统粗疏,缺乏细致的梳理与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冲突历史所涉具体案件的完整梳理,澄清普通法与衡平法冲突的焦点所在,并进一步探求这一冲突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15世纪以前,两大法院组织之间的关系相当和谐。普通法法官和律师们普遍认识到,对于当时国内的混乱局面来说,以强大王权为后盾、以自由裁量权为手段的大法官法院有利于尽快恢复法律秩序。他们对大法官的特殊司法权不但未提出任何异议,还给予积极支持。在实践上,两种法院的法官之间关系密切,配合默契,他们经常聚会于议会或财政署,讨论疑难案件,相互咨询学习。另外,两种法院还经常邀请对方法官参与帮助自己法官的审判活动。有的普通法法官甚至偶尔被任命为大法官。{1}
  但自15世纪开始,管辖权的重叠及由此导致的争夺使得大法官法院与普通法法院之间的冲突初露端倪。大法官法院激怒普通法法院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普通法禁令的使用。当普通法的僵硬性被他人利用来侵害当事人的应有权利的时候,大法官法院就会颁布普通法禁令来禁止此人及其律师继续在普通法法院诉讼,或者禁止他们执行普通法法院的判决。对此,大法官并不认为自己逾越了权限,因为这些禁令只是针对当事人签发,而非针对普通法法院或法官。在大法官看来,这种禁令有其存在的必要,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干预,大法官法院就无法实施它已经承担的基于衡平与良心控制法律的管辖权。{2}由此,自亨利六世时期起,我们发现了大量大法官颁布禁令的例子。普通法法官们自然对这一做法抱有敌意。在爱德华四世统治时期,费尔法克斯(Fairfax)法官断言,如果案件属于普通法法院的管辖权的话,王室法院可能禁止双方当事人诉诸任何其他法院。在同一时期的另一个案件中,休斯(Huse)和费尔法克斯法官宣布,如果大法官因当事人不服从禁令而将其监禁,他们会通过人身保护令将其释放。{3}
  至16世纪,大法官法院的管辖权被进一步扩展和巩固,由此引发了普通法律师更为激烈的反抗,甚至引发了圣杰曼与一位高级普通法律师之间的一场笔战。{4}而枢机主教沃尔西担任大法官时过于轻率地授予禁令及其粗暴对待普通法的行为也导致了大法官法院与普通法法院之间在实践上的直接冲突,并且成为对沃尔西提起弹劾的重要指控之一。尽管普通法律师托马斯·莫尔被任命为大法官及其审慎地授予禁令的态度缓和了大法官法院与普通法法院之间的紧张气氛,但是冲突根源依然存在,并且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末期变得日益尖锐。大法官法院与普通法法院之间的冲突在此后的一系列的案件中日益明朗。
  一、1615年之前的对抗
  这一时期的冲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6世纪末期,以“思罗克莫顿诉芬奇案”(Throckmorton v Finch)为核心,冲突的结果以王座法院的暂时胜利而告终。其原因在于伊丽莎白女王与普通法法官之间的良好关系,当法院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女王习惯于征求全体法官的意见来予以解决。第二个阶段为17世纪初期,即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尤其是柯克担任王座法院大法官期间,即1613—1615年,以“牛津伯爵案”为核心,冲突的结果是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与大法官埃尔斯密尔之间矛盾的激化,这也成为1616年的冲突的背景。
