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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山东审判)》
关于司法公开中国模式的调查报告
【副标题】 以裁判文书上网得失为视角【作者】 张继明李娜徐芃
【作者单位】 山东省东平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山东大学{在职法律硕士}山东政法学院{教师}东平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分类】 司法制度【中文关键词】 司法公开;文书上网;中国方案
【文章编码】 1674-3156(2019)06-057-06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57
【摘要】

司法公开作为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保证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人们的权利意识增强,司法公开工作取得较大进展,法院在扩大司法公开范围的同时创新了司法公开的方式,推进了司法公开进程。裁判文书上网作为司法公开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人民的司法视野,引领了司法改革的方向。本文以裁判文书上网为切入点,管窥当前我国司法公开的隐忧与出路。笔者通过实际调查、访谈等田野调查方式深入了解当事人-围观群众、法院工作人员、法律服务从业者三大类群体对裁判文书上网的态度,归纳总结了当前裁判文书上网的现象及存在问题,并剖析了当前以裁判文书上网为代表的司法公开隐忧背后的原因为司法民主与法官压力、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保密需求、整体审判管理业务与业务部门要求等“二律背反”矛盾使然,将目前司法公开面临重重障碍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充分暴露。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完善的司法公开具体规则、构建循序渐进的司法公开中国模式、加强司法公开的技术支撑、健全司法公开监督制约机制、平衡司法民主与隐私权保护、提升法官审判能力和责任意识等举措,为司法公开提出了中国方案。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5620    
  

引 言

在现代文明已经被普遍认同、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已经成为司法公开改革进程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司法公开理念下,文书上网作为司法公开的起始,既是法律适用的公开,也是司法行为的公开。截至2019年5月23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裁判文书已达67056745篇,其中刑事文书7964262篇,民事文书42474825篇,行政文书2028710篇,赔偿文书58502篇,执行文书14396867篇,其他文书133579篇。改革注定是一个“试对”也是“试错”的过程,难免遭受阻力与障碍,裁判文书上网数量日渐递增助推了司法公开向前迈开一大步,与此同时也面临重重考验与困境。这是由此肇始的我国司法公开的一个缩影。笔者意图通过从总结文书上网的得失开始,给当前的司法公开工作提出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一、实践检视:从田野调查中的文书上网得失谈起

笔者从裁判文书上网现状入手,结合自身工作环境和经验,主要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以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一手资料,并加以整理、分析、归纳。通过发动众多同事,在法院人员、法律从业者、当事人、社会公众等群体中进行了匿名问卷调查,以期获得有价值的数据。调查过程中共发出问卷800份、收回有效问卷716份,调查结果为:

(一)形同水火:当事人-围观群众对文书上网之态度

通过陆续向前来法院的“当事人”发放调查问卷150份,收回有效问卷116份,关键数据如下:

从调查问卷情况来看, 67%的当事人对于自己的案件裁判文书上网持消极态度,不愿意上网的主要原因表现为两点:一是国人的“无讼”观念使然;二是担心私人信息暴露于众会给自己造成不良影响。当事人自身利益的考虑是其不乐见文书上网的直接因素。

(图略)

图表一:对自己案件文书上网的态度

(图略)

图表二:对他人案件文书上网的态度

问卷数据显示,半数以上受调查人对他人裁判文书上网表示赞同,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一是希望法官判决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监督,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二是通过查阅裁判文书了解法律知识,维护自身权益。此处不难发现,以潜在当事人为代表的公众对司法公开具有强烈的期望。当事人从司法大数据中稳定解纷预期、司法大数据的应用领域越发广泛,[1]文书上网的作用日益显现。笔者使用最高人民法院、新浪网联合调查的“文书公开网络调查问卷”,[2]通过普法宣传,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座谈时发出问卷300份,即时收回291份,除少数选择不关注者以外,91.69%的被调查人都赞同他人文书上网,这是围观群众的普遍心态。

为详细了解态度背后的思维逻辑,笔者采用访谈方式进行了代表性调查。

访谈对象甲: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夫妻本是同林鸟

访谈方式:信访接待。

访谈内容归纳:甲所在的民营企业,2016年向A银行贷款30万元,后因未能及时还款被诉至法院,判决后及时履行了偿还义务。2018年再次向银行贷款时,多家银行因查询到上网裁判文书,以信用不达标为由拒绝放贷。甲多次前往法院申请撤回上网文书。法院以不符合条件为由不予撤回。甲认为文书上网是法院内部的事不应当影响其贷款权利,扬言如再不撤回将赴省进京上访。

文书上网本不会影响其正常贷款,却在现实中因为银行的“懒政”发生了。据不完全统计,当事人以此理由要求撤回上网文书的情形在我市多个基层法院都发生过,每年有数十起之多,大都经承办法官或审判管理部门说服没再坚持。

(二)几多忧愁:法院工作人员对裁判文书上网的态度

笔者向200名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发放了“文书上网意愿调查问卷”,并对180份有效问卷进行了梳理分析。

