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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论美国死刑程序中的有效律师帮助问题
【英文标题】 On the Effective Lawyers'Help in American Death Penalty Procedure
【作者】 张栋【作者单位】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美国;死刑程序;有效律师帮助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8)04—0149—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4
【页码】 149
【摘要】

时至今日,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的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仍然是死刑案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不仅是由于死刑案件既有定罪程序,又有量刑程序,还涉及赦免等多方面问题的特殊复杂性,且由于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被认为是居于面对死刑的被告人的所有权利的核心。以我国死刑案件中的法律援助制度为例,既没有明确对律师资质的要求,又缺乏对其职业行为的明晰的衡量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律师的不尽职行为在我国并没有成为一个有效的申诉事由,而要提高死刑案件的质量和可靠性,就必须切实解决这一问题。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3305    
  
  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的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可以说是美国死刑案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在1986年基梅尔曼诉莫里森(Kimmelman v.Morriso)案中所言:“没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公正审判本身将成为无源之水……因为只有借重于律师的登助,被告人才能保障他的其他权利”。[1]事实上,在美国,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分为两个部分:_一是有没有律师代理被告人的案件;二是代理被告人案件的律师是否提供了“有效的帮助”。相比较而言,后一部分更为复杂。联邦最高法院在1932年的鲍威尔案中就曾批评该案中律师“形式上的出庭”,缺乏“热情和积极性”。[2]十年后,最高法院在格拉瑟诉美国案中撤销了上诉法院的一个裁决,该裁决驳回了被告人因法庭为他指派的律师存在利益冲突而提出的抗辩。由此,事实上承认了律师帮助权包含某些“有效”的要求。以下针对这一问题作一简要述评。
  一、斯特里克兰标准的确立
  涉及有效律师帮助问题,就不能不谈及一个重要的案例:斯特里克兰诉华盛顿(Strickland v.Washington)案[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此案中确立了有效律师帮助的基本宪法标准,[4]这一标准包括两个方面:(1)律师的表现必须低于人们对“合理的胜任律师”的预期,即律师的不当表现已严重到了不能被认为是在履行一个律师职责的程度;(2)由于律师的不当行为对被告人事实上造成了损害,影响到了审判结果。[5]这两个方面必须同时满足,方可构成无效律师帮助。
  按照斯特里克兰标准,如果一位死刑被告人的代理律师在代理此案中有过失,即使该过失从职业的角度看是绝不应当犯下的,但如果该被告无法证明他由于律师的过失而实际上受到了损害的话,对他的定罪或量刑就不会因为“无效律师帮助”的原因而被撤销或重审。
  1976年9月,戴维·利奥瑞·华盛顿在一个为期10天的系列犯罪中犯下了三桩残酷的凶杀罪行。9月20日,华盛顿与一名同伙一起将一位牧师刺死。9月23日,华盛顿独自破门而入闯进了一所住宅,并射击和刺伤了4位老年妇女,其中一位当场死亡,而另外三位在昏迷状态下受尽煎熬一年多,才慢慢因伤去世。9月29日,华盛顿和他的两名同伙绑架了一名20岁的大学生,由于没能从人质的亲属那里得到赎金,华盛顿将人质刺死。[6]
  在得知他在绑架案中的同伙已被警察逮捕后,华盛顿投案自首并对绑架罪供认不讳。警方在获取了华盛顿的口供后,佛罗里达州指派了威廉?滕基(William Tunkey)作他的辩护律师。华盛顿没有听从滕基的建议,供认了其他两起凶杀案,放弃了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对所有指控作了有罪答辩,并且放弃了陪审团量刑的权利。
