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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文化财产争议国际仲裁的法律问题研究
【英文标题】 A Study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f Disputes over Cultural Property
【作者】 郭玉军 高升【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分类】 国际争端的解决【中文关键词】 文化财产;争议解决;国际仲裁
【英文关键词】 cultural property;dispute resolution;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文章编码】 1003—4781(2006)01—0013—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1
【页码】 13
【摘要】

现有的文化财产国际争议解决机制并非总是令人满意。以有关国际公约为基础,建立专门的文化财产国际争议仲裁庭,应是解决文化财产国际争议的另一有益尝试。文化财产国际争议仲裁庭可以充分发挥仲裁解决国际争议的优势,并在借鉴已有的国际争议仲裁机构成功实践的基础之上,通过构建自身的程序规则为文化财产国际争议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英文摘要】

The legal regimes available for resolving international disputes over cultural property are less than satisfying. To establish a specialized international arbitral body,based on relevan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is an effective alternative. Such an international arbitral body will on the one hand,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arbitration plays in resolving disputes,and on the other hand,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practices of existing arbitral tribunals,construct its own procedure rules in an effort to find a solution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both parti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1183    
  
  文化财产国际争议因文化财产特有的财产价值和文化意义而变得复杂化,它的解决不仅涉及争议各方当事人的权属之争,往往还承载着当事人强烈的道德与情感诉求。现有的争议解决方式或者面临无法逾越的法律障碍,或者缺乏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相应的执行机制,或者因缺乏应有的拘束力而总不能让人满意。以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OIT)制定的《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1995年UNIDROIT公约)为基础,建立专门的文化财产国际争议仲裁庭,在仲裁实践中对该公约作出统一的解释和适用,既能加强公约的效力和作用,又可以对公约范围之外的争议作出回应,因此可作为解决文化财产国际争议的另一有益尝试。
  一、文化财产国际争议解决的复杂性与重要性
  文化财产的非法国际流转绝非是一个新现象,也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问题,它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蔓延已成为一个备受世人关注的国际性问题。世界经济的增长,文化财产市场国[1]的巨大需求,文化财产价值的迅速攀升以及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便利和促进了文化财产的非法跨国流转。新世纪之初的迹象表明,围绕文化财产的国际争议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问题的复杂性上都将超过以往。
  从抽象的意义上讲,文化财产是由表述某一特定社会生活方式、思想的事物和传统构成的,是民族文化和世界文明的一大基本要素。它既包括物质性的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事物,也包括非物质性的文化财产,例如口头传说、表演艺术等。各种社会风俗礼仪等。囿于本文研究的范围和目的,除非特别指明,文中所称“文化财产”仅指可移动的物质性文化财产。
  文化财产是各种价值的统一体,除了一般财产具有的经济价值,它的意义还体现在科学、历史、文化、艺术以及美学价值等多个方面。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看,文化财产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或团体(如种族群体)的成就、价值和信仰,在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对其文化财产的保护是出于民族自豪感以及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和文明的需要。所以,因文化财产所产生的国际争议的复杂性也就不难预见了,因为它不仅仅是单纯的财产权利的归属问题,它更多地体现为当事方的一种道德和情感上的诉求。
  长期以来,尽管文化财产非法流转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已为众所公认,但在应对这一问题方面的人力、财力投人以及相关的法律保护却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各国法律的歧异,现有机制的缺陷,尤其是国际合作的匮乏都使这一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在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文化财产盗窃和非法跨国流转行为的努力中,似乎只有文化财产资源国的单方参与和“一厢情愿”,多数市场国则超脱于文化财产国际合作机制之外。
