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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律》
《基本法》:中国法与普通法的结晶(上)
【英文标题】 Basic Law:Fruit of Combination between Chinese Law and Common Law(I)
【作者】 梁美芬【作者单位】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
【分类】 中国宪法【期刊年份】 2008年
【期号】 3【页码】 2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0765    
  《基本法》的诞生
  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随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建立,「一国两制」的政策开始实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的生效实施为标志,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被纳入了中国法律体系之中。
  中国漫长的历史充满着荣耀与屈辱。过去,外来势力颠覆了中国主权。三条「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蒙受屈辱。甲午战争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在这次战争之后,很多不平等条约被强加于中国,迫使中国割让其领土给英国、日本、葡萄牙和俄国这些国家。香港就是在那些条约下被割让给英国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1842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被中国政府和中国学者认为是一个「屈辱的世纪」,在这一时期当中,中国沦为了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
  重新收回对失去领土的主权和维护领土完整是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一直以来的最高政治目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统一台湾、香港和澳门很自然地被列为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1]然而,由于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原因,这项任务在当时没法完成。[2]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对世界包括对台湾、香港和澳门与祖国大陆的统一问题上都采取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1982年12月,在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会晤中,邓小平说香港问题是能够通过「一国两制」得到解决的。此后,这个政策被提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当「一国两制」被首次提出来时,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任何人都不明确这项方针的内容。[3]中英两国协商签订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中英联合声明》)为这项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一个契机。在《联合声明》公布后不久,《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文章,描述了特别行政区的蓝图。文章中写道:「首先,维护中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我们在建立特别行政区时所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我们的国家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对其特别行政区行使主权。我国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不是联邦制国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常设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二者都行使国家立法权。国务院,也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和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特别行政区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行政区。他们不是成员国。特别行政区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是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他们必须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所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他们的权力。」
  显然,中国政府认为,尽管给予了其「很大程度的自治权」,特别行政区并不能被当作是一个联邦国家中的成员国。他们必须作为地方政府而存在。据此,他们的权力与自治权都必须由中央政府授权。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和「两种制度」之间应该是平衡的。[4]就后一句来说,其作为统一中国的一种方式是必要的。其并不是目的。对中国政府来说,国家的主权和统一是最重要的目标。邓小平强调了这一点,他说:「一国两制」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方面,事实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我们将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肯定国家最主要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很久以前我们就确定了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四项基本原则」,并且写进了我们的宪法。我们所提出的包括对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被确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呢?
  从以上的文字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特别行政区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仅仅享有一定程度的高度自治权。那些不在特别行政区管辖范围内的事务就会由中央政府来处理。另外,当「一个国家」的原则受到影响时,中央政府就会干预特别行政区的管理。中国政府从来都不排除中央政府干预香港事务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因为特别行政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情况需要,中央政府就有责任确保特别行政区的平稳运行。这体现在邓小平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以下简称《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所作的讲话中:「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聊五分钱的天吗
  中国法律学家张友渔教授也支持这种平衡的观点,他说:「简言之,在《基本法》的制定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一国两制」的原则。有一些人只强调「两种制度」而忽视了「一个中国」。甚至有一些人不想要「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他们想用「两个国家,一种制度」取代「一国两制」,也就是说,他们想让香港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让全中国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非常荒唐的……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不仅仅是香港自身的目标,同时也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
  在1984年《联合声明》签订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才刚刚实行了大约四年。很多人还不懂得实施改革的重要性。在国内,经济特区的建立受到了挑战。很多人把经济特区与旧中国的租界相比较,认为建立这些特区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符。香港主权发生变化后对其高度自治的承认和原有法律制度的保留都必定会在中国引起争论。基于这些,《联合声明》不久之后被公布,中国共产党的一份理论刊物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在解决香港和台湾的问题上,历史和现实因素都应该被考虑进去,「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是一个战略决策。
  从自治区到特别行政区
  通过正视历史问题和尊重现实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中国的传统。过去,中国对前俄国在其他不平等条约下占有的中国领土采取了相似的解决办法。如先前所说的,《联合声明》签订时,中国在国内经济改革和改革开放方面的经验仍是非常有限的。例如,当时,没有人敢提倡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思想。[5] 1984年的《红旗》杂志打破惯例分析了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一些人想知道在香港回归后允许其保留资本主义制度是否会影响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这个问题必须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具体分析。香港的资本主义和内地的社会主义是两个根本上相对的制度,当他们被同时适用于一个国家,对他们来说有可能不发生冲突吗?不可否认的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势必要影响到内地的社会主义,否认这一点是与现实不符的。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的主要部分是社会主义……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里,在个别地区实施资本主义将不会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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