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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解放思想是法学进步的原动力
【副标题】 为《法学》复刊30周年而作【作者】 何勤华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分类】 其他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11
【页码】 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9763    
  
  1981年11月,由华东政法大学主办的《法学》复刊了。它的复刊,源自1978年底的那场解放思想运动。回顾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国家的发展,大体可以30年为时段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30年,我们党在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方面,出现了“左”的倾向,从“批武训传”、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到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1962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不断升级,最终导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各项建设事业停滞,学术(包括法学)陷入了一片沙漠状态。
  1978年底,我们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之国策,社会各界解放思想,因而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也迎来了法学研究的春天,导致了《法学》的复刊。自那时以来,我们也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在这30年中,《法学》在上级部门的领导下,通过全体办刊人的持续努力,紧贴时代发展的脉搏,跟踪社会发展的前沿,及时回应法律界所遇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发表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作品,对我国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形成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在学术界乃至全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推动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法和法学的进步与繁荣。
  在回顾总结《法学》30年历程,探索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互动之规律时,我们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解放思想是法学进步、繁荣的原动力,没有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解放思想运动,就没有《法学》的今天,也没有中国法和法学的今天。
  一、解放思想冲破政治上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彰显法学研究的贡献度
  关于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有一个定义,就是“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这个定义,包含了三个要素:(1)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的是政治立场和认识论、方法论;(2)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这既包括政治体制上的,也涉及其他各个领域里的;(3)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是要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与时俱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解放思想,其精神实质就在于:一是说真话;二是实事求是;三是不唯书,不唯上;四是打破不合理的偏见和传统;五是在理念、观点和制度上创新。
  30年来,《法学》就是贯彻了这一精神,解放思想,不断进步。而其中,冲破政治上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提高法学研究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贡献度,是《法学》首先关注的重点。众所周知,法律与政治紧密相关,法学研究也与每一社会的政治指导和政治决策息息相关。而要使法学研究对同时代的乃至以后的政治指导、政治决策有所贡献,必须解放思想。换言之,法学研究在推动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回应社会上重大政治问题时,如能解放思想,提出有真知灼见的建言建策,就会大大彰显法学研究的贡献度。1982年春天,当我国立法机关将宪法草案提交全国人民讨论时,《法学》月刊社就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就其内容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参与者有徐盼秋、潘念之、肖蔚云、高恭佑、浦增元、孔令望、陈云生、胡土贵、周天平等众多法学界知名人士,各位专家学者解放思想,破除禁忌,充分讨论,各抒己见,其在《法学》1982年第6期、第7期连续刊登出的建言建策,对我国宪法内容的确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82年9月1日到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是,如何理解和执行党章的这一规定,许多党员甚至是党的领导干部还是存在许多疑问的。当时,许多领导对此都曾提出了“到底是法大还是党委大”的疑问,也有领导认为,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就会束缚自己的手脚,会妨碍开创新局面。针对党的十二大召开后社会上和党内存在的这些想法,《法学》1982年第11期刊登了楚云飞的《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是党的一项重要原则》一文,系统阐述了党章这一规定的法理基础,强调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充分认识这一规定对推进我们执政党的建设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发展,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意义。
