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论我国死刑的宪法正当性
【作者】 范进学张玉洁
【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分类】 中国宪法
【中文关键词】 死刑;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犯罪;非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犯罪;宪法正当性
【文章编码】 1001-4403(2014)05-0068-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5
【页码】 68
【摘要】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能够判处死刑的罪名可以分为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和非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对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实施死刑,是维护人的尊严、社会契约理论的要求,也是民意的共同选择,因而在宪法上具有正当性;但是对非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适用死刑,不仅有损人的尊严、与社会契约理论不符,也违背了刑罚的目的,挑战了生命的至上性,因而不具有宪法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死刑在我国未来的前景必然是在生命权入宪的基础上罪名逐渐限缩,直至完全取消对非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犯罪的死刑,与此同时死刑的司法适用将逐步严格化,死刑的执法也将逐步人道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4823    
  
  随着世界上逐渐兴起的关注刑罚轻缓化的潮流和大多数国家渐次废除死刑的举措,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也开始呼吁死刑在中国刑罚体系中的废止。学者们相继指出,死刑不但剥夺了犯罪人的改造机会,是对无价的生命的践踏,有违人道主义精神,而且由于错案率的存在,死刑也经常造成无可挽回的“司法谋杀”,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国际通例,因此我国也应该废除死刑。[1]然而,在笔者看来,我国死刑所面临的并非简单的非黑即白的全面废止与否的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涉及死刑的罪名主要分为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与非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它们在我国宪法上所占据的正当性地位不同,因而所面临的留存或废止的宪法前景也不尽相同。
  一、我国的死刑立法现状
  我国1979年《刑法》分则涉及死刑的条文共15个,其中能够被判处死刑的罪名共28个,主要分布在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和侵犯财产罪等领域中。20世纪80年代“严打”政策确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许多单行法增加了死刑罪名,最多时达80余个,极大地扩展了死刑的适用范围。但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逐渐趋稳,学界对刑罚轻缓化的呼吁,以及国际公约的要求,我国先后在1997年和2011年对《刑法》进行了全面修订,死刑罪名也大幅削减。
  (一)刑法中涉及死刑的罪名概览
  我国现行《刑法》中涉及死刑的罪名共有55个,分别分布在刑法分则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和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中,除第九章渎职罪外,章章都有罪名得以判处死刑。
  其中,危害国家安全罪包括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暴乱罪,投敌叛变罪,间谍罪,为境外刺探、窃取、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和资敌罪7个罪名最高可判处死刑;危害公共安全罪包括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劫持航空器罪,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和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14个罪名可判处死刑;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包括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和集资诈骗罪7个罪名可判处死刑;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包括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绑架罪和拐卖妇女、儿童罪等5个罪名可判处死刑;侵犯财产罪中仅有抢劫罪可判处死刑;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包括暴动越狱罪,聚众持械劫狱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组织卖淫罪和强迫卖淫罪5个罪名可判处死刑;危害国防利益罪中仅有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罪和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最高可判处死刑;贪污贿赂罪中仅有贪污罪和受贿罪最高可判处死刑;军人违反职责罪则包括战时违抗命令罪,隐瞒、谎报军情罪,拒传、假传军令罪,投降罪,战时临阵脱逃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军人叛逃罪,为境外刺探、窃取、收买、非法提供军事秘密、情报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盗窃、抢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罪,非法出卖、装让武器装备罪和战时残害居民、掠夺居民财物罪12个罪名可判处死刑。
