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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涉外海事审判中的法律适用
【英文标题】 On Legal Application of Cases Concerning Fo reign Maritime Litigations
【作者】 金正佳郭生平【分类】 民事诉讼法
【期刊年份】 1989年【期号】 6
【页码】 7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583    
  
  自从一九八四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决定设立海事法院以来,我国海事法院受理了一大批涉外(包括涉、港、澳、台、下同)海事海商案件,当事人涉及亚、欧、非、南北美洲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些案件双方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海事法院在审理涉外案件中,严格坚持国际私法的原则,依法办案,在适用法律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实践,维护了我国的海事司法管辖权,保护了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文拟就海事法院审理涉外海事海商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引起国际私法理论界和海事司法界的关注,共同努力,从理论和实践上更好地解决涉外海事审判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涉外海商合同涉纷案件的法律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据此,涉外海商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基本上是实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
  海商合同的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适用法律,有利于维护合同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当事人之所以同意适用某国法律,往往是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的,认为它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利用;同时意味着他们了解该法律的内容,从而能够预见到一旦违约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这样,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他们通常会谨慎从事,依法约束自己的行为,一旦违约也易子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无疑是双方当事人在国际海商活动中为实现各自利益所求之不得的。所以海事法院在审理涉外海商合同案件时,为了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志,适用海商合同约定的准据法。对于受理案件的海事法院来说,适用当事人的协议选择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还可以减少确定准据法时在法律技术上的困难和障碍,从受理的涉外海商合同纠纷案件来看,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大多是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如提单运输合同一般选择适用1924年《海牙规则》,国际贸易购销合同一般选择适用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规定的价格条件。这是因为在海商领域,各国的海商立法差别较大,而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又普遍为各国所接受。1987年,广州海事法院受理五洋信托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诉广西土产分公司海上货物运输提单批注纠纷一案,法律关系错综复杂,既涉及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提单批注问题,又涉及国际贸易合同关系。广西土产分公司作为国际贸易关系中的卖方,将一万五千多吨散装薯片交到承运人五洋信托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的“星马”轮上。该举木薯片经过我国商检部门的检验,质量符合出口标准,但部分木薯片有表面霉迹。“星马”轮船长依据木薯片外表状况签发不清洁提单,于是产生了损失达二百多万元的重大纠纷。如何适用准据法是该案的关键性问题。法院审理认为,一该案发生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与国际贸易两种类型合同行为的交汇点上,案件的当事人受不同的合同约束,体现了不同的法律关系。根据当事人对合同准据法的约定,木薯片买卖合同实行“F、o、B,S、 T加保险”价格条件,这是国际贸易术语“F、o、B”的特殊形式。而作为海上运输合同证明的提单,规定承运人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免责适用1924年的“海牙规则”。所以,该案划分责任的准据法是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和1924年“海牙规则”。广西土产分公司作为交货者既体现国际贸易合同中的卖方身份,又是国际海上运输关系中的托运人身份,它要受双重法律关系的约束,要以国际贸易中“F、o、B”价格条件和“海牙规则”规范自己的行为。对五洋信托。