  随着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迅速,而《宪法》的许多规定就显得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了,但是,真的要提出修宪的主张,在当时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法学》就在这一点上,以极大的理论勇气,于1992年第12期以纪念《宪法》诞生10周年为契机,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修宪: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指出:“修宪问题,无论从宪法学抑或法理学角度看,应属技术性问题。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89年“六四”事件),重提修宪问题,就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人们高度的警觉和重视。”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众多《宪法》上没有规定的事项,比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局面,特别是许多合营、合资、私营企业的出现,能否对这些经济形式进行保护,关系到改革开放能否向纵深发展的问题,而宪法对此并未规定。”同时,改革开放需要合法地出租、转让土地,而这一点也是受到《宪法》禁止的。因此,在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要求下,1988年,我们曾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允许私营经济形态的存在,以及取消了对土地出租和转让的禁令。现在,改革开放的进程,社会发展的需求,又一次需要我们对宪法作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修改,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在发表评论员文章的同时,这一期还刊登了孙潮、戚渊的《论确立市场经济的宪法地位》、李伟的《宪法权威论》、李步云的《不断完善中国人权的保障体系》等文章,对修宪涉及的各个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做了阐述。《法学》的这些文章,虽然发表在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但此时我国在修宪问题上还是一个禁区,因此,发表上述言论,还是冒了一定政治风险的。
  在法理学领域,关于法的定义这一核心问题,新中国前30年,基本上是“阶级斗争论”、“阶级意志论”一统天下。要冲破这一禁区,必须要鼓足勇气,在法学理论上来一个大胆的突破。而在这方面,《法学》也走在了全国的前面。1986年,《法学》在第1期“新年寄语慰读者”中,率先提出:“科学是没有禁区的,有禁区就不会有发展和深入。法学研究也是如此。”“近年来,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现状表明,法学理论的研究正面临着改革和挑战,无论在内容和方法上都亟需有新的突破。”“我们认为,无论是基础法学还是应用法学的研究,都应该把焦点对准现实中涌现出来的或者是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应该重视和倡导‘问题法学’的研究。”
  在同期刊登的《中国法制报》政治评论部主任张宗厚的《对法的三个基本概念的质疑》一文中,作者明确对我们现行的法的定义中的三个核心命题即“法律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统治阶级意志论”和“阶级性是法的唯一属性”进行了质疑,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并予以了系统阐述。同期还刊登了陈浩然的“对‘质疑’的质疑”,与张宗厚文中提出的观点进行了讨论和争辩。《法学》“新年寄语”和张宗厚、陈浩然文章的发表,在我国法学界激起了巨大的冲击波,给我们的思想以极大的震憾:因为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述从前苏联引进的关于法的定义中的三个核心命题,是我们所熟悉,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几乎从来没有人去质疑过。而张宗厚的文章则将我们的传统的法学观给颠覆了,其震动不能说不大。而陈浩然的文章,虽然是对张宗厚观点的反质疑,阐述的力度相对简单一些,但陈文给学术界带来的推进学术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贡献,则是有目共睹的。
  在法学研究发展中,一直让我们法律人纠结的就是政治与法律的关系问题。而在阐述法律与政治之关系时,《法学》所发表的思想最为解放的文章,就是陈鹏生于1987年第1期上发表的《没有法律的政治是危险的政治—法学研究的反思》一文。在文章中,作者指出,“本来,政治和法律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相互作用,共同为自己的基础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常理。但是,由于高度集权思想的影响,政治被强调到可以冲击,甚至代替一切的荒谬地步。政治与法律相互作用的关系,变成政治决定法律的关系。而按照‘左’的一套理论的逻辑推导,政治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敌我矛盾。于是服务于并决定于政治的法律,就只能是以阶级性作为自己的唯一的质的规定性,以‘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自己的唯一职能了。以法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法学,当然也只能是‘阶级斗争’的(学问了)。”
  作者认为,这种理论的后果,一方面使法律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一唯政治需要决定自己的兴废存亡:政治安定时,法律成为民主的点缀;政治严峻时,一言可以废法,实际上是以“人治”代替了“法治”。另一方面,也把法律与阶级斗争捆在了一起,使法律与政治一起,成为学术讨论和争鸣的禁区,“一旦涉及,就‘以言治罪’,出现‘文笔贾祸’,法学研究也就不复存在。’,作者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民主,首先是制度,然后才是干部的思想作风。否则民主就会随领导的喜怒哀乐而变样。因此,要政治民主化,就应该依靠法律制度,保障民主不会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能因领导注意力的转移而改变。我们的法学家,应该通过对法制建设深刻的历史反思,从理论上令人信服地告诉人们千万不要忘记一条历史教训:政治离不开法律,没有法律的政治,是危险的政治,灾难的政治。”因此,为了防止这一点,我们必须研究如何通过法律来保障公民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的确立和实施,以及这种意识的形成。
  应该说,作者关于“没有法律的政治就是危险的政治、灾难的政治”的观点,不仅是对中国“重政治,轻法律”,祟尚“人治”,轻视“法治”之传统的深刻揭示和批判,而且也阐明了理顺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对于防止历史上的悲剧不再发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意义。应该说,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够提出这么尖锐和鲜明的观点,没有思想的解放,是不可能有如此大的理论勇气的。[2]
  二、解放思想发挥法学研究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推动力作用
  解放思想,也促进了法学研究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推动力作用的发挥。1982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日益增多,且形态各异,尤其是许多正常的经济活动和犯罪行为混淆在一起,对我国的法学理论研究和定罪量刑等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法学》解放思想,敢于打破常规,使法学研究以及其对司法实践的指导走在了全国的前沿。《法学》1982年第7期刊登的一组关于《职工受外单位聘用接受高额报酬是否构成犯罪》的讨论文章,就是突出的一例。