  (二)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犯罪与非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犯罪
  在涉及死刑的55个罪名中,有些犯罪直接或可能直接对公民的生命法益进行侵害,而剩余的大多数则不会导致公民生命法益的直接损失。具体而言,除故意杀人罪旨在剥夺公民的生命权,因而无可置疑地纳入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范围外,一些罪名由于出现了公民死亡状况因而转化为故意杀人罪的情况,即刑法理论中的转化犯,也可纳入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后一种情况主要包括危害公共安全罪前10个罪名中致人死亡的情况,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致人死亡的情况,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绑架罪和拐卖妇女、儿童罪中致人死亡的情况,以及组织卖淫罪和强迫卖淫罪中致人死亡的情况等。反之,其他对公民生命无法律上直接因果关系的犯罪,则可归入非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犯罪的范围。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的全部7个罪名、危害国防利益罪的全部2两个罪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的其他5个罪名、贪污贿赂罪的全部2个罪名、军人违反职责罪的全部12个罪名,无论情节如何严重,犯罪分子在集团犯罪中的地位如何重要,对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数额如何巨大,都不会直接造成对公民生命法益的严重侵害;此外,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绑架罪,拐卖妇女、儿童罪,抢劫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即除致人死亡外造成致人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有其他严重或恶劣情节的,也应该属于非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
  将涉及死刑的55个罪名分为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和非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首先是刑法本身所蕴含的。事实上,刑法分则不但在每个罪名下几乎都设置了对于致人死亡结果加重处罚的情节,从而与其他一般加重情节相区分,而且倾向于将出现了公民死亡结果的其他犯罪行为转化为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进行处理,突出了此类犯罪的严重性和刑法的否定性。不仅如此,对生命权的侵犯具有无可比拟的恶劣性,无论再重要的国家利益、数额再巨大的财产利益,都无法与生命的消失相提并论,因此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和非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不同,在刑法中的地位因而不同,宪法对国家能否以最严厉的刑罚——死刑——来惩罚它们的评价也不尽相同。在笔者看来,从宪法和宪政的理念上分析,对于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施以死刑具有宪法正当性,但对于非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施以死刑则不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
  二、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犯罪死刑的宪法正当性
  对严重侵害他人生命法益的犯罪人施以死刑,不仅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人的尊严予以尊重的要求,也是现代社会契约理论对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必然推演。不仅如此,在我国,对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设置死刑最高刑还具有尊重民意的现实意涵。
  (一)正当性的根本来源:人的尊严
  在古典自由主义者那里,人的尊严,即以理性推理和选择能力为出发点和根本目标的人性,是一切社会与制度的根本,因而法律的目标也在于促进人的理性能力,保障人的自由。刑法作为国家法律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旨在维护以理性和自由为核心的人的尊严;而对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行为施以死刑,就是刑法维护人的尊严的众多手段之一。