  (一)16世紀末期普通法法院与大法官法院的对抗
  16世纪末,普通法法院和大法官法院之间摩擦不断、冲突频频。1587年王座法院和大法官法院之间的对抗被认为正式揭开了冲突的序幕。一个名叫西蒙·泰勒(Simon Taylor)的人,作为大法官法院中一桩讼案的被告,被禁止在普通法法院继续诉讼。但他对大法官法院的禁令置若罔闻,坚持在王座法院诉讼,并获得了有利于自己的判决。由于这一违背禁令的行为,他被大法官法院下令监禁于弗利特监狱。王座法院针锋相对,签发人身保护令将其释放,并且在数月后,针对该案普通法被告的律师希尔(Heale)提起了蔑视王权罪的控诉。与此同时大法官法院再度下令逮捕普通法原告西蒙·泰勒。这一对峙局面最终通过伊丽莎白女王的亲自干预而解决:泰勒表示他将谦卑地服从大法官的指令,并遵守衡平法判决。{5}此后类似案件屡屡发生。
  1598年的“思罗克莫顿诉芬奇案”宣告了普通法法院的會时胜利。思罗克莫顿为女王的承租人,在1567年的时候因其仆人在前往支付租金的路上被抢劫而未能按租约规定的时间清偿租金。但他立即于次日向女王的官员支付了租金,并且为对方所接受。1588年,女王将复归权授予莫伊尔·芬奇(Moyle Finch)爵士和另外一人,他们又将其转让给了托马斯·赫尼奇(Thomas Heneage)爵士。1590年,赫尼奇的承租人向理财法院针对思罗克莫顿提起驱逐之诉。经审理,理财法院最终判决,由于思罗克莫顿在数十年前的一次支付迟延,该租约应当被终止。尽管思罗克莫顿以纠错令状要求再审,但法院最终维持原判。{6}深感不满的思罗克莫顿至大法官法院中寻求禁令,以阻止该判决的执行。面对思罗克莫顿的诉状,芬奇爵士拒绝答辩。对此,大法官埃尔斯密尔命令他答辩,并宣布如果原告能够证明其案件,就授予其反对驱逐之诉的禁令。芬奇爵士诉于女王,女王将该案提交给所有法官裁决。{7}
  根据柯克的记载,除了沃姆斯利(Walmsley)法官以外,其他所有法官都认为,尽管在本案中原告拥有获得衡平救济的充分理由,但被告无须对原告的诉状予以答辩,因为大法官法院在普通法判决之后无权再审:
  允许人们在普通法的判决和审判后在衡平法上臆测事项,并且藉此将胜诉者置于过分的指控中是有害的。通过这些手段,诉讼将会是无限的,并且没有人能够确定保有法律通过判决给予他的任何东西。但是一个好争议之人,他有着一种独一无二的精神,可能继续猜度衡平法上的事项,并且因此没完没了地烦扰胜诉之人;这是一个很大的不便利。并且这是荒谬的,即由一个并非档案法院的法院,控制档案法院的判决。{8}
  法官们还提出大法官法院的这一做法为被亨利四世4年《蔑视王权罪法》第23条以及爱德华三世27年《蔑视王权罪法》第1条所禁止。但这一裁决如克利(Keriy)所言,“事实上,这一争议问题被提交给了一方当事人裁决(因为这一争议实际上是普通法和大法官法院之间的,而普通法法官实为一方当事人),裁决结果自然无法公正。”{9}当时的掌玺大臣埃杰顿(Egerton){10}被告知这一决定时并未提出抗议。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普通法法院对抗大法官法院禁令的方法主要是以《蔑视王权罪法》为依据,直接挑战大法官法院在普通法法院判决之后审理诉讼的合法性。
  (二)17世纪初普通法法院与大法官法院的对抗
  自1613年10月柯克被任命为王座法院的首席法官后,普通法院和大法官法院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针对大法官法院的普通法禁令,普通法法院除了沿袭旧有的方法,即以《蔑视王权罪法》为依据,在理论上直接挑战大法官法院在普通法法院判决之后审理诉讼的合法性外,还更为重视在实践上对当事人的保护——利用人身保护令来释放因不服从禁令而被大法官法院监禁的当事人。
  1.人身保护令的发展