  当时,随着打击经济领域里的犯罪的斗争的深入展开,不少单位和群众对一些在职的或退休的职工,受外单位聘请,接受高额报酬的行为,向有关机关举报,当时政法机关内部对这类行为到底是否算犯罪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在1982年春上海某区法院受理上海某国营工厂的技术人员王某[3]一案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从1980年起,王某私下里接受外单位(自己的家乡奉贤钱桥公社橡胶塑料厂)的委托,在业余时间,利用本单位的设备,从事产品试制获得成功,给钱桥公社橡胶塑料厂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王某也从该厂获取报酬3800余元,检察机关认为王某的行为已经构成受贿罪,依照《刑法》第185条规定,予以公诉,要求惩处。在此过程中,审判机关内部,有认为该定受贿罪的,有认为该定贪污罪的,有认为该定投机倒把罪的,有认为该定破坏经济秩序罪的,也有认为不该定罪的,等等,不一而足。《法学》抓住这一典型案例,组织专家进行深入讨论,最后一致认为,王某的行为虽然有瑕疵,犯有错误,但还没有构成犯罪,不该定刑。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法律必须引导广大技术人员发挥自己的专长,多为国家做出贡献,而在此过程中,他们的劳动必须得到尊重,必须获得报酬,这不仅不是犯罪,而且是法律应该鼓励的行为。《法学》所发表的专家的意见受到了司法机关的重视,不仅王某最终没有被定罪,而且对以后一些在职的或退休的职工,受外单位聘请,接受高额报酬的行为的评价也发生了良性的变化。[4]
  当然,《法学》在经济领域发表学术观点,并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法律观点、指导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的最有影响力的文章,就是曹建明、钱富兴、顾长浩、李朝兴所写的《外商租用土地与经营房产业的理论与实践》一文。该文指出:“土地是一种重要资源,也是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基本条件。”“因此,发挥土地经济杠杆在对外开放中的积极作用,实行出租土地给外商从事综合性经济活动,并允许外商在我国购买和经营房产的政策,将涉及我国对外开放中土地和房产两个方面的法律问题,而其中地产业的问题又是最为关键的。”“外商租用土地和经营房产业,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解决开放城市建设资金不足、外汇不平衡的困难。”[5]
  文章接着阐述道:实行出租土地给外商和允许外商在我国购买和经营房产的政策,在目前还是一个非常复杂和严重的问题,比如,允许外商租用开放城市的土地,“是否会重演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旧中国建立租界的悲剧?”作者认为,不会。因为“在对外开放中出租土地给外国投资者,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租界是有本质区别的。”不仅性质不同,前者是经济活动范围的概念,后者是政治主权的概念,而且产生的原因和条件也不同。作者接着进一步就提出外商租用我国土地问题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进行了分析。比如,出租土地的法律行为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不违反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各国关于外国人租用本国土地的法律制度及其在我国的实践;外商租用土地、经营房产与开放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的协调;外商租用土地和经营房产业的法规及其协调;等等。[6]
  文章刊登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虽然也有一些持不同意见的观点,认为文章提出的主张,违反了我国1982年《宪法》第10条关于“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规定,(因为此时宪法尚未修改)因而是违宪的。[7]但大多数学者对文章的观点表示理解、支持和赞赏,认为文章回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引进外资、迅速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实践所提出来的实际法律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1988年《宪法》修改,吸收了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取消了出租和转让土地的禁止条款。文章发表以来2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了文章的正确以及它的强大生命力,也证明了《法学》思想的解放,以及非常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
  三、解放思想促进法学学术的进步与繁荣
  解放思想也促进了法学学术的进步与繁荣。学术的进步与繁荣,最为重要的就是需要营造一个有利于学术讨论与学术争鸣的环境和氛围。而这种环境和氛围的形成,必须是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之下,能够说真话,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打破不合理的偏见和传统,在理念、观点和制度上创新。在这方面,复刊后的《法学》做得非常好。
  比如,在1981年的复刊号上,就发表了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徐盼秋的《关于社会主义法律与客观规律》一文。在文中,作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层一层地分析批判了以往片面夸大意志的作用,要人治,不要法治,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等等不顾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错误,明确指出:“利用客观规律来造福于国家和人民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光荣任务”,但我们“要利用客观规律,必须首先掌握客观规律”。作者认为,“社会主义法律必须反映客观规律,但是它并不等于客观规律。”“客观世界是不可穷尽的,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永远没有完结。所以,人们只能随着对客观规律认识的发展,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作者最后指出,社会主义法律,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对客观规律的反映,比起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来,具有自己突出的特点,即社会主义法律对客观规律的反映不是以原理、定律等科学理论的形式,而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使其规范化;被社会主义法律所反映的客观规律,由于有国家强制力来保障,使它本来就具有的客观必然性更加强化,能够加速这种客观必然性的实现;法律对客观规律的反映具有稳定性和严肃性,如果能够坚持以法治国,国家就会以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的方式获得迅速发展。
  与徐盼秋的文章相呼应,《法学》1982年第5期发表了余先予的《论法律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文,将社会主义法律与客观规律的学术探讨进一步引向深入。余文指出:“法律自身发展规律的问题,与法律表现客观规律的问题,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前者是指法律这种客观的社会现象的自身发展受哪些客观规律的支配;后者是指法律这种客观事物与其他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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