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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论我国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欠缺法律制度重构
【英文标题】 On Reconstruction of Our Civil Law System Concerning Incapable Adults
【作者】 李霞【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
【分类】 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行为能力欠缺;限制行为能力;可撤销;监护;成年人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8)09—0070—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9
【页码】 70
【摘要】

我国民法对意思能力欠缺的成年人,在行为能力的类型划分上过于简单,在补充方式上僵化,在法律行为之效力的规定上没有实现制度目的。未来民法典应取消成年无行为能力人,保留限制行为能力人一级。对限制行为能力人,以意思能力残余的程度为标准,又分为限制大部分法律行为、限制部分法律行为、限制特定法律行为,并设立与之相适应的监护人、保佐人、辅助人予以能力补充。在法律行为的效力上,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受限制范围内的法律行为,需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代理,否则可以撤销,其他法律行为可以单独实施。同时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9198    
  一、我国的成年人行为能力欠缺制度
  《民法通则》在民事主体制度中,将年满18周岁的自然人规定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将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成年人)规定为无行为能力人,将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成年人)规定为限制行为能力人。这两类行为能力欠缺者,由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予以能力补足。由于行为能力制度与民事主体制度和法律行为制度密切相关,因此在法律行为制度中,《民法通则》又规定了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的效力分别对应着无效、效力待定。
  民事行为能力,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的一种法律资格,而法律之所以要赋予这一资格,又以一定的意思能力为前提。意思能力是法律赋予自然人行为能力的前提,是行为能力的构成要素。但是,不同的人于不同的情形,其意思能力均有所不同。“一个人在从事每一项法律行为之前,不可能对行为相对人或行为相对方进行某种形式的‘成熟测试’。”[1]鉴于此,法律必须将通过行为能力制度将意思能力“定型化”:对于经常处于无意思能力状态的人(如精神病人),确定其在法律上无行为能力,不问其实施具体行为时有无意思能力,统统确认其行为无效。[2]可见,我国民法立法采用的模式是无行为能力的人无意思能力,有意思能力则有行为能力。
  无行为能力人,其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毫无自主决定权。限制行为能力人,只能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进行有效法律行为,其他法律行为原则上须待监护人的补充始能生效。如此,这两类能力欠缺的精神病人被隔离于交易之外,由监护人代理他们的全部或部分行为,从而避免了精神病人因其意思能力薄弱而可能对自己利益造成的损害,也维护了交易秩序。由此可知,将意思能力以法律行为能力制度全面定型化的目的是首先保护欠缺意思能力人,其次保障交易安全。[3]
  我国成年人行为能力欠缺制度,实际上继受了传统大陆法系传统民事立法的模式。目前从我国已公开的几部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来看,成年人行为能力欠缺制度主要内容基本上被保留。自20世纪中后期,在当代国际人权保障新思潮的冲击下,德、法、日等许多发达国家陆续对行为能力制度进行了大幅度变革。在当下中国新的社会情势下,我国的行为能力欠缺制度在类型的划分、欠缺的补充方式、欠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效力及相关制度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实有必要进行反思。
  二、我国成年人行为能力欠缺制度的缺陷
  (一)行为能力欠缺两种类型的划分过于简化
  首先,不能准确地包括精神病人的各种样态,没有实现保护精神病人的制度初衷。在我国,成年行为能力欠缺者主要指精神病人(含痴呆症者,下文简称“精神病等人”)。精神病等人的共同特点是意思能力薄弱,但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人薄弱的程度千差万别,在欠缺的量上有多有少,在质上或高或低,每个人残留的意思能力并不相同。例如,有的精神病人对一些行为有判断能力而对个别行为无判断能力:有人则对某一类特定行为有判断能力而对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则不具备。这一事实业已为司法精神鉴定结论证实,某人欠缺缔约能力,但却具备完全的遗嘱能力。美国的司法判例也承认:一个无合同能力的精神病人却具备遗嘱能力,因其对意思能力的标准低于合同能力。同理,婚姻能力对意思能力的要求又低于遗嘱能力。对同一个能力欠缺者而言,即使在同一天内,不具备遗嘱能力但却具备婚姻能力。[4]精神病等人作为民事主体,其病情的多样性决定了每个人残留的意思能力千差万别。而民事立法无视这种事实,在法律上将精神病人的行为能力简化成“无”和“限制”两类,透露出传统民法追求抽象的人而忽视了“具体的人”的气息。
