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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论德国家庭法上的家务劳动及其启示
【英文标题】 On House Work in Germen Family Law & Its Enlightenment
【作者】 何群【作者单位】 广州大学法学院
【分类】 外国法制史
【中文关键词】 德国家庭法;公平原则;家务劳动的职业性;家务劳动职业性的启示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8)04—0134—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4
【页码】 134
【摘要】

德国家庭法依据公平原则,在婚姻的一般效力上将家务劳动与职业生活居于同一层面,并明确规定在婚姻家庭生活范围内家务劳动是一种职业。家务劳动的职业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典型的表现是在与税法的配套实施上。在婚姻关系解除后,家务劳动的职业性的继续延伸,德国家庭法上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德国家庭法关于家务劳动的职业性规定,表达的是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对完善我国婚姻法或家庭法极具借鉴意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3302    
  由于长期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局面,似乎家务劳动成了女性的天职,与女性不可分离。这一所谓女性份内事,从历史到至今在世俗的人们看来它是一种私人性、无偿性的劳动,无所谓价值可言。而在当代社会日渐重视人权、追求事实上平等的情形下,一些国家从法律上或多或少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我国也不例外。但综观我国现行婚姻法的规定,在离婚后如何公平地体现家务劳动的价值存在不足,德国家庭法的有关规定对我们有所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家务劳动在家庭法或婚姻法上究竟如何定位?在我国理论上少有论及,同时与此相关的应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的观点在理论界已达成共识。[1]另外,我国婚姻法对家务劳动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离婚分割财产时含有对家务劳动价值的承认。如对夫妻共同财产一般平均分割,隐含着保护无社会职业、承担主要家务劳动的一方的利益;如采用分别财产制,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再如对离婚后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等。实际婚姻生活中,配偶一方全部或主要从事家务劳动,而将时间、精力、教育或充分就业、投资的机会让予配偶对方,后者由此获得的有形或无形收益,如充分就业升迁的机会、可期待的知识产权收益、获取高收入的各种证书等,是与从事家务劳动的配偶一方丧失这些收益或机会为代价。因而,家务劳动的价值岂止是离婚时婚姻财产部分,也不能在采用分别财产制时以补偿的方式了结。并且离婚时经济帮助属于道德义务,只解决当事人的暂时性困难,又缺乏强制有效的法律保障。可见,我国婚姻法这种侧重于婚姻关系解除时,通过对婚姻财产分割、补偿或经济帮助,来体现家务劳动价值的规定,不是对家务劳动在法律上应有的定位。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在大多数国家,妇女无论是否就业,都承担着家务劳动,尤其是要承担照料子女及其他家人的主要责任。而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应得收入,除非一个国家的法律有具体规定,或者具有现代平等意识的家庭,事实上能给予家务劳动相应的尊重与体现外,在家庭生活中的家务劳动一般被认为是无价值、无收入的。由此可见,以立法的形式定位家庭生活中的家务劳动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而德国家庭法对家务劳动的规定,则完成了家务劳动在法律上最终应有的定位,对完善我国家庭法极具借鉴作用。
  二、德国家庭法上的家务劳动是一种职业
  德国民法典中的家庭法经历了多次修改,特别是二战以后,男性从战场中回归社会,女性将社会职业让位于男性,重新回归家庭。家务劳动在家庭生活中是如何定位的呢?德国在1957年颁布了《关于在民法领域男女享有平等权利的法律》(简称《平等权利法》),将家庭主妇式的婚姻模式看成法定形式(但这一模式是可以更改的),家庭法上的家务劳动被定位为一种职业,且保留至今。德国家庭法对家务劳动的规定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是一般规定。其体现在德国民法典第四编家庭法第五节婚姻的一般效力的规定上。即该法第1360条规定:“婚姻双方相互之间负有义务,以其劳务或财产为家庭提供适当的生活费。如果婚姻一方承担家务,则其以劳务为家庭提供生活费义务,在通常情况下即通过从事家务而得到履行。”这里的“以其劳务为家庭提供生活费义务,在通常情况下即通过从事家务而得到履行”的规定,实际上是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家务劳动是一种职业。同时,该法第1356条将家务与就业放在同一层面上作出规定,表明在婚姻家庭生活范围内,家务就是就业,从事家务劳动与从事家务劳动以外的社会职业本质上具有等同意义,只不过是配偶双方协商一致分工不同而已。因而该条继而规定:婚姻双方均有权就业,在选择和从事就业时,必须对对方和家庭的利益予以应有的考虑,婚姻双方相互协商规定家务事宜,如果家务由一方承担,则由其负责主持家务。同时考虑到特殊需要的情况,该法在1360a条,明确了非从事家务劳动一方,为家庭提供的生活费,包括所有为偿付家庭开支,满足婚姻双方个人需求,满足共同的、享有生活费权利的子女的生活需求,根据婚姻双方的情况必须支出的费用,以及当婚姻一方无力承担一项涉及个人事务的法律诉讼在合理的范围内的费用。[2]上述规定从总体上肯定了家务劳动的职业性及其价值,从而改变了家务劳动是一种与性别相联系的私人性、无偿性的劳动,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及婚姻关系解除后,从事或主要从事家务劳动这一职业的一方当事人的生活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其二是具体规定。德国不仅在家庭法上有规定,在其他配套实施的相关法律上也有规定。法小宝