  人身保护令(the writ of habeas corpus)源于王室法院形成时期的程序。15世纪,它扩张成一种针对非法监禁获取释放的手段。{11}1484年,该令状被暗示可用作反对大法官法院的武器。{12}至16世纪,普通法法院开始正式将人身保护令用于对抗大法官法院的管辖权。{13}
  作为针对大法官法院的武器,人身保护令的直接好处就在于它能够使监禁人身这一大法官法院的主要制裁方式失效。而一旦人身保护令被用于审查衡平法案件中判决的理由,关键性的问题就变为负责监禁的官员描述监禁理由的回呈的范围。{14}
  (1)1614年“考特尼诉格兰维尔案”(Courtney v. Glanvill)
  在1614年王座法院中判决的“考特尼诉格兰维尔案”中,王座法院即以人身保护令作为对抗大法官法院的武器。由此,对于人身保护令的回呈内容的审查成为王座法院关注的重点。{15}
  理查德·格兰维尔(Richard Glanvill)是一名毫无职业道德的珠宝商,他于1606年卖给弗朗西丝·考特尼(Francis Courtney)一块价值20镑的黄宝石,但格兰维尔伪称其为钻石,最终以360镑的髙价出售。考特尼拒绝支付货款,格兰维尔遂于普通法院提起诉讼,基于合同要求对方支付货款,并且胜诉。此后考特尼发现自己受骗,遂提出普通法上的纠错令状要求推翻原判决,但未获支持。考特尼继而诉诸大法官法院。大法官下令格兰维尔收回珠宝并放弃普通法上的判决。但大法官法院的这一命令遭到了攻击,因为大法官法院之前从未主张过干预判决本身的权力。
  1613年,格兰维尔因拒绝遵守大法官法院判决而被下令收监。在1614年的米迦勒开庭期期间,格兰维尔通过人身保护令被移入王座法院,并且他的律师请求将其释放。律师控诉说,格兰维尔获得了普通法上的两份判决,大法官法院却为此而将其监禁。柯克惊叫:“只要我还戴着法官帽,我就不会容许这样的事”,并且对大法官违背他所许诺的不干预普通法上判决的行为表示惊讶。王座法院最终以对人身保护令的回呈没有给出监禁原因的理由将格兰维尔释放。
  1615年5月7日,大法官埃尔斯密尔再度监禁格兰维尔。王座法院还以颜色,于三一节开庭期期间签发了一份新的人身保护令。法官们遵循前例,认为其回呈仍然过于笼统,不够充分。在柯克看来,这个判决是英格兰所有法官协商的结果。{16}最终,格兰维尔获得保释,并且在下一个开庭期被释放。
  (2)1615年“阿普利斯案”(Apsley's Case)
  在1615年的“阿普利斯案”中,我们看到王座法院对于人身保护令的使用更为关注。米切尔·阿普利斯(Michael Apsley)因为藐视大法官法院,已经在弗利特监狱中待了七年。在1615年的复活节开庭期期间,王座法院签发人身保护令,而回呈为阿普利斯“已经于1608年11月28日被监禁,因为在大法官法院之外犯下了蔑视该法院的罪行。”王座法院同意阿普利斯律师的意见,即这一回呈内容并不充分,于是推迟阿普利斯案的判决。其他类似案件也照此处理。至下一个开庭期(即1615年的三一节开庭期),法官们在柯克的住所进行了一次私下协商,在这次协商中法官们听取了每位囚犯的律师的意见。秘密作出的判决由柯克在公开的法庭上宣布。阿普利斯被下令释放,理由为弗利特的典狱官的回呈是不充分的。{17}
  (3)1615年“拉斯维尔案,(Ruswell’s Case)
  在1615年的复活节和三一节开庭期之间的人身保护令案件中,有一个案件值得特别关注,这就是“拉斯维尔案”。{18}
