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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探析
【作者】 张芸【作者单位】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18【页码】 5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1814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1]对于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减少不必要的关押,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减少司法资源的投入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以某区人民检察院2003-2010年受理的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的审前羁押情况、判决情况以及该院司法管辖区域内的某公安机关2003-2010年在办理普通刑事案件时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情况为对象,做一些实证分析,尝试以区域性的调研结果来透视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运行现状,并对完善我国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制度以及适用做一些探析。
  一、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现状
  1.审前羁押整体比例高。2003年至2010年,某院共审查起诉被告人10678人,审前羁押的人数为8836人,平均审前羁押率为82.75%,外来人员的审前羁押率为89.61%,其中,外省籍的外来人员为95.62%。外来人员审前羁押率高的现象也同样体现在未成年被告人当中,审查起诉涉嫌犯罪的未成年被告人中,属于外来人员审前羁押的82.34%,其中外省籍的羁押率为92.63%。可见,某院审查起诉涉嫌犯罪的被告人过程中,就羁押情况而言,基本呈现出“双高”现象,整体羁押率高、外来人员羁押率尤其高。
  2审前羁押后的被判轻刑率高。八年中,被羁押的8836名被告人中,最终有6439名被告人被法院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独立附加刑、缓刑、免刑(以下简称“轻刑”),所占比例为72.87%,其中被判处缓刑、拘役、管制或者独立附加刑、免刑的(简称“徒刑以下刑罚”)有3605人,占轻刑判决数的55.99% 。
  3.侦查机关被动适用非羁押措施的比例高。分析非羁押措施的适用原因,可以发现侦查机关被动选择的情况居多,2006年至2010年的5年中,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2]的人数总共为1577人,其中998人是因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而被动适用的,比例高达63.28%;4年中,适用监视居住的人数为97人(2006年的数据因为种种原因未能采集),因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而被动适用的比例为38.14%。由此可见,一些非羁押措施成为侦查机关无法得到羁押获准,或无法继续对犯罪嫌疑人羁押时的一种替代。检察机关的不批准逮捕成为侦查机关被动适用非羁押措施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尤其对适用取保候审的影响更为明显。该因素对于适用监视居住的影响则略低于对取保候审的影响,这是由于部分犯罪嫌疑人自身具有不适宜关押等原因,使得侦查机关对这部分人能主动适用监视居住。
  4.监视居住的适用量少且适用对象窄。分析非羁押措施的适用种类,2003年至2010年,公安机关共对 1967名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对296名犯罪嫌疑人适用监视居住,在适用监视居住的人员中本地人员仅为38人,外来人员高达258人。由此可见侦查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的数量相对较多,监视居住的数量少且适用面窄,大部分被采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为外来人员。
  二、非羁押措施适用率低的原因
  (一)观念方面的原因
  1.无罪推定原则尚未得到普遍认可,导致审前羁押率高。民众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普遍具有歧视心理,他们认为某人被列为犯罪嫌疑人,就已被贴上了犯罪的标签,被羁押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受到社会群体观念的影响,部分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也同样未树立无罪推定的观念。有的执法人员甚至认为,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否定了有罪推定,但绝不是无罪推定,而是根据实事求是原则进行侦查、起诉和审判,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3]
  2.刑事强制措施的价值取向出现偏差,平等保护观念尚未真正落实,导致外来人员的审前羁押率尤其高。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体制不但属于职权主义模式,且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超职权主义模式,[4]加之面对犯罪率走高的现实,使得刑事强制措施的价值往往侧重于有效地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而忽视了强制措施对于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功能。因此,执法人员从保障诉讼角度出发,对涉嫌犯罪的外来人员往往是“可捕可不捕的逮捕、可保可不保的不保”。