  第一,婚姻关系解除后家务劳动职业性的具体表现。德国家庭法上家务劳动是一种职业的规定,突出表现在婚姻关系解除后一方享有的生活费权利。诚然,离婚后造成经济地位居于弱势,依法享有生活费权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从事或主要从事家务劳动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为了充分全面地体现家务劳动是一种职业,德国家庭法尽可能地作出了最全面的规定。即如果婚姻一方在离婚后不能自己负担其生活费,则该方可以依照下列规定,向婚姻另一方提出生活费请求权(第1569条)。(1)因照管子女而要求生活费,即离异的婚姻一方因照料或教育子女,而不可能期待其就业及在此种情形持续期间,可向他方要求生活费(1570条)。(2)照管子女的期间视同婚姻持续期间(1573条第5款,1578条第1款,1577条第4款,1582条第1款,第1586a条第1款)。(3)因年老而要求生活费,即离异的婚姻一方因年老而不可能期待其就业,可向他方要求生活费(1571条)。(4)获得适当就业前的生活费,即离婚后一方无法获得就业的情形及这种情形持续期间,可向他方要求生活费,及离婚后一方虽能从一项适当就业中获得收入,但该收入不足以负担全部生活费,可要求此种收入与全部生活费之间的差额(1570条)。所谓适当就业,是指与离异的婚姻一方的教育程度、能力、生理年龄和健康状况以及婚姻持续期间的生活状况相适应的就业。同时对婚姻持续期间的生活状况,应当考虑婚姻的持续期间和对共同子女的照料或教育的期间(第1574条第2款)。(5)培训、进修或转职教育所需要的费用,即离异的婚姻一方如果出于对婚姻的期待或在婚姻持续期间,未接受或中止了学校教育或职业教育,则在其为获得能够持续保证其生活费的适当就业,并且可以期待培训能够成功结业,而尽快接受前述教育或一项相应培训的情形,可向他方要求费用。该请求权存在期间最长只到一项此种培训的一般的结业时间,在此应对婚姻所导致的教育上的延误予以考虑。此外,法律还规定,给付生活费义务人即使再结婚,与重新结婚的婚姻另一方在婚姻财产共有制下共同生活,则由共有财产为原配偶提供生活费,以及一定条件下,为其购买适当的疾病保险的费用、购买适当的养老保险的费用、购买丧失就职或就业能力保险的费用属于生活需要。[3]德国家庭法的上述规定,是家务劳动职业性价值在婚姻关系解除后的延伸,也就是说,婚姻关系的结束,但因该婚姻所带来的家务劳动并没有结束(如在婚姻关系解除后,照管共同子女的一方照管子女的家务劳动仍在继续,因而就有照管子女的期间,视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规定),以及因全部或过多的承担家务劳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没有结束(如因家务劳动导致一方求学、进修、培训或转职教育不能或不充分,离异后无法维持生活需要或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或者因年老而无法求学、进修、培训或转职教育,也不可期待就业,因而就有因年老、适当就业、培训、进修或转职教育而要求生活费的规定)。这种家务劳动的职业性价值,与婚姻财产无关,是该种劳动应有的价值,其积极意义与先进性自不待言,为保障离异后从事或过多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生活基本需要,提供了最充分有效的法律依据。
  第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家务劳动职业性的具体表现。这方面突出体现在个人所得税法与家庭法的配套实施上,即根据2005年10月1日《德国个人所得税法》第10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婚姻生活的实际开销,收入高的配偶每年可将其收入中的13805欧元转让给收入低的配偶,这13805欧元将从收入中减去,而不必缴纳所得税。可见,税法上的规定,事实上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家务劳动职业性价值的及时承兑。因为婚姻家庭关系既是一个生活单位,也是一个经济集合体,由于单纯从事或主要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配偶将时间、精力或者职业教育的投入让渡于配偶他方,配偶他方在家庭生活之外从事职业所得的经济收入,其最基本和直接的成本,应将家务劳动在成本核算中扣除。这种规定,一方面鼓励收入高的配偶向低收入配偶承兑家务劳动价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13805欧元是从事或主要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配偶在婚姻生活中家务劳动职业性价值的职业收入,而非补偿。
  三、德国家庭法上家务劳动职业性定位体现的法律理念
  诚然,笔者历来主张从法律意义上界定婚姻是一种身份契约,契约的实质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在婚姻家庭生活范围内,家务劳动与其他的社会职业同样重要,在特定的婚姻契约中这两种劳动究竟如何分工?当事人完全可以意思自治。其前提是这两种劳动应当具有等值的现实与期待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应体现在婚姻关系结束后,否则,这种身份契约不可能缔结。因为这对从事或主要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是不公正的。即使立法上肯定了该种身份契约,但由于久远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与习俗,家务劳动的无值性与性别性的客观存在,缔结该种契约与履行该种契约存在极大差异。法律的作用在于以公平为尺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承认在各种力量的自由游戏中产生的结果,或者它是否必须进行干预,以对这种结果进行校正”[4]。其目的是保护契约关系中弱者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体现私法自治。因为私法自治的本质内涵是在法律许可的框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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