  该案涉及由威廉·埃夫里(William Every)针对亨利·拉斯维尔(Henry Ruswell)在大法官法院提起的一个诉讼。大法官法院的档案揭示原告埃夫里于1594年从被告的父亲威廉·拉斯维尔(William Ruswell)的遗嘱执行人的手中购买了位于斯特普尔顿(Stapleton)的采邑。这笔买卖为威廉·拉斯维尔的遗嘱所指令,目的在于清偿他的债务,并且已经由大法官法院的一个判决另外授权,该判决规定该买卖的收益应当用于清偿被告(作为他父亲的继承人)所接受的资产之外的债务。原告支付了2300英镑,进而占有该土地。大约20年后,被告拉斯维尔提起普通法上的诉讼,主张与原告的这笔买卖无效,因为为被告父亲所拥有的这块土地是通过骑士役拥有,而《遗嘱法》仅仅允许以骑士役拥有土地的三分之二以遗嘱的方式来处理。死者的其他财产的处理本身足以耗尽对于遗嘱能力的三分之二的限制,因此根据该法,出售斯特普尔顿采邑的遗嘱的指令是绝对无效的。但是,原告的主张是有力的:他依赖于遗嘱的措辞以及下令履行的大法官法院的判决;购买价格已经被用来清偿债务,否则就要用被告所接受的资产来偿债。大法官起初试图说服拉丝维尔调解这一争议。当这一努力失败的时候,大法官法院于1614年2月7日作出了最终的判决,下令原告埃夫里支付拉斯维尔1000英镑以满足拉斯维尔的主张,并且指令拉斯维尔执行斯特普尔顿采邑的转让。由于拉斯维尔拒绝遵守这一判决,1614年5月19日埃尔斯密尔下令将其收监。
  在1615年的复活节开庭期,拉斯维尔和其他申请人身保护令的人一起出现在王座法院。由弗利特典狱长所作的回呈极其简短:拉斯维尔“因为在大法官法院所犯下的某种蔑视法庭罪而被收押”。拉斯维尔的律师克罗克(Croke)质疑该回呈的充分性,宣称“该法院(即王座法院)是所有监禁案件的法官”,并且一个明确的原因应当被陈述,这样王座法院能够决定它是否正确。在柯克与另一位法官多德里奇(Dodderidge)进行协商之后,该案件被推迟,其他囚犯的案件同样如此。
  至下一个开庭期(即三一节开庭期),在弗利特的典狱长修改了回呈的几个微小的细节,主要是增补了监禁日期之后,拉斯维尔的案件被再度审理。拉斯维尔的律师克罗克以1565—1656年的“阿兹维克案”(Astwick's Case)为依据,再度主张监禁的原因应当被陈述。柯克和多德里奇法官同意,尽管“阿兹维克案”并不著名,但典狱长应当被要求详细说明藐视罪本身发生的日期。最后,该法院下令,拉斯维尔案中的回呈以及“所有其他的回呈”由弗利特典狱长修改。
  在三一节开庭期结束之前,弗利特的典狱官填写了一个新的回呈,陈述了大法官法院案件的内容。拉斯维尔的律师克罗克争论说该回呈依然糟糕,因为根据制定法,埃夫里的主张所依赖的遗嘱中的条款完全是无效的,而且通过清偿债务而由拉斯维尔所接受的利益无法废除他作为继承人的权利。首席法官柯克继而宣告:
  “该回呈在某种意义上领会了该判决的效果,因为它由四个部分组成:(1)有一个诉讼;(2)在拉斯维尔和埃夫里之间;(3)为了斯特普尔顿的采邑;(4)考虑到相关担保及其对价,埃夫里应当支付1000英镑给拉斯维尔,我们基于此来考虑诉状、答辩状和判决。”
  在柯克寓所的私人会议之后,柯克当庭宣布,法官们“已经考虑了该案,但是因为回呈是后来作出的,并且该案件对我们而言是有疑问的,我们已经决定,他应当在押候审,直至下个开庭期。”
  显然,在这个案件中,由于普通法判决尚未被获得,以至于普通法法院无法主张大法官法院不得在普通法法院判决后予以审判这一理由。
  在该案中,对于柯克以人身保护令的回呈范围的直接问题为武器所作的攻击,埃尔斯密尔作出了妥协。但普通法律师们并未在这一问题上更进一步,他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转向既判力的争议——大法官法院是否有权在普通法判决之后继续诉讼。这一争议在“牛津伯爵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既判力的问题