  康德指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拥有能够对其行为进行理性的判断、把握和抉择的“自由意志”,这种意志是人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并拥有自由的基础。人的这种自主既是人之为人的规定性所在{1}66-67,也是人们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保证,因为这种自主性要求无论在何时、哪个人类社会人都只能被当作目的而非手段,一国之内的公民不仅不能成为他人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更不能成为国家的手段。{2}第二章在一个人的自由意志能够与他人的自由意志和平共存的考量基础上,以社会法则为表现形式的绝对命令由此产生;在刑法上,这一绝对命令要求对实行违反法律行为的犯罪人施以与他所施加于受害人的恶害等量的刑罚,即犯罪人使他人失去什么,他本人就应该失去什么,因而如果犯罪人使他人失去生命,他本人就应当承受失去生命的死刑惩罚。{3}167马克思早年也认为,惩罚是犯罪行为的必然结果,因而也应该是他本身的行为。{4}140因此,死刑是以人的自由意志为核心的人的尊严的本质要求。事实上,在康德眼中,死刑是人类的标志,只有有理性的人类才能够配得上死刑,而动物是没有死刑的。黑格尔也指出,人的自由意志是人以及人的尊严的根本,是人的一种初级的、正的状态,犯罪是对人的意志自由状态的侵犯,是对公民权利的否定,是一种与正的状态相反的反的状态;而刑罚是对犯罪行为对自由意志的否定的否定,是将原初的自由意志通过被侵犯的过程提高、升华为一个合的状态的结果。因此,作为犯罪行为的否定的定在,刑罚应该在价值上与犯罪行为在存在性状上等同{5}104,但是由于生命价值的无上性,除了生命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价值上等同,因而对于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死刑是正当的。不仅如此,黑格尔还认为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犯罪者自由意志的表达,因而对这一意志进行等价的报复,就不仅是对受害人的自由意志的尊重,也是对犯罪者理性的尊重。有鉴于此,对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施以死刑,在哲学层面上是对人的理性能力和自由的尊重,因而人的尊严从根本上为死刑提供了正当性来源。你怀了我的猴子
  当然,这一正当性并不仅仅留存在理论上,人的尊严的根本性地位和对其的维护在实践上已经进入了许多国家的宪法甚至国际条约,并成为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于运行的意义所在。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一条第一款即指出“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全部国家权力的义务”,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也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联合国宪章》旨在于“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指出权利“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联合国人权宣言》序言更是直接指出“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由此可以发现,人的尊严是以宪法为主的国家和国际法律体系通过保障人之权利、维护国家秩序从而意欲达成的根本目标,因而在人的尊严本身要求死刑制度存在的意义上,死刑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
  (二)正当性的现代诠释:社会契约
  自启蒙时起,一切人类甚至自然事物的存在都需要以理性为自己辩白,否则只能接受被社会残忍抛弃的结果{6}56,国家和社会制度也是如此。因此,基于人类理性之联合所形成的社会契约就成为当时民族国家宣称其合法性并延续其统治的首要和必要选择。事实上,直到今天,社会契约理论依然是支撑现代国家正当性及其制度设计的核心观念。社会契约理论不仅赋予了国家以惩治犯罪人的刑罚权,也从根本上赞同对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实施死刑。
  在洛克看来,虽然人的生命具有神圣性,任何人都没有创造自己生命的能力,因而不得将其生命置于他人的任意处置之下{7}17,但当一个人以非法的方式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之时,这个人其实已经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因而可以被作为一个猛兽处以死刑。{7}9类似地,在一个社会或国家中,人们享有与生俱来的生命权,但这一权利并不是绝对的,它可以因为严重侵害他人的生命法益而丧失{8}13,因为当一个人侵犯他人的生命法益之时,他已经破坏了他和其他所有人进入社会、联合成为国家的原始的社会契约,因而他事实上将自己排除出既存的公民联合体,丧失了他的人类地位和公民地位,也从而丧失了他因契约而享有的国家对他的生命权的保护。但是生命权的这种丧失并非是面对所有人的权利的丧失,而仅仅是将生命权丧失给可以据此剥夺他的生命的人,在一个公民社会中,这个人就是国家。因此,洛克认为,国家当然的享有对严重侵犯他人生命法益的犯罪实施死刑的权力{7}4,死刑不仅是警示他人不得进行同样行为的方法,也是保障人们的生命法益不受严重侵害的途径。