  开展文化财产的国际保护,遏制文化财产的非法流转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国家、个人、有关机构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沟通、理解与合作。我们也看到,文化财产的非法流转问题并没有随着国内措施的完善、双边及多边合作的加强而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尽管在解决文化财产国际争议时有多种机制可供选择,但每种机制自身存在的缺陷却使其有效性受到了限制或削弱。基于这种考虑,本文赞成为文化财产国际争议的解决寻找另一条途径的尝试,即以现有的公约为出发点,建立一个文化财产国际争议仲裁庭,一方面通过仲裁实践统一公约的解释和适用,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对现有机制无法触及的争议作出有效的应对。
  二、文化财产国际争议解决机制的现状及缺陷
  (一)诉讼机制
  实践证明,以诉讼方式解决文化财产国际争议通常面临许多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例如时效问题、证据问题等。此外,为成功提起诉讼并使诉讼维持下去,请求人还需要承担巨大的经济压力,往往仅诉讼费用一项就有可能超越争议文化财产本身的经济价值。
  单就文化财产盗窃和非法出口案件来看,文化财产盗窃案中的主要问题在于争议文化财产的所有权转让以及原始所有人与善意取得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解决涉及善意取得人与原始所有人的争议时,不同的法律体系做法不同。通常是在将所有权赋予善意取得人以保护交易安全性和将所有权赋予原始所有人以保护所有权的完整性之间做出抉择。一般而言,普通法系国家倾向于保护原始所有人,而民法法系国家则倾向于保护善意取得人的利益。在动产转让涉及多个国家法律的情况下,法律的选择通常根据物之所在地法规则来确定,即动产转让发生地所在国的法律起支配作用。各国关于盗窃财产所有权转移规则的不一致从很大程度上便利了文化财产非法贸易的发生。窃贼完全可以通过被盗文化财产的跨国流转将盗窃而来的文化物品转移到确保善意取得人获得有效所有权的民法法系国家,这样就可以将“恶意所有权”转化成“善意所有权”,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文化财产的盗窃行为都理应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但对于文化财产的非法出口,国际社会至今仍未达成完全一致的认识。通常情况下,在文化财产争议国际诉讼中,法院地国法院并无义务遵守和执行他国的公法规范(当然包括出口管制规范)。这正如新西兰检察总长诉奥其兹一案[2]表明的,对外国文化财产国家所有权立法及出口管制法的承认与执行是诉讼中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对文化财产盗窃和非法出口问题严重性的认识,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文化财产资源国的极力声讨,文化财产市场国也有了某些态度上的转变,[3]有些市场国如今似乎也倾向于认同文化财产来源国对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财产施加的一些禁止性或限制性措施,通过相应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为来源国的追索提供便利。但总体上看,承认和执行外国所有权立法和出口管制法的做法还只是少数,或者说是一种例外而不是一种普遍的实践。
  (二)《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约》(1970年UNESCO公约)
  1970年UNESCO公约主要关注和平时期文化财产的保护。面对二战后非法获取文化财产行为的急剧增长,1970年UNESCO公约主要利用出口许可制度以及一套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来防止文化财产的非法进出口。
  在争议解决问题上,根据1970年UNESCO公约第7条的规定,公约成员国应采取适当措施收回并归还文化财产,但对无辜的购买人或对该财产具有合法权利者要给予公平的赔偿。依第13条,该公约规定成员国有义务确保将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尽可能早地返还其合法所有人。成员国有义务受理合法所有者或其代表提出的关于追回丢失的或失窃的文化财产的诉讼。
  但1970年UNESCO公约也存在许多问题。第一,尽管该公约对受保护的文化财产类别进行的详细列举似乎是穷竭似的,但其保护范围仅限于由成员国“明确指定”的文化财产,而未出土的物品在公约框架内则很难受到保护。第二,该公约只允许国家提出返还请求或提起诉讼,以追回失落或失窃的文化财产。尽管公约第13条(3)规定国家应支持和协助个人的权利请求,但公约并未对此建议任何法律框架。国家可能出于某些原因并不会代表个人提出权利请求,其中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出于财政方面的考虑,因为公约要求对善意取得人进行补偿并且支付返还程序中所需的一切费用,补偿标准及其他花费的不确定性都可能成为国家协助个人提出返还请求的障碍。第三,该公约未能促成各国遵循统一的法律体系,它准许每一国家保持自身的进出口规范以及关于被盗文化财产方面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缔约国仍然可以在文化财产保护问题上适用国内法。
  (三)双边协议机制
  国家之间可以通过签订双边协议的方式加强文化财产保护方面的合作以及促进特定种类文化财产的返还。殖民时代结束以来,通过国家间的磋商合作,大量的文化财产已归还其原属国,已取得的成就与双方的善意磋商和友好合作密不可分。但双边协议的适用范围和涵盖的文化财产类别都十分狭窄,有时还会随国家政策、发展战略以及国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总体看效力有限。