  其次,不能涵盖所有的意思能力薄弱者。类型化的目的主要是保护意思能力不足者,而对那些意思能力同样有欠缺的其他非精神病人,如智障者、身体障碍者(盲、聋、哑)、高龄者(80岁以上)等人而言,他们都不在类型的范围内。以智障者为例,在国际残疾人领域,智障者与精神病人合称“心智残疾人”,因两者皆有意思能力薄弱的同质性。再如,对于盲、聋、哑等特殊的身体障碍者,囿于其肢体和社会的障碍,他们没有机会与正常人平等地接受教育,也没有机会从正常人的社会中及时获得对称的资讯,实际上,他们同样也欠缺意思形成能力或者意思决定能力。退一步讲,即便他们可以通过合同法上的“委任合同”委托了意定代理人,也不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去监督代理人保护自己的权益。因而,他们的行为能力同样有欠缺需要补充。此外,还有高龄者,他们的特点是随年龄增高,意思能力渐次丧失,这一样态显然不在“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两类内。老龄人这—特殊民事主体,其意思能力呈渐次衰退的特点,如何划分他们的法律行为能力所带来的课题,同样困扰着人口老化的西方国家学者。为此,大法官波斯纳也倍感困惑:老年痴呆症为法律能力(如遗嘱能力、契约能力、作证能力)和法律责任(犯罪行为)提出了一些不论在分析层面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的问题。老年痴呆症者的意思能力的丧失是进行性的。……如何在连接这两个极端——无能力和限制能力的线条上划出分界线——成为一个紧迫的法律问题。[5]因此,“已往的欠缺行为能力定型化制度已经完全无法应对了”。[6]
  最后,与现代精神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临床精神医学对行为能力欠缺类型早就泼过冷水,“精神病患者,即使处于不完全缓解期甚至发病期,对某种民事行为的性质和意义能辨认和理解”[7]。我国大陆精神医学司法鉴定人员也证实,“精神病的病情轻重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强弱不成对应关系,病人在某方面民事行为能力受损并不必然代表他在其他方面也绝对无能力。有一类为数不少的精神病人的病理症状显示:患者在某个或某些方面无行为能力,但同时在其他方面却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这种现象用民法的类型化标准是无法涵盖的”。[8]我国精神医学司法鉴定实务中,通常对特定民事行为能力(如遗嘱、婚姻、合同)的司法鉴定标准通常采“有”和“无”的两级式结论,[9]并未完全采民法行为能力的三分法。不难看出,民法与相关学科间的封闭导致了民事立法对精神障碍者的保护制度与自然科学的临床精神医学形成落差。行为能力欠缺的定型划分缺少了坚实的事实基础,又何以谈得上保护行为能力欠缺者?可见,“民事行为能力的类型化的妥当性正受到质疑”[10]。
  (二)行为能力欠缺的监护补充僵化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
  由于行为能力欠缺类型划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意思能力低弱者,以便为其设置监护人予以能力补充。监护制度,作为行为能力欠缺制度的补充,是对行为能力欠缺者的救济制度。目前,我国民法行为能力欠缺者划分为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两类,但采用的补充方式是简单划一的监护,监护人的职务范围内容没有区别,完全忽视了意思能力低弱者不同的保护需求。例如,成年人行为能力欠缺的补充方式与未成年人的补充方式不作区别,精神病人的监护补充与痴呆症者的不作区别,均采取概括式的监护补充,忽略了能力欠缺者残余的意思能力和不同的保护需求。因此,“人们强烈的意识到设立柔韧而有弹性的制度的必要性了”。[11]日本学者也指出,“每个人意思能力不足之情形,以及保护之必要性程度,因人而异,有各色各样,但法律规定只有监护、保佐两种类型,太呆板且欠弹性,无法配合多样性的具体案件与每个人意思能力的欠缺状态。”[12]
  (三)行为能力欠缺所对应的行为效力没有实现同一的保护目的
  首先,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对应着无效的规定,既没有保护意思能力欠缺者也没有保护交易安全。行为能力,原系财产法上的制度,是为保护财产而设。据此可知,该制度仅适用于有产者。对社会稍作观察便不难发现,在经济地位上,精神病等人不能获得必需的基本生活资料,处于贫困化边缘,[13]当其面对的现实是若不从事经营或劳动便无从获取基本生活资料时,“无行为能力人”的标签非但不能保护他们,反而给行为自由带来诸多限制。例如,当精神病等人从事代售晚报等诸类维护基本生活的简单交易行为时,一旦被贴上无行为能力人的标签,则不能独立实施所有法律行为。这不仅限制了本人的意思自治,而且也窒碍了交易。现代社会,尽管经济快速发展,因罹患精神病而无财产的成年人并不在少数。大多数人精神能力不健全者,在经济上贫困,处于赤贫或无产者状态,无效法律效力之规定对他们不仅毫无裨益,抑且徒增牵制,妨碍其活动自由。[14]无行为能力人所保护的仅限于少数有产者。“民法的无能力制度是要防止因独立交易能力不足而产生的财产损失,目的在保护有产者,并让交易相对人保持警惕。”