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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台湾政治变化与中国统一问题的法律探讨
【作者】 廖光生【作者单位】 香港中文大学
【分类】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期刊年份】 1989年
【期号】 6【页码】 48
【摘要】

廖光生博士系台湾省云林县人。早年就读于台湾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赴美密西根大学深造,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现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执教,为该系高级讲师。廖先生近年来经常在港、台杂志发表关于如何实现祖国统的论文一。本文系应本刊特约编辑郑宇硕博士之约而特为本刊撰写的。

如何实现祖国统一?中共中央早就提出“一国两制”的方针,并已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的征求意见稿之中。但台湾当局执意不接受这一方针,而台湾一些学者则主张通过“部联”来实现祖国“统一”。廖光生在本文中提出“邦联”作为实现“统一”前的过渡形式,可以说是一种折中方案。

按照现代国家学说,“部联”乃是国家间的联合,而非统一的民族国家。因此,实现中国统一,无论从理论或实践上说,“一国两制”的方针看来是不能回避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573    
  一、导言
  自从一九七九年北京开始采用和平统一政策进行统一台湾的工作。当年元旦,人大常委会曾宣告“告台湾同胞书”和其他文献,一九八一年九月叶剑英宣布“九条”方案要求“三通及设立特别行政区”,[1]一九八二年底配合中英谈判收回香港,中国提出以“一国两制”完成国家统一的战略,同时展开以“一国两制”统一台湾的宣传。当时的重点集中在国民党的领导阶层。北京以为只要说服蒋经国等国民党要员与北京合作,建立第三次国共合作,统一台湾即垂手可成。但是台北一直拒绝与北京接触与谈判,令台湾问题没有任何重要进展。在一九八七年底,国民党由于内部压力突然开始放松政治控制,宣布开放大陆探亲与欺诈反对党的成立,走向民主化。使台湾人民大量返回大陆探亲。同时间接贸易迅速增加,使两岸关系突然展开一个新的纪元。[2]
  自从一九八八年一月蒋经国逝世以后,台湾政局变化很大,统一问题也随着改变。第一、不像以往那样统一主要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问题。今后台湾的政治发展将循着宪法的架构进行。在台湾,今后已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台湾前途。一切重要问题,包括统一与两岸政府关系问题均需通过正当的政治法律程序才能解决。换句话说,统一问题除了执政党的决策以外,尚需立法院多数通过才能成立。第二、自从国民党十三大以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的中央委员大多数是在台湾成长的新一代,其中常委近一半是台湾当地人。这一新的领导层意味着今后台北领导阶层浓厚的地方色彩。这将令台北政府今后对统一与两岸关系的问题上采取强烈的保证地方利益的政策。[3]以上两点对统一问题带来颇大的打击。北京政府如何应付将决定未来中国统一的前途。本文将讨论“一国两制”对台湾的适用性并建议双方建立“邦联”制度,保障两岸政治经济的安定,促进两岸人民平等互惠,达成中国人的统一。
  二、台湾的民主化对中国与香港的启示
  一九八六年十月中旬台北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解除实行了三十七年的戒严令及允许成立新的政治组织的两项议案,代表着走向民主化的里程碑。
  三十几年来,台湾的经济发展是采西式的自由经济模式。在科技及资金上与美、日关系非常密切。除了经济上的关系外,多年来台湾社会亦深受美国的民主政治思潮的影响。与以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经济上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经济繁荣刺激了许多社会需要。社会活动随着经济发展迅速增加。人民除了基本生活以外还需要许多社会生活。由定期的“吃会”演变成定期的社会性集会,由经济性组织演变成半政治性组织。关心社会,政治前途的人筹办政治集会日益频繁。[4]这些是近几年来台湾社会的新发展。与以往比较,这些都充分的反映目前台湾社会的明显变化。这种新的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冲击政治上的禁忌。另外,自从中英协定签订,决定香港一九九七年以后的命运,北京“一国两制”的宣传亦进一步刺激了台湾居民,引起了他们对前途的关注。
  许多海外报导对台湾的政治情况不甚清楚,常把党外或一些提倡革新的人误为台独或左派。其实目前台湾提出政治革新的趋势主要是朝向西方的自由民主。一般非国民党的政界人士所要求的是政治民主化,令更多的地方人士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建立更完善的民主制度。
  在目前社会与经济环境下,国民党修改其一向的强硬政策是非常明智的。首先,废除戒严令很明显的可以进一步容纳异己,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官民之争,促进更大的社会支持,这样可加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对台湾上下各阶层人士都是有利的。其次,积极的方面,国民党这种较开放的政策可以削弱一些批评,加强说服力,并可争取一些游离分子的支持。从整个台湾社会长远看来,部分党禁开放可以促进新的政治力量,对今后走向民主政治是有利的。目前台湾的前途需要联合各种政治力量共同努力。新的政党虽然未来的发展目前仍不清楚,但至少可以负起政治监督的作用,激发竞争的意识,防止国民党老化的趋势。从这个角度看来,新政党的成立对台湾的政治发展将提供新的活力,使政治上的进行更加健康。[5]再其次,政治上的开放可以获得国际上更多的支持,有助于打破外交上的孤立。今后台湾的经济发展需要与西方国家建立坚固的经济关系。政治上开放,可促进台湾与西方国家政治关系的改善,从而加强经济关系。这对台湾未来在国际上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在台湾许多人认为华盛顿与北京虽然在对抗苏联扩张采同一阵线,但两地在思想上与政治上距离甚远。台北如能朝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在面对共党威胁之下,必能获得美国更大的支持。[6]当然这要看今后台湾政治的发展而定,目前恐言之过早。
  目前台湾有雄厚的经济资本,但是要维持这种繁荣与安定需要各方面的支持与合作。一九八六年在国民党中常会中,蒋经国曾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这种强调“民主宪政体制”的说法,说明国民党正努力从一个革命政党变成一个民主政治的执政党。以后台湾将渐渐走向开放自由的社会。
  台北当局解除戒严令及允许组织新政党,代表国民党高层加强政治革新的决心。近来北京与香港亦酝酿着政制改革。北京方面,最近改提“加强精神文明”,政治不见有任何改革的迹象。传说北京的体制改革已遭受许多阻碍。香港方面,一些资深政客大多毕恭毕敬,口谈政治,心想生意,尚不知政制改革为何物。在这一方面,台北国民党走前一步。对中国大陆,它代表着进一步走向西方民主政治,与北京的社会主义民主划清界线。如果北京踌躇不前,双方距离相去将更远。台湾迈向民主政制对香港与中国大陆人民都是一件重大的启示。谨防骗子