  在文化财产双边合作中,美国的文化财产实施法案(Cultural Property Implementation Act 1983,CPIA)值得一提。CPIA是美国实施1970年UNESCO)公约的国内立法。[4]在制定CPIA时,立法者对1970年UNESCO公约的某些部分作了修改,但大部分条款都直接采纳了公约的规定。尽管两者有诸多相同之处,CPIA也有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CPIA允许美国接受外国国家请求,禁止进口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财产。根据CPIA,美国对进口具有考古学和人类学意义的物品施加了一系列的限制,然而,这些限制仅适用于与美国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的国家。第二,CPIA规定了采取进口限制的紧急措施。当出现危急情况时,就不再要求达成双边协议,美国可单方面施加进口限制措施。[5]根据CPIA,任何双边或多边协议或紧急情况下规定的文化财产都不能进口到美国,除非有附随文书证明该物品的出口并未违反出口国的法律。若此类物品是在没有相关文书证明的情况下进口到美国的,将被扣押或没收。[6]尽管这是美国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这种只是在一国作出请求或在特别紧急情况下才施加的进口限制的保护作用是有限的。另外,除非存在紧急情况,它只适用于与美国有双边或多边协议的国家。而且,CPIA也未提供给私人诉权,个人所有者必须求助于其他救济渠道。
  (四)1995年UNIDROIT公约
  1. 1995年UNIDROIT公约的主要内容
  由于许多文化财产进口国大都不愿意批准1970年UNESCO公约,UNESCO便求助于国际统一私法学会(UNIDROIT),起草一个文化财产来源国和进口国都能接受的新的国际公约。1995年UNIDROIT公约的实体内容即是以1970年UNESCO公约第7条为出发点来订立的,即该公约主要应对两种情况:文化财产的盗窃和非法出口。北大法宝
  (1)就被盗文化财产的返还来说,公约第3条界定了被盗文化财产的范围。根据该条,只要符合发掘发生地国家的法律,凡非法发掘或者合法发掘但非法持有的文物,应当视为被盗文化财产。
  1995年UNIDROIT公约的核心规定在第3条(1)中,根据该条,即便是被盗财产的善意取得者也必须归还该物品。为获得补偿,目前占有人要证明在获得该物品时已尽审慎义务。然而,证明这一点仅能使目前占有人获得补偿,被盗文化财产仍旧要返还真正的所有人。
  (2)在非法出口文化财产的返还方面,1995年UNIDROIT公约允许私人提起要求返还被盗文化财产的诉讼,而第3章规定的追还非法出口物品的程序却包括了更多的公法机制,因为非法出口文物的返还请求是在国家的层面上作出的,即一缔约国诉求于另一缔约国的法院或者其他主管机关。然而,公约并非要求无条件地承认他国的出口管制法,而是设定了一定的限制性要求。[7]
  2. 1995年UNIDROIT公约与1970年UNESCO公约之比较
  (1) 1995年UNIDROIT公约对文化财产的界定基本上与1970年UNESCO公约相同,但并不要求受保护物品必须由成员国“明确指定”,从而将更多的物品列入保护范围。
  (2)与1970年UNESCO公约集中关注政府行为不同,UNIDROIT公约为私人当事方创设了私人诉权。公约第3条和第4条使用了“请求者”、“请求人”的表述,而不再仅仅局限于1970年UNESCO公约要求的“缔约国”。因此,任何个人都可以根据公约提出权利请求。
  (3)在善意取得人的求偿权问题上,两个公约也有所不同。1970年UNESCO公约在第7条(2)中仅规定了对善意取得人给予公平补偿,对何谓“善意”取得未给出任何可供参考的标准。相比较而言,1995年UNIDROIT公约则列举了证明善意取得人在购买时已尽审慎义务所必须满足的标准。
  (4) UNIDROIT公约规定了法定时效[8]和仲裁条款,[9]而这是1970年UNESCO公约所没有规定的。UNIDROIT公约规定的法定时效可以确保被盗文化财产的原始所有人及时提出权利请求,而仲裁条款则为争议的解决提供了一种较少对抗性的替代方法。
  3. 1995年UNIDROIT公约的主要缺陷
  (1)从总体上来看,1995年UNIDROIT公约为被盗文化财产的追还提供了较好的救济途径,这是因为该公约几乎适用于一切被盗文化财产,而且规定了私人诉权,同时对善意取得人必须满足的审慎义务规定得更为具体。但另一方面,公约对文化财产范围的广泛界定使得一些文化财产市场巨大的国家(例如英国)拒绝签署。尽管比起1970年UNESCO公约,1995年UNIDROIT公约的补偿条款是一种改进,但一些保护善意取得人的国家仍旧会将此作为借口,拒绝加入公约。
  (2) 1995年UNIDROIT公约建议了一种统一适用的法定时效。通过给被盗文物的真正所有人提起有效的权利请求设定明确的时间限制,UNIDROIT公约实际上可能会“鼓励欺骗性隐藏”。{1}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财产的价值将会逐渐攀升,所以在规定的时效期间内将被盗物藏匿起来,对窃贼来说并无不利。这样,窃贼在期间届满后再将被盗物出手,反而会从物品的升值中获得更丰厚的利润。
  (3) 1995年UNIDROIT公约的适用范围也有限,因为它并无溯及力,仅适用于公约生效后被盗的文化财产。因此,对于公约生效前被盗或非法出口的数以百万计的文化财产则无法提供救济。换言之,1995年UNIDROIT公约不能改变在其被批准前发生的交易的非法性。
  三、文化财产国际仲裁的提出及优势
  (一)仲裁解决文化财产国际争议的提出
  在1983年5月召开的UNESCO政府间委员会[10]第3届会议的讨论中,就曾提出以仲裁作为解决文化财产争议的方式。会议主席沙拉·斯德蒂(Salah Stetie)在发言中强调,根据该委员会的程序,仅当国家之间的磋商失败时,委员会才会介入。在第2届会议上曾作出过决定,在委员会收到请求国的返还请求后即转达被请求国,后者在一年的期限内对返还请求作出回应。如果在一年期限届满时,委员会认为被请求国的立场并无合理的根据,委员会就可以进行斡旋,或许可以通过仲裁达成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对委员会主席的发言,其中几个国家的代表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双边磋商的争议解决方式应受到绝对的尊重。一位代表声明,让他所代表的国家接受委员会的“仲裁”是不可能的,委员会扮演的只是一个调解者的角色,“仲裁将会导致支持某一特定国家的立场。”所以,委员会不应以仲裁方式作出决定,而应当致力于分析双边磋商失利的原因。委员会主席沙拉·斯德蒂即刻回应道,他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仲裁”一词的。委员会只能将迫切需要并且愿意进行善意磋商的有关各方召集在一起寻求解决方案,其方式是“调解和道德压力相结合。”{2}