  (二)体制方面的原因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1.缺乏明确的条文规定。第一,界限模糊,导致不愿多用。以取保候审为例,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对于何谓“社会危险性”,既缺乏明确的定义,也未设置确认的客观标准。因此,实践中执法人员从保障诉讼的角度出发,不愿多用非羁押措施,使得很多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几乎都被逮捕,直接导致非羁押措施的适用率偏低。第二,“法”出多门,导致不能多用。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措施的法条设计过于简单,不仅数量不够,而且不少条文过于抽象,缺乏操作性,为了保证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能得以贯彻执行,各专门机关又在其规定、规则或者解释中对于涉及非羁押措施的问题做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对于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5]然而由于这些规定令出多门,彼此间不协调、不统一的现象也明显存在,有的甚至出现矛盾和冲突。
  2.缺乏有力的程序保障。一是缺乏非羁押措施适用中的救济程序。从实践操作来看,执法机关在作出是否适用取保候审的过程中更多地呈现出职权化特征,没有为取保候审的申请方设置相应的救济程序,也缺乏辩护方的有效参与和中立的第三方的监督、审查。二是强制措施变更程序不够细化。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强制措施变更程序作了一定的规定,但在整体上仍呈现出不够细化的特点。
  3.缺乏严厉的惩戒措施。第一,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非羁押措施期间潜逃,欠缺惩罚力度。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违反非羁押措施法定义务的行为,最严厉的制裁手段仅是将非强制措施变更为逮捕,而并不是一种新的犯罪,行为人不会因此承担实体法上的法律责任。第二,取保候审中的保证人责任不明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保证人的具体制裁措施主要有两种:罚款数额为1000-2000元;追究刑事责任。由于罚款的数额比较低,很多还难以执行到位,因此罚款这种制裁措施一般难以对保证人形成制约。此外,对于追究保证人的刑事责任,实践中,保证人大多只是消极地不履行保证义务,即使实施了积极行为,也难以收集到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刑事制裁也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难以对保证人形成一种实际的威慑力。
  (三)机制方面的原因
  1.逮捕必要性证据收集不够充分。逮捕必要性条件是审查逮捕案件最为重要,也是最易被执法机关忽视的方面。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只注重收集犯罪犯罪嫌疑人可能构成犯罪及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证据,而忽视了犯罪嫌疑人家庭状况、是否会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及被害方态度等影响逮捕必要性方面证据的审查。
  2.考评制度不够科学。以检察机关为例,存在各种各样的考评制度,以及上级机关、同级人大、政法委定期、不定期地进行执法检查,而执法检查的重点一般是对不捕、不诉和适用非羁押措施情况的检查,这就导致办案人员在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非羁押措施的同时,不得不去考虑具体的办案责任、风险责任及切身利益。
  三、完善我国非羁押制度的设想
  (一)严格审查把关,降低羁押措施的适用率
  1.严格把握逮捕案件质量标准。一是全面理解逮捕的证据条件。关于逮捕的证据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规定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笔者认为逮捕的证据条件仅仅理解为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不够全面,还应当包括有证据证实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法定、酌定量刑情节。二是合理把握逮捕的刑罚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刑罚条件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检察机关应当结合当前的刑事政策合理把握逮捕的刑罚条件,除了属于有组织的犯罪、暴力犯罪等之外,检察机关应将最高刑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排除在符合逮捕刑罚条件之列。三是充分重视逮捕的必要性条件。如何把握逮捕必要性条件是提高逮捕案件质量的关键所在。如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已经实施了逃逸、自伤、自残、干扰证人作证、伪造证据、毁灭证据、串供行为的,属于有逮捕必要的情形是毫无疑问的。同时,逮捕作为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如有合理理由相信犯罪嫌疑人准备实施上述行为的,会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也应当属于有逮捕必要的情形。同时,可以通过明确几类“无逮捕必要”案件的情形,为检察机关对这些案件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提供法律依据。
  2.积极探索继续羁押审查机制。结合检察工作职能,可以在审查起诉阶段(因为审查批捕阶段的时间较短)积极探索建立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具体职责可由刑检部门的审查起诉部门和监所检察部门承担。一是严格审查对象。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审查对象应为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要包括:主观恶性小、犯罪情节轻微、初犯、偶犯、过失犯罪、未成年人犯罪,且有自首、认罪态度好等法定、酌定从轻情节,同时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具有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条件,对其改变强制措施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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