[15]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无效这一法律评价,实际上妨碍了精神病人的财产权的实现,例如,当一个无行为能力人欲购买一包方便面,而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却欲代理其购买一个面包时,按无效行为的规定,则法定代理人(监护人)的意思优先,即监护人的他治取代了被监护人的自治,被监护人(精神病人)则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自主权,乃至婚姻能力、遗嘱能力等最基本的人身权都被剥夺。例如,一个无行为能力人面对诸如堕胎、切除器官等涉及身体权的侵袭性的医疗合同时,毫无自主决定权,其残余的意思表示均无效,由监护人代理。在我国,无行为能力的成年精神病人被监护人强行代理,从而订立侵害本人身体权的医疗合同,如强行切除子宫等侵害人身权的案例不时见诸于媒体。因而,在美国“无效法律行为制度,作为保护无行为能力人的措施,被公认是剥夺公民权利最彻底的民事惩罚制度,它使被监护人的法律地位与死亡之人相差无几”。[16]
  其次,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效力待定,既不利于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也不利于交易安全。对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行为,依民法通则的规定,经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追认方可有效,在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追认之前,该行为性质上属于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所谓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指效力是否发生,尚待确定,有待于其他行为使其确定的民事行为。这意味着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虽已成立,但是否生效尚未确定,须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这就决定了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在法定代理人(监护人)追认前,大量法律行为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交易不安全。这意味着该交易行为,对限制行为能力人一方不生效,对交易相对人亦不生效(即使相对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此状态下,相对人享有撤回权,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没有追认前,相对人可以撤回其意思表示。这种制度设计下,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的意思表示,本应产生法律效力,但仅仅因为对方当事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则该完全行为能力人的意思表示反而变成效力待定,并因此可以撤回。所以,赋予交易相对人撤回权的设计,使原在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效力待定制度,反倒给完全行为能力人见机行事开了方便之门。因此,效力待定之设计不符合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兼顾交易安全的制度趣旨。
  三、我国成年人行为能力欠缺制度重构
  笔者认为,未来民法典中,在民事主体行为能力一节,应保留“限制行为能力人”,取消“无行为能力人”一级的划分。对限制行为能力人,按法律行为所需的意思能力的程度,将限制行为能力人再细分成三类,即限制大部分法律行为,但日常生活事务的行为、纯获利益的行为、在法定代理人确定的目的范围内从事的行为除外;限制一部分法律行为(如婚姻、遗嘱、收养、监护、财产管理、缔约、赠与、诉讼、作证);限制特定法律行为(如不动产的处分、信托、股票交易等)。
  在民事主体监护一节,与上述三种限制行为能力的类型相对应,可以分别设立监护人、保佐人、辅助人三类,并赋予不同范围的代理权、同意权、撤销权予以能力补充。至于监护、保佐、辅助的其他职责内容,则安排在亲属编。
  在法律行为一节,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之法律行为“可撤销”,即对于受限制的法律行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不能单独实施,须由法定代理(监护)人代理或同意,未经同意的可以“撤销”。将撤销权赋予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其他法律行为,可以单独实施。
  同时,要完善相关制度,排除相对人的催告权和撤回权,将合同法中的法定代理人的追认权修改为撤销权。
  (一)保留“限制行为能力人”,取消“无行为能力人”
  首先,无行为能力人一级的取消,更贴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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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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