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来说,它是国际海上运输中的承运人,应该受“海牙规则”的约束。广西海事法院根据国际商会“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和“海牙规则”,认为“星马”轮船长依据装船木薯片的表面状况,签发不清洁提单,符合国际航运惯例作法。广西土产分公司应该提供不仅质量合格,而且表面状况良好的木薯片装船,以取得清洁提单。广西土产分公司只注意木薯片的质量标准,而疏于木薯片的表面状况,不符合国际贸易术语中“F、o、B”价格条件对货物卖方的义务要求,而以木薯片的质量标准对抗船长的提单批注权,又有悖于“海牙规则”的有关规定。对此,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涉外海商合同案件审判实践中,当双方当事人没有选择准据法时,海事法院坚持“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海商合同案件的准据法。“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国际私法的一条重要原则。按照“最密切的联系原则”确定的合同准据法更趋客观、合理,更能适应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涉外海商法律关系日趋复杂的客观情况和需要。涉外海商合同纠纷案件比较复杂,相关因素很多,如何准确地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对海事法院来说,有一个全面分析,相互比较,准确选择的执法思考过程。从司法实践看,海事法院审理涉外海商合同纠纷案件主要考虑的相关因素,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合同签订地。在现代交通通讯十分发达的情况下,国际海商合同的签订,有时是双方当事人在异地通过函电往来形式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就可能因双方所在国的法律规定不同而产生分歧。合同签订地法是衡量一个合同在形式上是否合法有效的依据。
  (二)合同履行地。国际私法的原理表明,确定法律关系的场所,从而决定应适用的法律都是依据一系列表现于外部空间的连接点。就涉外海商合同而言,其表现于涉外的因素,除了违约行为外,使该合同特定化的最有重要意义的行为就是履行行为。因而在当事人无明示选择时,考虑适用履行地法更合理,它能弥补隔地合同所产生的缔约地难以确定的缺陷。
  (三)当事人所属国。当事人是订立和履行海商合同的主体,当事人的缔约能力和履行行为都要受其所在国法律的规范。因此,确定海商合同的准据法,当事人所在国法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
  (四)法院地。法院地往往与涉外海商合同纠纷案件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通常情况下,法院地就是合同履行地或合同纠纷发生地,即合同纠纷一产生就在当地法院诉讼,这里体现了与合同纠纷紧密联系的场所关系。适用法院地法符合我国民诉法的两便原则,即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法院审理,在某种情况下,也便于审判结果的执行。
  (五)船旗国。这是涉外海事审判中选择准据法的特殊因素。对出于船舶航行必要而订立的合同,以及船舶抵押合同,在当事人没作法律选择时,海事法院根据国际惯例适用国旗法。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以上五种相关因素都是海事法院应予考虑的,通过反复比较,从中确定与海商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具有最密切联系的连接点,进而确定应该适用的准据法。比如,上海海事法院受理的美国欧文信托公司诉利比里亚詹尼斯运输公司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欧文信托公司以被告不履行船舶抵押合同,拖欠贷款本息980万关元为由,请求上海海事法院扣押并变卖被告所属抵押船舶“奥帕尔城”轮。上海海事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利比里亚派里昂·格莱特运输公司以其所属的利比里亚籍“奥帕尔城”轮作为抵押物,在美国纽约向欧文信托公司贷款815万美元。双方向设在美国纽约的取比里亚海事委员会办公室进行了登记,并就达成的船舶优先抵押协议,制作了相应的抵押文书。该文分载明,派里昂·格菜特运输公司违反抵押合同时,欧文信托公司有权宣布所有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均已到期。要求一并偿还本息,并行使利比里亚海商法或其他任何准据法赋予欧文信托公司抵押债权人的权利。后来,欧文信托公司与派利昂·格莱特运输公司将“奥帕尔城”轮及船舶优先抵押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被告詹尼斯运输公司,并签订了转让合同。合同载明:欧文信托公司作为“奥帕尔城”轮的抵押债权人,同意派利昂·格莱特运输公司将该轮及船舶优先抵押的权利和义务全部转让给詹尼斯运输公司,并办理了该轮的转让手续。1985年9月,租船人以其海事请求权申请上海海事法院扣押了“奥帕尔城”轮。随之,欧文信托公司以被告不履行船舶抵押合同为由。向上海海事法院起诉,请求变卖抵押船舶“奥帕尔城”轮,优先受偿被告所欠的抵押债务。该案是一宗外国当事人之间的船舶抵押合同纠纷,其相关因素很多而且复杂,如当事人所在国涉及美国和利比里亚,船舶抵押合同签订地在美国,詹尼斯登记机关又属利比里亚,船旗国是利比里亚,船舶扣押地和法院地均在我国。上海海事法院排除了适用内国法和美国法,而确定利比里亚法为准据法。其考虑的因素是,第一,船舶抵押合同应适用船旗国法;第二,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抵押债务人所在国是利比里亚;第三,合同的登记机关是设在关国纽约的利比里亚海事委员会;第四,抵押合同明确规定,抵押债权人可以行使利比里亚海商法或任何其他准据法规定的抵押权利。综上所述,与船舶抵押合同联系最为密切的是利比里亚法。上海海事法院根据利比里亚共和国法律规定,确定了欧文信托公司对“奥帕尔城”轮的优先请求权,判决欧文信托公司从变卖该轮的价款中优先受偿88万美元。
