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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司法适用
【英文标题】 Judicial Application of“Disregarding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System
【作者】 石少侠【作者单位】 国家检察官学院
【分类】 公司法【中文关键词】 公司法;公司人格否认
【英文关键词】 company law;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文章编码】 1003—4781(2006)05—0003—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5
【页码】 3
【摘要】

英美法系在判例中最先确立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2006年的公司法典中被明确确立。作为一种前瞻性的理论忧虑,我们在实践中应当慎重适用、准确适用这一制度,并要认真考虑这一制度适用中面临的一些相关问题。

【英文摘要】

The system of 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first established by Anglo—American case law was accepted by Chinese company law in 2006. As a foreseeing theoretical concern,this system should be used cautiously and correctly,and seriously consider relative issues faced in practi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1246    
  我国200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已经确认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亦称“法人人格否认原则”或“揭开公司面纱”),这是修订后公司法的一项重大制度变革,也是对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必要补充和完善。如果说在《公司法》修订前,法学界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研讨还只是一种学理上的坐而论道的话,那么随着我国修订后《公司法》的实施,如何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具体贯彻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紧迫的司法实务课题。
  一、慎重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公司人格否认是相对于公司人格独立提出的一个法律概念,并被美国的司法判例最早确认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由此,也就决定了认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地位和作用,不能离开对它与公司人格独立原则相互关系的考察。在中国,公司人格独立与公司人格否认是一个极具哲理性的命题,在这一对关系中不仅包含着我国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追求,亦即企业均应成为“四自一独”的法人;而且还蕴含着对债权人利益及交易安全的价值判断,即任何投资创办企业的人都不得利用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来逃避债务。面对我国改革以来的公司实践,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距离改革的预期目标仍然存在着不小的距离,有些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或国有独资公司)实际上还是政府机构的附属物,难以成为独立的法人;与此相对应,在公司实务中股东以公司名义规避债务的行为也屡见不鲜,使商务活动充满着不应有的人为的陷阱和风险。这就要求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能孤立地谈公司人格独立和公司人格否认问题,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必须对它们进行联结考察和辩证分析。只有这样,方能悟出现代公司法律制度中的反思性平衡机制及其所包含的均衡、和谐的思想,才能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从产生的背景和规律、实际运作情况及功能发挥角度看,呈现出很强的衡平性,衡平性是该制度特性的集中体现。因此,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其本质应该被概括为衡平性规范。{1}(P27)有鉴于此,我认为尽管我国修订后的《公司法》确认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但是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应当贯彻慎重适用的原则。
  第一,作为衡平性制度,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适用上具有补充性,它只是对公司人格独立原则的必要补充。公司人格独立———股东有限责任是支撑现代公司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1]但其对经济秩序的实际作用却似一柄双刃之剑,既为奋发进取者提供了保护伞,也充当了欺诈、舞弊者的护身符。以其作为调整相关各方利益关系的准则,在获得制度正义的同时,于具体的个案中,则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不合目的性。该原则作用的两面性早在产生之初就受到人们的强烈关注,英国1855年有限责任法议案提交讨论并获得普遍赞誉的同时,并未获得法律出版物的认许,《法律时报》甚至将该法案称为“无赖特许状”。同样商业圈也未形成一致的见解,曼彻斯特商会宣称:该项法案毁灭性地破坏了我们合伙法律中由来已久的高度道德责任感。[2]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毕竟是因公司人格独立与股东责任有限的价值二重性,而衍生的一项对应性制度。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表明了法律的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即:法律应当充分肯定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责任有限的价值,将维护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作为一般原则;同时,又不能容忍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的地位和股东的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而,就公司人格独立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关系而言,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始终是、也只能是对公司人格独立原则的有益而必要的补充。正是二者的功能互补,才使法人制度得以发展和完善,才张扬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公司人格否认作为公司人格独立的对立性因素出现的,它构成了后者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使两者在深沉的张力中,保持一种反思性平衡,形成和谐的功能互补,把公司人格独立带来的公司问题消弭于无形。因此,公司人格否认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公司人格独立———有限责任制“不再是法律制度中的一条原则,因为在下一案件中,当相反的意见无足轻重或根本不存在,它仍然会起决定性的作用。”[3]对此,公司人格否认的开先河者美国法官桑伯恩(Sanborn,J.)指出:公司在无充分反对理由的情形下,应被视为法人,具有独立人格,但是如果公司的独立人格,被用以破坏公共利益,使不法行为正当化,袒护欺诈或犯罪,法律即应将公司视为多数人之组合而已。[4]在司法实践中要处理好公司人格否认与公司人格独立的的关系,就必须慎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决不能喧宾夺主、本末倒置,更不能允许滥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导致对我国法人制度和有限责任这两大公司法基石的动摇和破坏。具体操作中,必须注意考察严格坚持公司人格独立的后果,只有这样将产生严重的不正义后果时,才能考虑适用公司人格否认予以纠正。这意味着在对价不存在畸轻畸重场合,公司人格独立应该得到确认,公司人格否认不是一般原则,而只是一种例外规定。{2}(P99)