  在通过1995年UNIDOIT公约的外交大会上,第8条的仲裁条款相比较其他条款争议不大。{3}(P72)美国代表认为有必要规定第8条(2),借助仲裁可以加快问题的解决。有代表认为,如果争议双方都是国家的话,就应当选择国际公法领域采用的仲裁,包括专门仲裁和机构仲裁。{4}(P230)而有的代表则认为,“仲裁”应理解为私法意义上的仲裁。著名的文化财产法专家皮埃尔·拉里夫(Pierre Lalive)教授认为,根据第8条(2)的情况,如果争议双方当事人均为国家,就可以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将争议提交公法性质的仲裁机构。他指出,应区分两种情况,根据公约第2章,请求人一般会是个人,所以任何国际公法上的管辖权尤其是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应予排除。但在公约第3章规定的情况下,由于当事方只能是国家,所以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提交国际仲裁。{4}(P230—231) 1995年UNIDOIT公约的报告人在其报告中指出,“应当准许并且鼓励以仲裁方式解决文化财产返还争议。仲裁具有保密性、中立性以及迅捷性的特点,仲裁可以选任专家作为仲裁员,对争议解决进行专业化指导。仲裁裁决也较容易执行,当事人也乐意遵守由自己选择的仲裁庭作出的决定。”{5}(P544)
  从最初讨论仲裁是否可以应用于文化财产国际争议解决实践到1995年UNIDOIT公约最终规定了仲裁条款,仲裁在文化财产国际争议解决中的作用得到了肯定。1995年UNIDOIT公约引入仲裁条款是十分恰当的,作为一种文明的争议解决方式,仲裁体现着公平和善意的理念。与其他非诉讼争议解决方法相比,除了终局确定性外,仲裁还为在争议解决中利用其他方式留有一定的空间,莫肯教授指出,仲裁的一个优点就在于,经双方同意,包括调解在内的各种各样的争议解决方法和技巧都可以得到运用。{6}例如,在仲裁进程中随着事实的明朗化以及双方态度立场的转变,当事人就可以转而通过善意磋商或达成和解的方式解决争议,这也是仲裁的优势体现。
  (二)仲裁解决文化财产国际争议的优势
  以仲裁方式解决文化财产国际争议,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仲裁在争议解决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文化财产仲裁机构和仲裁员可以独立行使职权,站在中立者的立场上对涉及国家主权、国内文化政策及文化财产法律制度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从而较少地受国内及国际政策变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以仲裁方式解决文化财产国际争议有三大优点:仲裁的非官方性质可以确保争议解决的中立性;仲裁员的选任可以保证仲裁庭的专业性;仲裁程序规则有助于提升仲裁的速度与效益,减少整体费用及开支。{7}Prott和O' Keefe教授也对仲裁倍加推崇,认为,“在涉及国家的许多问题上,仲裁都是一种十分有用的争议解决机制。尽管仲裁也有缺陷,但从总体上看运作良好。仲裁尤其适合解决含有国际因素的问题。”{8} (P196)
  具体而言,仲裁在解决文化财产国际争议中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仲裁讲究效率和效益,能够避免繁琐的程序,及时解决争议。仲裁并非单纯地集中关注于严格的法律规则和解释,它在很多时候更注重公正和常识性的东西。因此,参与仲裁的各方当事人不必受程序、证据、救济等方面的严格的规则限制,能够更好地把握和控制对成功解决争议至关重要的事项。
  其次,双方当事人可以挑选艺术界或文化财产法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仲裁员,这一点对文化财产的争议解决尤为重要。大多数的法官都不是艺术界的专家,但仲裁员的选任是根据其拥有的专业知识而定的,他们对艺术界的需求、道德规范、运作方式有深刻的理解,也能够更好地理解利益相互冲突的争议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诉求。通过裁决文化财产争议案件,仲裁员会及时根据情况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在裁决过程中逐步增加对文化财产相关法律的熟悉程度。
  再次,之所以说仲裁是解决文化财产国际争议的优势方法,还因为文化财产的内涵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这一点可以从国内国际法律框架内关于文化财产定义的演变中看出来。而另一方面,法律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因素却往往反应迟缓。较之诉讼解决,仲裁则能够避开法律的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矛盾,及时应对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以更好地解决涉及文化财产的争议事项。
  最后,仲裁机构还可以就公约规范框架外的因文化财产掠夺、盗窃和非法进出口行为引发的国际争议进行裁决,从而为争议各方提供目前国际公约所不能提供的救济。
  四、文化财产国际仲裁的具体建议
  (一)以1995年UNIDOIT公约为基础建立文化财产国际争议仲裁庭
  为解决因特定事项产生的国际争议,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许多专门性的仲裁机构,例如解决国际投资争议、海事海商争议、知识产权争议以及体育争议的仲裁机构等,这些机构能够为争议当事方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和指导,满足各方的特殊利益需求。借鉴上述专业机构的成功实践和经验,建立专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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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Jennifer N. Lehman,The Continued Struggle with Stolen Cultural Property: The Hague Convention,the UNESCO Convention,and the UNIDROIT Draft Convention,14 Ariz. J. Int’1 g. Comp. I.527,546(1997).