  三、“一国两制”与台湾的抗拒
  这儿年来,两岸人民间的来往明显的超越了两个政府的关系。很清楚的,中国大陆的人口及领土远大于台湾。一九七九年中国主动的放弃“武力解放台湾”而改为“和平统一政策”,而不是台湾逼北京放弃的。台湾从中国感到的威胁太大,随时都采防卫的政策以双小能采主动。因此北京对统一所采的政策是正确与否将决定两岸政府今后关系发展。所以必须探讨北京目前的“一国两制”的可行性。
  前述“一国两制”本来是北京为了收回香港并保持香港的安定与繁荣而采用的新策略,而不是一种制度。这种构想是否行得通要待一九九七以后一段时间才能下结论。目前北京亦以“一国两制”的政策应用地统一台湾,无意中已把统一台湾的计划推延到一九九七以后,按“一国两制”办事。因此没有人可以证明“一国两制”的实用性。
  从目前情况看来,北京如果没有进一步修改其单一制的政治体制,则台北亦很难接受“邦联”的构想。因此北京要突破目前的僵局,必须作出更灵活的决定,采用更实际的概念,两岸政府关系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邓小平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于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东西能接受?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方式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7]
  他又明白的指出:“香港这个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用“一国两制”的方式,他们应该是能接受的。蒋经国提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现实吗?你那个“三民主义”在中国搞了二十七年,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年,中国搞成了什么样子?“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是一九四九年。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社会主义、共产党。“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最近一个外国人问我,台湾问题是不是同香港一样?我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内容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前几天我同另一个外宾也谈到台湾问题。我说,我们坚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放弃用和非和平的方式统一台湾。”[8]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英联合声明,彭真、邓颖超会见港澳记者时。有失香港问题,人民日报报导:有记者问,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宪法是不是矛盾?彭真说,不矛盾,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这是依据宪法的第三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规定,是实施宪法。香港和台湾,就是不能搞和大陆一样的制度,否则就不符合那里的实际情况了。保持香港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是从实际出发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香港可以搞资本主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实行高度的自治,由香港人自己管理,港人治港。
  至于台湾问题,邓颖超说:“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性质是不同的,要区别开来。台湾问题是我们国家内部的事情,没有领土主权的问题,而香港是中英两国间通过谈判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归还我国的领土和主权。当然,设立特别行政区的原则,也适用于台湾,对香港的三个不变,也适用于台湾。
  邓颖超说,处理台湾问题,我们是照顾到台湾各个方面利益的,叶剑英委员长的九条,讲得很清楚,包括外商在台湾的投资,我们都考虑到了。我们对台湾是仁至义尽的,但总不能我们一厢情愿。我们热诚希望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来实现祖国统一。
  重要的是,双方需要接触,我们欢迎台湾能派出有代表性的人士来北京,或到其它地方和我们相谈,我们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10]
  从以上北京三位领导人的话看来,“一国两制”是北京目前统一香港与台湾的政策,并非一种制度,而“一国两制”的定义本身是有些含糊不清的。由于中国大陆的学者缺乏学术独立性,所以敢客观研究“一国两制”的人并不多。批评其可行性的文章更少。王邦佐与王沪宁对“一国两制”认为:“一国就是讲国家主权的不可分性和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同时他们还强调国家的单一制,他们指出:“国家的主权属中央,而实行不同制度的地区则可享有中央授与的高度自治权”。[11]根据这些资料翁松燃指出两点:第一、“一国两制”的涵义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根据自己宪法、法律的明文规定,容许其一个或多个部分地区实行基本上不同于国家一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但是这些地区的政府是这个国家的地方性政府,除非依法由中央例外授权,不能行使国家主权。第二、“一国两制”的概念排斥复合制的邦联、联邦。只要与单一制的原则和主权在中央的原则相违背的,它一概不能接受。[13]可见,“一国两制”仍不超出中国封建传统的“大一统”的思想。
  客观上说来,台湾对其未来的政治前途比香港是有较多选择的。首先,台湾与中国大陆一海之隔,使台湾在自然条件上比香港具有较大的分离性。中国大陆要用武力横渡台湾海峡并非易事。何况台湾多年来已建立了相当现代化的防卫力量。第二,目前台北政府具有相当稳定的政治组织。虽然台湾目前亦处于政治的过渡时期,但国民党目前仍有能力控制大局,维持社会程序及促进经济繁荣。目前中国大陆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非常不易的。第三,目前台湾虽在国际上备受孤立,但其在国际贸易发展迅速。其贸易总额已达八八0亿美元,居全球第十三位。台湾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已超过五千美元。人民生活舒适、安定。这远超出目前中国大陆人民的生活水平。两岸人民生活差距甚大。这些客观条件令台湾人民与政府抗拒北京政府的领导与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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