  通过攻击回呈的充分性,利用人身保护法来对抗大法官法院的禁令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如果能够借助《蔑视王权罪法》的力量彻底否定大法官法院发布禁令的权力的合法性,则不失为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因此,在柯克担任王座法院的大法官后,并未放弃这一方法的使用。比如,在1614年的“希思诉赖德雷案”(Heath v. Rydley)中,王座法院就以1353年和1403年的《蔑视王权罪法》为依据,坚定地拒绝服从大法官法院反对普通法判决的禁令。{19}但更为引人注目的则是“牛津伯爵案”,它最终成为英国法律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的案件。鉴于国内尚无对该案的详细介绍,故在此不惜篇幅,对引发牛津伯爵案的莫德林学院案以及由“牛津伯爵案”所导致的“古奇博士案”(Doctor Gouge's Case)一起作一个较为具体的介绍。
  (1)1613年“莫德林学院案”(the Magdalen College's Case){20}
  “莫德林学院案”是王座法院审理的涉及约翰·沃伦(John Warren)和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之间对于一栋位于伦敦科文花园的房屋租赁问题的一个案件。该房屋的土地在多年以前已经由莫德林学院卖给了伊丽莎白女王。这一买卖的目的在于规避伊丽莎白一世13年制定法第10条的禁止性规定,即由学院的校长和董事所进行的土地的买卖和长期租赁无效。既然卖给国王并没有为该制定法明确禁止,将土地卖给女王使得该学院可以将该土地间接地转让给了一名热那亚商人本尼迪克特·斯比诺拉(Benedict Spinola),以偿还学院欠其的债务。依照学院的指令,女王将该土地转让给了斯比诺拉,斯比诺拉继而又于1580年该将土地中的七英亩卖给了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Edward De Vere),{21}伯爵在这块土地上盖了130多栋房子。其中一栋的租约通过多次转手最终转移到了约翰·沃伦的手中。在伯爵死后,土地为伯爵的儿子亨利·德维尔(Henry De Vere)继承。与此同时,在1616年之前,莫德林学院的新校长,巴纳比·古奇(Barnaby Gouge)已经成功地将约翰·史密斯安置到同一栋房屋中。“莫德林学院案”就是沃伦针对史密斯提起的驱逐之诉。
  该案的判决取决于这片土地的所有权的归属。如果牛津伯爵享有所有权,那么沃伦的租约是有效的;但如果莫德林学院仍保有权利,那么史密斯的租约是有效的。对于法院而言,核心问题是对使得莫德林学的土地买卖无效的制定法的解释。柯克坚持认为,该制定法也禁止将土地卖给女王。该制定法的目的在于维持宗教并且提高学识,保护精神生活以及相关机构免受由于长期的出租和出售所导致的贫穷、腐朽以及破损。在柯克看来,如果不禁止卖给国王,该制定法的目的会被彻底规避;藉此“那些巨大并且危险的危害仍会存在,并且会削弱必要并且有益的救济。”柯克在他的报告的序言中主张,既然宗教和学识是“支持国王王位的主要支柱”,那么国王就应当包含于所有人之中,不应当被排除于这一法令之外。而且,国王是“普通权利和正义的源泉”,基于上帝的代理人不能为非,将国王排除于外并且允许他成为非法转让的渠道,会使得国王成为“欺诈”的工具。沃伦的租约,源自于将土地卖给女王,然后转让给斯比诺拉以及牛津伯爵,因此并非法律上的善;既然出售给女王是无效的,该学院的所有权依然有效,而史密斯与学校的租约同样如此。
  (2)1615年“牛津伯爵案”(Earl of Oxford's Case){22}
  尽管“莫德林学院案”是关于沃伦和史密斯之间的租约问题,但该案的结果使得牛津伯爵对于土地和房屋的价值2万英镑的租约的权利极易遭受攻击。无论是伯爵还是学院都非该案的当事人,因此,柯克对于两者的利益未作专门的考虑。但是,柯克后来对于伯爵的困境以“购者自慎”作简要的回应,表明在普通法上没有任何同情或者救济的希望。由此,伯爵转而向大法官法院寻求保护,这就是“牛津伯爵案”。针对伯爵在大法官法院提出的诉状,被告古奇(Gouge)主张普通法上的判决无法在大法官法院中被质疑,因而拒绝对牛津伯爵的诉状予以答辩,大法官法院的主事官约翰·廷德尔(John Tindal)遂于1615年10月将其投进弗利特监狱。
