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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论刑法解释主体的资格与本体
【英文标题】 On Qualification & Thing-in-itself of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作者】 顾乐【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刑法解释主体;法律解释权力;本体;历史性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8)04—0097—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4
【页码】 97
【摘要】

作为认知方式的解释,须以主客体认识结构为其存在基础,因而解释主体不仅彰显出解释的认识论内涵,亦奠定了解释的本体论基础,而对于解释主体其本体的探讨,则构成解释学在本-体论视域的展开。在我国法解释学和刑法解释理论中,关于法解释主体则是以探讨法解释主体资格为理论核心,以有权解释主体之外延为论争焦点。然而,法解释权力对于历史条件的依赖决定了解释主体的历史的存在不仅是解释的开端和基础,也是法解释权力归属的依据。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3300    
  一、刑法解释主体的资格
  (一)理论略述
  中国法解释理论关于法解释主体资格的探讨系以有权解释的主体资格为核心,而关于刑法有权解释的主体资格,理论界主要是围绕三个基本概念,对刑法有权解释主体之外延作论争。
  首先,法定主体,即以中国现行法律解释体制为根据,诠释刑法有权解释主体之外延。根据张志铭先生的研究,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的基本框架,是由1982年《宪法》,1983年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所确立。[1]应该说,这是对于中国法律解释体制的传统界定,据此刑法解释的法定主体即应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其次,实然主体,即以解释实践为背景,界定刑法解释有权解释主体之外延。应予承认,理论界对此尚存不同理解,例如有学者指出,事实上的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其范围极为广泛,国家行政机关、党的中央机关、省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以及群众性社团组织;[2]而亦有学者认为,法官亦属刑法解释的实然主体。[3]
  最后,应然主体,即以合理性为基点,探讨刑法有权解释主体之外延。应该说,框定有权解释的应然主体,是对法定主体、实然主体的理论超越,更是探讨有权解释其主体外延的理论旨趣。然而对此理论界众说纷纭。其一,单一指称。一则有学者认为,解释说明犯罪和刑罚规定的职权应由最高立法机关行使。[4]再则有学者认为,刑法解释的应然主体只能是法官个人。[5]第三,有学者认为,解释刑法条文系属法院的任务。[6]其二,二元指称。一则有学者指出,规范性法律解释其主体应是最高人民法院,而个案的法律解释其主体则应是法官;[7]再则有学者认为,刑法有效解释的主体应为法院和法官。[8]其三,三元指称。一则有学者认为,我国应建构以立法解释为主导、法官适用解释为主体、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补充的刑法解释体制;[9]再则有学者提出,应确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刑法立法解释权的核心地位,确立各级法院和法官的刑法司法解释权。[10]
  (二)理论评析
  探讨法解释的主体资格,界定有权解释主体之外延,其命题核心即在于法律解释权力的归属。应该说,法律适用中法律解释之独断性决定了,法律解释主体必须区别权力与权利,然而中国法律解释权力其魅力却并不仅在于使法律解释获得拘束力,应该说经过中国法律解释权力加冕的“有权解释”,即得以成为有效的法律渊源,而依赖于这一权力,规则执行者即得以从被动执行规则转变为主动创制规则。然而不可否认,当规则执行者成为规则制定者,这一事实本身亦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性。再则,应予以承认抽象的国家权力只有转换成为具体的国家机关职权,才会获得实际意义,而所谓职权,简言之即为职责范围内的权力。“据此,职责应是职权的依据,恰是基于履行特定职责的需要而行使相应的职权;而职责亦应是职权的归宿,享有特定的职权即意味着必须承担相应的职责。然而不可否认,我们的理论鲜有以职责为起点探讨有权解释的应然主体,法律解释权被抽象化,亦被绝对化,然而职责是职权的展示平台,背离了职责,职权则可能被异化,或者失去现实意义。因此,无论是主张法官是有权解释的应然主体,抑或是批评最高检察机关拥有法律解释权力,如果理论的视角仅仅局限于职权,那么即便可以洞悉职权的诱惑性,也必然忽略职责的风险性。可以说,当法官被“剥夺”了在法律适用中解释法律的职权,也就意味着“豁免”了法官对其所作出的法律适用结论之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予以说明的职责。如果主张法官应当承担法律解释职责,那么其论证则不可忽视法官承担这一职责之可能性、必要性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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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刑法解释权归属的合理性依据
