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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谈谈资本主义律师制度
【英文标题】 On the Capitalist System of Lawyers【作者】 卢敏超
【作者单位】 香港中文大学【分类】 律师
【期刊年份】 1990年【期号】 1
【页码】 70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625    
  国内学者一般在论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律师制度时,似乎都普遍有一种误解,例如李文华先生主编的《中国律师学》就有这一段:
  “资本主义国家的律师是自由职业者,自己开业,自己经营。他们在刑事辩护中的地位是为被告人“包打官司”,同被告人是一种雇佣关系。他们不顾事实真象,挑词架讼,完全成为被告人的代言人。由此可见,我国的辩护律师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辩护律师在根本性质上是不同的。”(第86页)
  其实一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律师,都普遍有两种法定的专业责任:(一)维护法律和司法公正的责任:(二)为委托人维护和争取个人合法权利的责任。这两种责任在原则上可以说不但没有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作用,正是为了确定和保障公民的权利,维护法律和司法公正,亦即是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而为公民在维护和争取合法权利中,亦从而肯定了法律的权威和司法制度的公正。
  当然这些原则的确立和体现,在不同社会中都可能有程度上的差异,同时亦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压力,导致一些过份强调个人利益的现象,而上述两种责任相辅相成的关系,亦可能在个别情况下被忽略了。
  不过这种体现程度上的差异,并不等于根本性质上的不同。其实律师是任何辩护制度中的重要角色,如果律师都可以妄顾司法制度上维护公正和判辩事实的基本要求,任意颠倒是非,误导裁判者,那么这个制度必然不再令人信服,威信大失,甚至所颁命令,亦每每需要动用武力,才能勉强执行。一个制度到了这个地步,可以说已经陷入了存亡危机,而这种情况,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愿见到的。
  综观一般稍有历史的资本主义司法制度,大都拥有维护本身尊严和维持律师纪律的权力。笔者对香港和英国的制度较为熟识,所以希望能籍本文简单介绍一下这两制度的一些原则,并将一些粗浅的看法提出商讨。
  英港律师与司法制度
  英港两地的律师,都是分为两个不同专业,一是普通律师(SOLICITORS),是直接承办一般代理和诉讼事务的律师,另一是必需由普通律师转聘的大律师(BARRISTERS),是有资格出席高等法院法庭的辩护和诉讼律师。
  英国的律师(SOLICITORS),在法律上的地位是法庭授职人员(OFFICERS OF THE COURT),由法庭批准执业,对于律师的纪律问题,法庭拥有直接的制裁权力。[1]香港秉承英国传统,律师制度和英国类似,律师作为法庭授职人员的地位和法庭的制裁权力,都以成文法例的方式,加以确定。[2]
  英国的大律师(BARRISTERS),传统上都分别是业内的四个独立法学院的成员,一切训练、执业和纪律权力,原则上都由法学院保留。不过英国的法官,除了一小部份初级法庭法官外,全都是大律师,而这些曾经执业的法官,就任之后大多都会在法学院里担任管理委员(BENCHERS)职位,所以英国法庭对大律师纪律的控制能力,和对普通律师的权力相比,可以说是更为强大和根深蒂固。
  香港没有英国式的法学院,而大律师的执业和纪律控制权力,都直接由高等法院拥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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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律师和大律师不仅和委托人有专业关系,对法庭以至整个司法制度更有一种植根于制度架构上的基本关系。
  诉讼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
  英港制度中的重要诉讼工作,大部分由大律师出任咨询,同时在法庭上的控诉和辩护工作,亦大部份由大律师担任和处理,而大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尤为特殊。
  大律师是专门担任诉讼的专业人员,规定必需由律师转聘,委托人不得直接聘用,所以委托人和大律师之间,没有合约关系,同时大律师和律师之间,也只有专业道义关系,并不存在合约关系。这种特殊地位,令致大律师不能利用一般合约法下的权利,向任何人追讨费用。
  除此之外,为了确保大律师的独立性,使他们能无畏地维护司法公正,大律师在法庭内的诉讼过程中,一律毋需对委托人、委托律师或任何其他人等,负过错赔偿的责任。[4]而当一位普通律师在一些较低级的法庭从事同类的辩护诉讼工作时,也享有相同的免于被控索偿的特权。[5]
  所以从法制原则的观点去看,如果将辩护律师形容为“同被告人是一种雇佣关系”或“完全成为被告的代言人”,其实并不大正确。
  律师的独立性问题
  资本主义国家的律师多是“自由职业者,自己开业,自己经营”但这种制度的用处,是更能保障律师的独立性,使律师更能在不受第三者的影响下,无畏地尽力地为委托人辩护。[6]
  所谓“独立性”,是指独立于国家控诉机构。法律工作者应为国家服务,但国家并不等于检控机关,司法组织也是国家的重要部份,一般老百姓更是国家的成员,司法制度的作用,是要审核每宗案件控诉的确实性,律师如果要真正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利,就不能从控方立场去处理辩护的工作。如果律师受聘于行政机关,就很有可能受到聘用机关的政策或其他条件的影响和规限。
  其实这种保障律师独立性的制度,在香港和英美国家来说,都和这些国家本身司法制度的特色,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研究律师制度时,不能只看律师而不看司法制度的其他方面。
  英美等普通法国家将审判和辩护的功能,严格分开。审判的任务,只属于法官或其他法定裁判者,例如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在未经法庭定罪之前,一律假定完全无罪,所以他的罪不应由一位律师私下决定,而应循正当司法程序在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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