  正是在“牛津伯爵案”中,大法官埃尔斯密尔获得了解释大法官法院的管辖权及其与普通法的关系的机会。埃尔斯密尔判决牛津伯爵胜诉,但他既未依赖特定的衡平学说,也未依赖任何权威的格言,而是诉诸衡平法与神法之间的关系。他说:“衡平法所言如同神法所言。”对于神法,埃尔斯密尔利用《申命记》的记载:“建楼者居其屋;种葡萄者得其果。”埃尔斯密尔指出:“在本案中,被告古奇博士的良心是他应当拥有他既没有建造也没有种植过的房子、花园和果园:但是大法官总是纠正此类腐败的良心,并且使得它们予以同等的补偿。”无疑,在该案中,大法官法院以衡平法和良心为依据支持原告。{23}
  同时,埃尔斯密尔也认为大法官法院并未推翻王座法院对于莫德林学院案的判决。首先,因为在判决作出之前租约到期导致“莫德林学院案”诉讼的终止,普通法上的判决最终并未作出。其次,即使王座法院对该案作出了正式的判决,但伯爵在大法官法院寻求的救济并非推翻王座法院关于土地权利的判决(这超出了衡平管辖权),而是请求针对由此导致的损失予以救济,这些损失包括“自从转让以来的新增建筑和植物的价值,以及为购买而支出的适当津贴。”埃尔斯密尔断言,这一救济既非对普通法判决的审查,也非对该判决的反对。
  埃尔斯密尔继而仔细回顾了一些当普通法上得出不公正结果的时候给予衡平救济的先例,得出如下结论:“当一个判决通过胁迫、错误或者冷酷无情的良心而被获得的时候,大法官将会阻止它,并且将其置于一边,不是因为判决中的任何错误或者缺陷,而是因为一方当事人违背良心……对此亨利四世4年制定法第23条并未予以规定。”而且,“亨利四世4年制定法第23条,从来不是为了限制大法官法院在衡平法方面的权力而制定的,而是为了限制大法官和普通法法官,仅仅是在普通法上可判决的事项,是在法律诉讼,而非在衡平诉讼中,并且他们应当坚持自己的判决,而非反复无常。”{24}
  总之,就“牛津伯爵案”而言,柯克和埃尔斯密尔持有完全对立的观点,而胜负也尚未就此见分晓。
  (3)“国王与古奇案”(The King and Focor Gouge's Case)
  由于在“牛津伯爵案”中,古奇拒绝对牛津伯爵的诉状予以答辩,埃尔斯密尔遂以藐视法庭为名将其监禁于弗利特监狱。古奇继而在王座法院提起人身保护令诉讼,这就是“国王与古奇案”。
  古奇主张大法官法院的诉讼有违1403年制定法,因此自己应当获释。柯克回答,如果“牛津伯爵案”和“莫德林学院案”确实针对同一事项,大法官法院确实应当交出囚犯,因为他们的收监违反了制定法和普通法。多德里奇法官同意柯克的意见,说:“考虑到爱德华三世27年制定法第1条以及亨利四世4年制定法第13条,如果王座法院的判决在衡平法院中被质疑的话,这将宣告普通法的衰败。”但在此存在一个问题,即古奇被监禁,到底是基于关于普通法判决之事项,还是基于其他事项。之所以产生混淆是因为“莫德林学院案”的当事人并非“牛津伯爵案”当事人。柯克判决,不存在足够的证据来决定这一问题,因此无法对古奇提供帮助。这一案件被延期,直至进一步的澄清能够从大法官法院那里获得。{25}
  我们注意到,在古奇案中,柯克并未纠缠于人身保护令的问题,甚至还作出了一些妥协,但是在普通法判决的既判力的问题上,柯克却坚守立场,毫不妥协,他再度援引了爱德华三世27年制定法第1条以及亨利四世4年制定法第13条来挑战大法官法院在普通法判决之后继续诉讼的合法性。事实上,早在1614年,柯克就已经评论道,“这一点很令人惊奇,即没有人基于这些法律在这些案件中告发在普通法上的判决之后获得此类禁令的当事人……”,他还在一些其他的场合留下了同样的暗示。{26}不久之后,有人理解了柯克的暗示,直接点燃了大法官法院与普通法法院之间冲突的导火索。