  张志铭先生曾指出,把法律解释单列为一种权力,并在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进行分配,构成了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12]然而,对于中国法律解释权力的独立性授权,理论界也不无批评。应该说,我国法解释理论恰是以法律解释权之派生性,作为法官解释权其当然性与应然性的理论根据,因此对于法律解释权其独立性提出商榷,也就在所难免。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对于独立授权之合理性的商榷,其所质疑的已然不仅是《宪法》,亦包括《宪法》所依赖的基础,因而这一命题本身所具有的深刻性和超越性即决定了这种商榷必须要承受更沉重的理论和现实的压力,而建构于这一商榷基础上的法官解释权力的应然性问题,也必然遭遇巨大的制度障碍。因此,如果说我们的理论为法官争取其应然的法律解释权曾不懈努力却至今未果,我们需要作一次反思,那么笔者以为,这里需要反思的或许并非是法律解释权独立性抑或派生性其本身是否合理,而是这一派生性与法官解释权其应然性之间的必然联系。
  笔者以为,刑法解释权力归属之合理性应在于:首先,刑法解释职责设定的妥当性,即特定刑法解释主体具备承担该刑法解释职责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基于此,一则须进行“可能性”评价。例如,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根本不可能承担经常性的法律解释任务,[13]那么若将刑法解释职责仅限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即有欠妥当。再则,须作以“必要性”评价。例如《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予起诉: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据此,检察院不仅“决定”侦查的有效性,也“决定”审判的可能性,而这—“决定”其实质即为适用刑法的结论。那么,根据刑事法治的基本理念,基于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决定性意义,检察机关应当对其刑法适用结论之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作出说明,即刑法适用主体应负有刑法适用的正当性证明职责。其次,体现刑事法制的统一。在法律适用中法律解释应遵循独断原则,其旨趣即在于维护法制统一,因而有学者指出,立足法制统一的要求,刑法不该由三个主体解释,而应由一个主体解释,刑法应当由法官解释。[14]然而根据这一观点,有权解释主体实现了一元化,但解释主体却并未从三个缩减为一个,而是扩展到无数个,那么这无数个解释主体是否更符合法制统一的要求,似乎也不无商榷的余地。应该说,法解释所追求的法制统一具有微观和宏观两种表现:一则在法律具体适用中法律规则的认同性;再则在法律其空间效力范围内法律规则的一致性。而在我国法解释理论中,关于法官解释权力应然性和法官解释有效性的探讨,即着眼于法制统一的微观层面。诚然,法制的微观统一是司法公正的前提,是法治的实现形式,然而国家法制的宏观统一,则应是建构法律秩序的基础,是法治的基石。
  二、刑法解释主体的本体
  传统解释学的现代继承人贝蒂曾指出,解释过程包括三个基本要素:解释者、对象化有意义形式中的精神、作为解释对象的有意义形式。[15]然而在传统解释学中,解释者虽置身于解释过程中,却又被排斥在解释之外,应该说传统解释学的心理学思路决定了,为了再现作品背后隐藏着的那个作者的主观世界,解释者必须放弃精神上原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过渡到让作者的精神完全占领解释者。[16]因此,这里的解释者并不曾具有独立的完整思想,他既不曾决定自在,也无法影响周在。而根据施莱尔马赫的观点,“在解释问题上,根本的问题是要善于避免解释者本人的观点的干扰,以便把握文本作者的观点。”[17]这更表明,传统解释学将解释者放进了主客体结构中,却又最终否定了解释主体的存在。因而,当我们为法解释学确定了理论基调——法律诠释学从总的追求来看,仍属于方法论的层面,它关心的是如何实现理解,法律诠释学与传统诠释学有相似之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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