  第二,作为衡平性制度,公司人格否认具有模糊性,立法仅为法官指出了一个方向,要他朝着这个方向去进行裁判,至于在这个方向上到底可以走多远,则全凭法官自己去判断,公司人格否认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在具体细节上并不完全一致。修订后的《公司法》虽确认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但规定该项制度的第20条仍然较为原则,实务中不易操作。这并非立法的疏漏,实为不得已而为之。在我国《公司法》修订的过程中,对于是否引进并确认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曾存在着争议和分歧,这种争议和分歧甚至在立法机关最后一次征求意见时也未消除。分歧表现为:一种观点认为,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源于英美法上的判例,难以用成文法来加以表述,建议立法不予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的公司实践中已经存在着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的现象,应当为司法审判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特别是修订后的《公司法》大大降低了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额,并广泛承认了一人公司,作为交易安全的必要保障,也应当确认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立法机关虽然最终采纳了后一种观点,确认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但前一种观点所提出的问题也并非没有道理,对判例法向成文法的转化,在立法技术上确实较难处理。就我国目前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认识程度,如果采用列举方式来规定可以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具体情形,难免挂一漏万,不仅无法穷尽,还可能成为司法审判的桎梏。两相权衡,立法机关只能对此作出原则性规定,从而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预留下了必要的空间。
  正是基于上述两点理由,笔者认为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必须慎重适用。所谓慎重适用,一是主张要少用,凡是依一般民法规定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即不能动辄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以维护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责任有限这两项最基本的现代商法原则。要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准确定位,与公司人格独立原则相比较,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始终是、也只能是有益而必要的补充。在司法实务中少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不仅是法人制度和公司制度并不发达的中国应当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而且即使在发达的英美法国家或大陆法国家,实践中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案例也为数不多,大都是不得已而用之,并非常态。二是主张要有统一适用的标准,《公司法》已为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提供了司法解释的法源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应基于法律规定和慎用原则,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作出严格的司法解释,明确准用情形,明定准用程序。三是主张在新《公司法》实施之初,为积累经验,确保准确适用,可以考虑适当提升适用该项原则的审级,如规定只有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才有权受理此类案件并作出否认公司人格的判决或裁决。笔者充分理解立法的难点当然也是司法解释的难点,但立法机关可以大而化之的问题却是最高审判机关所不能回避的。为规范审判活动,实现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法院理应尽快就此作出可操作的、统一的司法解释,但这需要假以时日,在司法解释出台前,也可以考虑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公布典型案例或作出普遍适用的司法导引等,用以指导各级法院对该项原则的具体适用。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二、准确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我国《公司法》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确认,主要表现在该法第20条第1款和第3款的规定。《公司法》第20条第1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20条第3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上述规定,我认为在诉讼中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应当具备以下实质要件:
  其一,须主体适格。主体适格之一是要有适格的原告。在提起公司人格否认之诉时,原告只能是公司的债权人。除此外,任何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都不得对公司提起法人人格否认之诉,即使上述主体确与公司存在着债权债务关系,也不得对公司及其他股东提起公司人格否认之诉。因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提起的诉讼,以及由股东提起的其他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等,都不能成立公司人格否认之诉。主体适格之二是须有适格的股东被告。在公司人格否认之诉中,被告应为公司及有责股东。易言之,被告仅有公司而无股东不能成立公司人格否认之诉。有责股东原则上应为一人公司的股东、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中的中小股东一般不应成为公司人格否认之诉的被告。据此,法院否认公司人格的既判力、执行力亦应仅及于有责股东,无力影响公司决策的中小股东应当免责,无须与公司一起承担连带责任。这主要是由公司人格否认的制度设计决定的,其目的在于保护与公司无关的债权人。主体适格之三是须公司合法有效成立。在公司未取得法人资格、法人资格被消灭,或独立人格存在其他无效事由时,所产生的债务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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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蔡立东.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衡平性(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2} Robert W. Hamilt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 ,West Publishing Co.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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