  在答辩听审中,华盛顿坦言愿意对这些犯罪承担所有的责任。法官富勒(Fuller)对他的这一表现表示了敬意。受到法官对华盛顿明显的尊敬态度的鼓励,滕基承认了华盛顿在答辩听审中的证言,并在量刑听审中主张:“鉴于华盛顿有明显的悔意以及他愿意面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希望法庭酌情不予判处死刑而代之以终身监禁。”富勒法官没有被滕基的主张所打动,认为“本案的加重情节‘明显地远过于’减轻情节”,[7]对华盛顿的三个一级谋杀罪都判处了死刑。
  4年后,联邦第5巡回法院复审此案。这一次,华盛顿的新律师提交了14份华盛顿的朋友和亲属的书面证词,如果当时这些人在初审时被法庭传唤的话,这些证词本应在量刑程序中被作为减轻情节证据出示。律师还提供了两名精神病专家作出的书面证词,证明“由于他无法找到工作以供养妻子和孩子的经济上的窘迫,”使他处于长期的抑郁和沮丧之中。并指责初审时的代理律师滕基未能仔细调查案件并在量刑听审中出示华盛顿的减轻证据。在此前的人身保护令申请的听审中,滕基律师曾向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证实,在华盛顿供认了其它两项罪行后,他“感到无望,相信华盛顿几乎没有机会逃脱死刑。”[8]
  滕基律师的策略是劝说富勒法官基于“华盛顿在作认罪答辩时的诚恳和坦白”饶他一命。很明显,滕基把赌注压在富勒法官“承认他对勇于承担责任的人的尊敬”上,然而,他却几乎没做任何努力去获取华盛顿的精神压力的证据以及作为减轻情节的品行证据。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联邦第五巡回法院的合议庭认为地区法院没有对无效律师帮助作适当的分析。在满席再听审中,巡回法院的全体法官认为,如果人身保护令的申请者证明了他的律师的“无效”导致他的辩护“事实上和实质性地处于不利地位”,那么他就应当得到保护令的救济。[9]因此,裁定将华盛顿的案件发回,重新进行量刑听审。
  佛罗里达州方面提起了上诉,在1984年5月14日,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联邦第五巡回法院的裁决,认为“法院必须承认,律师应当被强烈地假定已经提供了充分的帮助,并且其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是基于合理的职业判断作出的。”[10]。
  如果单独地看斯特里克兰标准,可能会在理解上产生一些歧义,事实上,联邦最高法院在作出斯特里克兰裁决的同一天,对另一起非死刑案件的无效律师帮助问题也作出了裁决——美国诉克罗里克案,[11]如果把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来看,法院的立场就相对比较清晰了。
  克罗里克涉嫌一起非常复杂的邮件诈骗案,在此案中,他的指定律师是一个生手,他事实上是一个房地产律师,从来没有代理过陪审团审判的刑事案件,而且他的准备非常仓促,只有25天的准备时间,而控方为此案已准备了超过四年半的时间。克罗里克在定罪后提起了上诉,联邦第10巡回法院根据其代理律师的这一情况认为构成了无效的律师帮助。[12]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裁决,将此案发回重审,并认为“上诉法院所使用的标准对证明该律师在与控方的对抗中未能履行职责并没有任何立得住脚的意义”。[13]
  将克罗里克和斯特里克兰案放在一起,我们可以了解到,斯特里克兰标准不能被作为一个专业标准,即只有特别代理死刑案件的律师才是适格的;也不能作为一个资历标准,即只有经验丰富的刑辩律师作代理才是适当的,任何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并得到了执业许可的律师均可代理死刑案件,他们在经验上的缺乏和专门知识背景的不足不能必然构成无效律师帮助。
  二、联邦最高法院对斯特里克兰标准的发展和补充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威廉姆斯诉泰勒(williams v.Taylor)案[14]中,联邦最高法院对无效律师帮助的问题再次作出裁决,对斯特里克兰标准作出了新的发展和补充,即对于律师的不当行为是否影响到了判决的结果这一事实,减轻了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并且明确要求死刑案件辩护律师在量刑阶段必须调查、开示和提交减轻证据。
  1986年4月,弗吉尼亚州的一所监狱里被羁押的一名嫌犯特里?韦恩?威廉姆斯给当地警长寄了一封匿名短信,声称“死在亨利(Henny)街的那个人”是他杀死的。警察根据短信找到了威廉姆斯。他在1986年4月25日供认他杀死了哈里斯·斯通斯,一位1985年11月3日被发现死于自己家中床上的50岁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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