  二、1615—1616年的争议
  (一)争议的起因
  1.格兰维尔的报复——基于蔑视王权罪的控告
  1616年初,王座法院基于人身保护令以回呈不充分的理由将珠宝商格兰维尔释放。
  获释之后的格兰维尔基于对普通法的狂热以及对大法官法院的仇恨,开始酝酿一个推翻大法官法院的计划。他中伤埃尔斯密尔,说他收受贿赂,并与撒旦结盟。他甚至试图基于《蔑视王权罪法》给予大法官法院以致命的一击。经过考虑,格兰维尔并未贸然直接控告大法官埃尔斯密尔,而是采取了更有策略的方法,即首先针对那些地位较低微之人提起诉讼。他伪称从柯克那里获得命令,从而在国王办公室律师的帮助下依照相关先例,起草了一份刑事起诉书。格兰维尔控诉的被告是考特尼及其辩护律师和代理人。该诉讼于1615年的米迦勒开庭期被提出,但是被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大陪审团驳回。
  格兰维尔并不泄气,他获得了臭名昭著的艾伦以及一个名叫莱韦塞(Levesay)的不诚实的公证人的支持,于1616年的春季开庭期再次起诉。莱韦塞是大陪审团的陪审员之一,并且在该开庭期的最后一天(2月13日),他才将起诉书送给他的同伴们。这次,艾伦也针对他在大法官法院的对手髙等律师穆尔(Moore)以及主事官约翰·廷德尔爵士提出了指控。尽管我们不清楚在法庭上发生了什么,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柯克的行为显然是有偏袒的。尽管为莱韦塞所胁迫,陪审团成员们并不愿意证实该诉状的真实性。柯克变得愤怒。他两次三番地召回他们,并且威胁着要将他们投入监狱,但陪审团毫不动摇。陪审团主席坚持“证据不足无法提交”(ignoramus{27})。对此,莱韦塞抗议说,这并非一个意见一致的裁决。因此柯克下令通过逐一投票的方式获得结果,投票结果为17票对2票。证据不足无法提交的裁决由此被接受。柯克警告郡长在下一个开庭期产生一个更为明智的陪审团,并且据说已经告诉格兰维尔和艾伦做好准备。同时,柯克还对那些胆敢在普通法判决之后向大法官法院提起诉状律师提出了威胁:
  “诸位,看着它,并且将它视为一个警告,即无论谁在普通法上的判决作出之后,在任何其他英国法院针对它提起诉讼,我将把他驱逐出我的法院,不允许他在这个法院中再多说一个字。我严重警告你们不要犯错。我们必须小心,否则英国普通法将要被抛弃。”{28}
  在接下来的四旬斋假期,格兰维尔和艾伦向咨议会提出请愿书,说他们已经向国王提起诉状,并且如果该起诉成功,国王的金库将会大大充实。这一诉诸国王贪婪的方法并不谨慎,不久之后两份请愿书自身就面临指控。格兰维尔最后孤注一掷地针对弗利特监狱的典狱官及其看守的错误监禁提起诉讼。该典狱官事实上已被逮捕,但立即为大法官法院发布的一份中止执行令状(supersedeas)释放。格兰维尔的战斗并没有被允许进一步继续下去。{29}
  2.柯克的推波助澜——同样基于蔑视王权罪法
  尽管格兰维尔的计划破产,但柯克并未善罢甘休。普通法和大法官法院之间的论战在王座法院1615—1616的一桩案件中达到顶点。{30}
  在柯克审理的一个普通法案件中,{31}原告通过公然的欺诈手段获得了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在被告的一个主要证人应该作证的时候将他诱骗到酒馆喝酒,并且告诉法官证人因为重病将亡而无法到庭,由此原告胜诉。此后,经被告请求,大法官授予禁令禁止原告实施他获得的普通法上的判决。{32}柯克继而建议原告的代理人基于爱德华三世27年的《蔑视王权罪法》指控被告、被告的辩护律师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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