{2}UNESCO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Third Session,UNESCO Doc. CI.T—83/CONF. 216/8. See Folarin Shyllon,The Recovery of Cultural Objects by African States through the UNESCO and UNIDROIT Conventions and the Role of Arbitration,5 Uniform Law Review,219—241 (2000).

{3}L. V. Prott,Commentary on the UNIDROIT Convention on Stolen or Illegally Exported Cultural Objects1995,Institute of Art and Law,Leicester,1997.

{4}Act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Diplomatic Conference for the Adoption of the Draft UNIDROIT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Return of Stolen or Illegally Exported Cultural Objects,Rome,7—24 June 1995.

{5}Marina Schneider,UNIDROIT Convention on Stolen or Illegally Exported Cultural Objects: Explanatory Re port,3 Unif. I.Rev. 476,478 (2001).

{6}R. H. Mnookin,“Creating Value Through Process Design”,1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125(1994).

{7}E. Sidorsky,The 1995 UNIDROIT Convention on Stolen or Illegally Exported Cultural Objects: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19,32—33(1996).

{8}Lyndel V. Prott &. P. J. OKeefe,3 Law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Movement,Butterworths,1989.

{9}Evangelos 1. Gegas,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the Resolu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Disputes: Navigating the Stormy Waters Surrounding Cultural Property,13 Ohio St. J. on Disp. Resol. 129,158(1997).

{10}宋连斌:理念走向规则:仲裁法修订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中国国际私法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下卷).4100

{11}Sorton Jones,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8 Hastings Int'1 & Comp. L. Rev. 213,213—215 (1985).

{12}Garro,The Recovery of Stolen Art Objects from Bona Fide Purchasers,in International Sale of Works of Art,l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Works of Art,1985.

{13}Thomas W. Pecoraro,Choice of Law in Litigation to Recover National Cultural Property: Efforts at Harmo niza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31 Va. J. Ind L. 1,45 (1990).

{14}Roger W. Mastalir,A Proposal for Protecting the “Cultural” and “Property” Aspects of Cultural Proper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16 Fordham Int’L L. J. 1033,1083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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