  应该指出,在审理涉外海商合同纠纷案件时,不论是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还是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都不得过:反我国的公共秩序及有关法律规定。对于凡违反我国公共秩序的准据法,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于以排除,这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私法领域的体现。在这方面,我国海事法院严格地实行了“公共秩序保留”的国际私法原则。1989年元月,广州海事法院受理了海南省木材公司诉新加坡泰坦船务公司、达斌私人有限公司海运欺诈纠纷案。其案情是,海南省木材公司向新加坡达斌私人有限公司签订了购买坤甸木的合同,合同规定采用信用证方式付款。后来,达斌私人有限公司利用泰坦船务公司签发的提单及其他单证到新加坡结汇银行结汇。结汇银行要求开汇行中国银行海日分行支付货款183万美元。海口分行经审查,全部单证符合信用证要求,于是通知海南省木材公司付款赎单。而海南省木材公司通过调查了解到,卖方根本没有装上货船,所提供的提出及其他单证全系伪造。于是拒不付款赎单,同时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申请冻结信用证项下货款。广州海事法院进行了认真审查。按照国际上长期广泛适用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规定,银行信用证是银行以其自身信誉向卖方提供货款保证的一种凭证,是国际货物买卖中常用的付款方式,也是我国对外贸易中常用的付款方式。信用证是独立于买卖合同的单据交易,只要卖方所提交的单据表面上的符合信用证的要求,开证银行就负有在规定的期内付款的义务。如果单证不符,开证银行有权拒付,无须由法院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但是,本案有关的证据证明:签发的假提单进行欺诈,如果适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处理本案,那么欺诈行为就会得手,海南省木材公司的合法利益就要受到损害,这样做,显然与我国的社会公共秩序和法律原则相违背。根据国际私法上公共秩序保留的原则,广州海事法院不予适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而适用我国民法通则和民诉法的规定,依法冻结了中国银行海口分行信用证项下的贷款,有效地维护了我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涉外海事侵权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
  海事侵权纠纷案件主要是指船舶碰撞,船舶触碰海上通航水域、港口的建筑物和设施,船舶损坏空中或海底水下设施,船舶污染海域等损害赔偿案件。对于侵权案件如何适用法律,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一条选择性的冲突规范,即“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按照这条规定,侵权行为的准据法可以选择侵权行为地法、当事人共同本国法和当事人共同住所地法。对海事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就一我国涉外海事审判实践情况看,对海事侵权行为也是采用侵权行为地法。形成这种做法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民法通则》第八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海事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是国家主权原则对海事审判的要求。第二,侵权行为违反了侵权行为地国家的公共秩序。当船舶发生侵权行为并对所在国造成损害时,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能照顾到侵权行为地国家的特殊利益。因为侵权行为地国家对于发生在境内的一切活动具有特别重要的利害关系,总是要尽力保护自己的公共利益和法律秩序。第三,审理侵权行为纠纷案件,使侵权人负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目的在于维护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平衡,而这种权利平衡恰好是在侵权行为地被打破的。第四、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便于查明事实的性质和确定法律的责任;从而有利于案件的审理。可见,侵权行为与侵权行为地法有着密切的联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对于解决侵权行为纠纷较为合理、较为有利。比如,上海市供电局诉巴拿马波罗的斯船务公司海事损害赔偿纠纷案,就是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为准据法的。1984年11月22日,巴拿马共和国波罗的斯船务公司所属的“阿加米能”轮,在上海港黄浦江锚地拖锚航行,钩断了上海市供电局敷设在水下的过江电缆,致使上海供电局所属供电所、高压工区以及南市发电厂7号发电机组与电网解列,造成附近部分地区停电,十四家工厂停厂,经济损失23万元人民币。上海海事法院立案后,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为准据法,认为巴拿马波罗的斯船务公司所属的“阿加米能”轮在黄浦江中拖锚航行,损坏了上海市供电局敷设的过江电缆,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十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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