  卢梭也指出,在一个以社会契约为基础建立的人类联合体中,生命权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享有的,但这种平等的享有的前提是每个人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如果一个人严重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法益,他就会因此失去他自己的生命权利,并被国家当作一个敌人而非公民{9}43,因而国家对其施以死刑就是正当的。但是卢梭的理由却与洛克不同。在卢梭看来,人类联合体的建立是以促使并维护人们在自然状态下的完全自由状态为目标的,因而必须以所有人交出其所有权利的社会契约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个所有人都完全交出自己的权利、但所有人又同时完全享有所有的权利的共同体;权利的保留是卢梭所不允许的,因为这样在卢梭看来会导致共同体的分崩离析。在这些必须完全的、毫无保留的交出的权利中,生命权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了不至于成为一场蓄意谋杀的牺牲品,人们必须交出自己的生命权,并同意如果自己也成为生命权的犯罪人的话,自己也得死。{9}42因此,涉及生命权部分的社会契约就必然是每个人都要尊重他人的生命,如果不尊重就要接受国家以死刑为最终手段的惩罚。
  虽然社会契约理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霍布斯强调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保全自己的生命的权利{10}269,因而反对国家对犯罪人施以死刑,受他的影响贝卡利亚也主张死刑的无效与废除{11}45,但不可否认洛克和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对现代政治国家的建构影响更为深远,因而对现有制度更具解释和指导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社会契约理论无疑为国家对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实施死刑的制度的正当性提供了现代视角的有力诠释。
  (三)正当性的民意支撑:公众认同
  对严重侵犯他人生命法益的犯罪实施死刑,不仅具有哲学上对人的尊严的维护的根本意义,具有维持现代政治国家合法性来源的社会契约的价值,也在事实上获得了普遍民众的一致认同。虽然有学者指出,死刑制度的废除已经是世界潮流,即世界人民普遍认为死刑侵犯人权并支持死刑的废除,因而我国也应该废除死刑[2],但笔者认为,世界人民的普遍意见并不能代表我国人民的选择,学者的呼吁也不能表达众意,我国法律制度的存废必须由我国民众的意见决定,而不能为他国人民或少数学者所左右。事实上,无论是基于古老、朴素的报应观念[3],还是对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犯罪的畏惧与嫌恶,不可否认的是,死刑在我国其实一直都有着很强的民众基础。[4]这一点虽然没有全民公决的确凿结果,但从既有立法对死刑制度的选择、重大案件的舆论声音和不完全的实证调查[5]中可以窥见一斑。对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犯罪者施以死刑,公众普遍有着极高程度的认同感。有学者将这一现象归结于我国民众素质不高、权利意识不健全的原因,并主张通过死刑的完全废除引导民意向崇尚生命权价值的转变[6],但笔者不赞同这种看法,很显然,这个观点一方面无法解释为何我国一直以其为发展参考目标、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美国还有多个州至今仍保留死刑的问题,另一方面极易陷入法律制度背离民意、并试图专制的扭曲民意的状况中。在笔者看来,公众对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犯罪死刑的认同足以为死刑的正当性提供足够的民意支撑,即便学者不赞同民意,认为公众的选择有偏好报复的“未开化”的心理倾向,但民意因其代表的社会普遍观念仍然具有不可轻视的价值。正如涂尔干所说,民众明确而强烈的共同意识才是刑法及刑罚的真正基础{12}113,对犯罪人的界定及惩罚应当以民意为根本导向,因而刑事政策和刑罚制度的制定,就必须要考虑民众的欲求{13}86,成为“集体意识、国民欲求、民众意愿和公共意志的一面镜子”{14}。死刑制度亦是如此。因此,既然我国民众对严重侵犯他人生命法益犯罪的死刑仍然具有强烈而明确的支持,那么此类犯罪死刑作为最高刑设置的制度存在就得以获得正当性证成。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对人的尊严的根本性维护的层面上,还是在对具有现代建设性意义的社会契约理论的承袭上,抑或是对民众意见的现实考量上,对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犯罪施以死刑惩罚都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然而,非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犯罪的死刑,却缺乏这些基本的正当性。
  三、非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犯罪死刑的宪法非正当性
  非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犯罪的死刑在宪法上不具有正当性,不但在于其在维护人的尊严、社会契约理论和崇尚民主价值方面的全面缺失,而且在于它对刑罚目的的确显违背。
  (一)正当性的根本缺失:人的尊严、社会契约、民意支撑之不足
