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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公民环境意识的变迁与环境法的制度调整
【英文标题】 On Adjustment Of Environmental Legal System & Change Of Civil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作者】 鄢斌【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分类】 环境保护法【中文关键词】 环境意识 环境法 社会变迁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3
【页码】 129
【摘要】 公众环境意识是联结环境法律价值和环境法律制度的中介,只有当公众环境意识和环境法的价值理念相一致时,环境法制才可能低成本运行。我国现阶段公众环境意识呈现一种多元的二重结构,诸多因素的制约使得我国的公众环境意识远远落后于现行环境法制所追求的价值理念,也使得我国环境法出现有治法而无法治的现象。中国环境法所面临的这种尴尬要求我们必须从制度实施的外部环境出发调整环境立法、执法的基本策略。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4483    
  一、现代环境意识的产生及其内涵
  (一)现代环境意识的产生
  环境问题是伴随着人类文明一道存在的,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其大致经历了原始人类时期、农牧业社会时期、工业革命时期。而全球规模环境破坏则始于20世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开始出现。目前,它同不断困扰着世界的和平问题、发展问题一起被并称为当今时代的三大问题,有学者甚至将之列为人类文明的八大罪孽之一。
  伴随着西方环境危机同步发生的是西方的环境运动。西方社会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发生的“八大公害”事件,引起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强烈关注,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环境运动达到高潮,在此背景下,西方各国在政策、法令以及思想、信仰、生活方式各方面都掀起了绿色化的浪潮,现代意义上的“环境”及“环境意识”等语词的概念得以形成。
  (二)环境意识的内涵界定
  有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意识是人们主观上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水平和为此采取行动的意愿程度的一种表现形式。”[1]在这里环境意识被归结为“一种表现形式”很显然是颠倒了在观念与行为二者中表现者与被表现者的位置;有一种观点则认为环境意识是指人对待自然和环境的态度,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意识水平,即人们是否认识到环境问题的存在及其认知程度;二是行为取向,即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对环境问题所作的行为选择。[2]在这里,作者混淆了作为动机的环境意识和作为结果形式的环境态度和行为选择,其实,环境参与行动本身并不属观念形态的内容,但是它却能够反映出行动者所具有的主观观念,这一点是上述定义发生错误的根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意识是人们通过一系列心理活动过程而形成的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体验与行为倾向。这三种心理成分以环境认知为基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统一于环保意识之中。[3]这一定义的不足之处在于机械地将环境意识的形成过程切割成三阶段,而没有考虑其复杂性和外在强化机制的影响作用。
  本文认为,公民的环境意识就是其环境观,也就是个体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认知,环境观区别于世界观、人生观,后者作为一种对世界总的认识或作为一种人生态度反映的是对生命与存在、物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而环境观并不以公民个体的自我意识为条件,它仅仅体现为公民对待自然的态度和其所表现的行为取向上。
  二、当代中国公民环境意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一)当代中国公众环境意识之实证分析
  1998年7月至1998年10月,国家环保总局和教育部联合组织了一次全国规模的公众环境意识调查。[4]本次调查采用了问卷的方式,内容涉及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情况、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环境法律意识、环境道德水平、公众的环保行为、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的看法和评价、公众对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基本方针的认识,以及受访者背景资料等。调查完成样本9202户,完成率为87.68%。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我国现阶段公众的环境意识还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多重二元化的结构:
  1.环境意识水平的城乡二元化。本次调查活动是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但在调查过程中对于来自城市和农村的数据进行了分别统计,整体上看,城市公民的环境意识水平明显高于农村。以环保知识水平测验为例,全国人均得分为2.8分,其中城市人均为4.5分,农村人均为2.4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4分,远远低于城市公民的人均得分。
  2.环境意识水平反映在年龄结构层次上的二元化。本次调查中对成人和少年的环境意识进行了比较,少年的环境意识在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自然观、环保行为等各方面均明显高于成人。与此相类似的调查结论还体现在1999年进行的零点调查中,对中心城市居民生活状态的调查结果显示,24岁以下年轻人群体对“环保问题”关注程度明显较高。[5]
  3.公众与政府在解决环境问题上呈现出二元分离形态。近年来,环境保护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一点在本次调查中也得到了反映,49.5%的人认为目前环境污染状况有所好转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采取了一些环保措施,43%的认为未来环境污染好转的原因也取决于政府进一步采取环保措施。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SSIC)2000年的一次调查也反映出公众对于政府解决环境问题的信心。[6]但调查中高达65.9%的低度参与率以及公众对各地政府环保措施64%的不知情比率则反映出公众对于自身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和定位并不明确,公众的环境意识更多地表现为“政府依赖型”。
  (二)当代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状况的影响因素
  1.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
  (1)城乡居民贫富差异对环境意识水平的影响。
  从我国目前城乡居民对法律的态度来看,城市居民对于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认同感和信任感比较高,而相应的,另一项较早的调查资料则显示,“法律在农民心中还未获应有的地位,未能在农民的生活中获得现实的生命力”。[7]这其中,除了法律本身的某些局限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农村相对的贫困化,导致其对法律政策的排斥。
  贫困对我国农村居民环保活动参与度的另一个影响是其所带来的严峻的生存压力。在云南天池保护区的环境意识调查中表明,保护区的农民在意识上知道不能乱砍滥伐、破坏自然资源,但是当他们需要“明子”照明时,需要木材做饭时,需要原木建房时,到保护区剥离“明子”、盗伐树木就成了唯一选择。
  (2)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的不均等对环境意识水平的影响。
  从现在在校大学生中城乡子弟的比例来看,城镇子女约占70%,农村则仅占30%。这同全国城乡总人口的比例刚好倒置。[8]城乡居民在受教育的机会上的这种不均等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受教育的程度,进而影响到他们对于现代环境意识的认知程度。从国家环保总局和教育部的这项调查结果来看,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对世界环境状况的认知等都与他们的文化程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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