  基于人的尊严对死刑的支持观念主要来自于古典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大师康德和黑格尔。在前述二者对死刑支持的理由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只支持对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犯罪实施死刑,对非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反对死刑。康德的等量报应说认为对犯罪人的处罚应该是他对他人或社会所进行的犯罪行为,对严重侵害他人生命法益的犯罪人,就以严重侵害他的生命法益的方式进行惩罚,即死刑,伤害他人的就应该被伤害,掠夺他人财产的他自己的财产就应该被剥夺,因而对于类似后两种的非严重侵害他人生命法益的犯罪不得以死刑惩罚之,这是一个人的自由意志能够与所有其他人的自由意志和平共处的前提,因此是以维护人的尊严为核心的绝对命令对刑法的要求。黑格尔的等价报应说也坚持对犯罪人的惩罚应该与犯罪行为在价值上等同,即对伤害他人或掠夺他人财产的犯罪人虽然未必一定要对他进行伤害或剥夺他的财产,可以以监禁或其他方式对他进行惩罚,只要这些惩罚在价值上和他对他人造成的人身或财产损失相等同即可;但由于生命价值的无可比较性,对任何前述非严重侵害他人生命法益的犯罪都不能以剥夺犯罪人无价的生命处罚之,而对严重侵害他人生命法益的犯罪只能以剥夺犯罪人的生命处罚之,这是实现否定之否定的合的状态的核心要求,也是对犯罪人的自由意志的基本尊重。因此,从维护人的尊严的宪法观念来看,仅对严重侵犯生命法益的犯罪施行死刑具有正当性,对非严重侵犯生命法益的犯罪,死刑不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
  在对是否严重侵犯生命法益犯罪可否施以死刑的问题上,洛克和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也做出了类似的区分。在洛克看来,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是人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利,也是人在订立契约进入社会的时候所不能放弃或交出的权利,因而国家或他人都没有直接的合法性根据可以掌控或剥夺任何公民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只有在一个公民以非法手段剥夺他人生命之时,他才能够被认为是丢失了他自身的理性、破坏了原始的社会契约,才能够被认为是放弃了其作为人和作为公民的地位,因而才能够被国家作为不享有生命权的野兽处以死刑;除此之外,即便一个公民侵犯了他人的身体、阻挠了他人的自由或掠夺了他人的财产,他都不能被认为是放弃了人的地位或公民的地位,虽然国家有基于契约的对他处以惩罚的权力,但国家或任何人都没有从根本意义上消灭他的存在的权力。卢梭虽然认为人们在进入社会之时交出了包括生命权在内的所有权利,但人们仅仅在避免自己被他人谋杀的时候同意当自己谋杀他人时要接受死刑的惩罚,他们并没有在避免自己的人身或财产权利被他人侵犯的时候同意当自己侵犯他人的这些权利之时也要接受死刑的惩罚;因此,在原初的社会契约中,生命权的保障和剥夺是一一对应的,即只有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方可以剥夺生命的刑罚惩罚之,而对非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死刑是不能允许的。在这个意义上,支撑并诠释现代国家与宪法正当性的社会契约理论也反对对非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犯罪施以死刑。
  然而,在死刑能否对非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犯罪施加的问题上,民众的意见似乎有些暧昧。对一些受害人有一定过错的犯罪、尤其是财产犯罪的犯罪人施加较为严苛的刑罚,如死刑、无期徒刑等,民众表示出对刑法畸重的极端不解;但是在面对贪污贿赂犯罪之时,民众却经常喊杀之声一片,无视刑法的减轻情节。但刑法是否能够仅仅根据民众的喜好从而决定对哪些犯罪施加死刑,对哪些犯罪不施加死刑呢?笔者认为不可。民众的意见虽然在制度上具有指导的价值,却并不会因此减轻它容易被蛊惑、扭曲、引导并经常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的特质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M]. Leeds: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1.

{2}[德]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Hugo Bedau. Death is Different:Studies in the Morality,Law and Politics of Capital Punishment[M]. 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7.

{9}[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英]霍布斯.论公民[M].应星,冯克利,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11}[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12}[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0.

{13}[日]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与哲学[M].顾肖荣,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14}梁根林.公众认同、政治抉择与死刑控制[J].法学研究,2004,(4).

{15}[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邱兴隆.从信仰到人权:死刑废止论的起源[J].法学评论,2002,(5).

{18}陈兴良.中国死刑的当代命运[J].中外法学,2005,(5).

{19}马克昌.有效限制死刑的适用刍议[J].法学家,2003,(1).

{20}刘健,赖兴早.我国赦免制度的激活与完善:基于限制死刑的思考[J].现代法学,2004,(4).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94823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