(图略)

图表三:对自己办理(参与)裁判文书上网的态度

从调查情况看,72%的受访人不愿意将自己办理或参与的裁判文书上网,只是碍于内部要求不得不完成上网工作,这背后是无数个担心:法官作为案件的裁判者,是案件的直接责任人,文书上网后,一份裁判文书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的检阅,无形之中为公众提供了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不计其数的相似案件做对比、考量的机会,给法官带来不小的压力,担心无法保证裁判统一引起公众误解,担心当事人上访闹事接踵而至;法官助理在法官的指导下协助法官起草法律文书及其他案件管理工作,同样担心裁判文书质量;书记员同样担心出力不讨好。

为进一步深入了解真实想法,笔者通过访谈形式,就裁判文书上网深层问题展开洞察探究。

访谈对象乙:笔者同事,80后法官,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工作积极主动。

访谈方式:工作之余闲聊。

访谈内容归纳:法官乙坦言,裁判文书上网可形成司法公正的倒逼机制,有利于确保法律的正确统一适用。然而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流通速度超乎想象,裁判文书上网让审判揭开了神秘“面纱”,法院的一举一动受到公众密切关注,文书中每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即使自信的文书说理,面对舆论的吐槽与指责,也难免患上“网络恐惧症”。[3]法官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与之而来的压力还比如,某单位领导是被告,碍于面子,多方打听主审法官要求撤回上网文书,顶住压力严格执行了规定,这“面子”就无法兼顾。

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写“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基层法官裁判顶住压力后又坚持文书上网,其人际关系因此面临更大的挑战。虽然在问卷调查和访谈中,法院工作人员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他们的担心,但不得不承认,他们承受的种种压力确实存在。

(三)进忧退亦忧:法律服务从业者对裁判文书上网的态度

向150名诉讼代理人发放了调查问卷,这些代理人有的来自周边县市区,有的来自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有执业多年的资深律师,也有初出茅庐的实习律师,还有不具备律师资格的法律工作者。经过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29份。

(图略)

图表四:自己代理的案件裁判文书公开情况

经统计,52%的法律服务从业者表示其代理案件的裁判文书在网上予以公开了,仅有1%的受访者表示其代理案件的法律文书未公开(其中可能包含不予公开文书)。

(图略)

图表五:对裁判文书上网的意见

从图表五不难发现,过半数受访者赞成文书上网,但维持现状即可;29%受访者赞成文书上网,但要改进完善。绝大多数法律服务从业人员赞成文书上网,他们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阅相关裁判,能够从司法大数据中稳定解纷预期,为所代理案件寻找依据和理由,使自己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成功代理一个典型案件,可以借助上网文书展示自身水平、提升知名度,特定情况下,甚至可以借此监督达到更多的目的,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接受对其失败代理的公开,而且,法律服务从业人员根据当事人的授权进行诉讼活动,部分当事人要求代理人给法官施加压力不公开文书,也具有一定传导作用。

当前裁判文书上网呈现出的问题,在整个司法公开中普遍存在,甚至可以说,与已经逐步成熟的文书上网相比,司法公开的其他工作问题更多。

二、成因剖析:内在动机与实践操作的二律背反

“二律背反”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的,是指在相互联系的两种力量之间存在的相互排斥现象,这两种运动力量之间呈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相背相反的作用。[4]静心沉思,当前裁判文书上网及司法公开的其他工作呈现出的这些问题,究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一对对“二律背反”矛盾使然。

(一)二律背反之一:司法民主与法官压力。正如马丁·P·戈尔丁在《法律哲学》中所言,“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被看得见的方式实现。”[5]文书上网公开的价值正是在于让普通公众以看得见的方式感受司法的公正性并接受监督。网络平台是一个面向不特定多数人的公众平台,公民可以通过查询裁判文书的信息,切实感受到司法的民主性,并进行监督。[6]文书公开是公众监督司法工作的基石,有利于推动我国司法的民主化进程,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引领着司法改革的方向。

裁判文书是法院审判工作的最终“产品”,几乎承载了全部诉讼活动。从法官工作量来看,伴随社会矛盾频发,法院受案数逐年增加,尤其是基层法院法官每年承办几百上千的案件,每天要完成开庭、裁判等众多任务,文书上网又给法官增加了有形无形的工作量。从法官承受的压力来看,裁判文书上网,意味着无论优与劣,都将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中国裁判文书网既是展示自身精湛业务的平台,也成为晒出自身不足的“曝光台”。因汉字多义引起公众误解,法官助理、书记员失误上传文书错误,判词说理不到位影响文书质量,新闻媒体炒作、当事人缠访闹访等等一系列随时可能引爆的不定时炸弹,向法官发出严峻挑战。从法院内部考核来看,文书上网率直接与法官业绩挂钩,裁判文书因存在重大的错误而引来社会公众的负面评价或新闻媒体的负面炒作,会给法官的年终考评甚至升迁带来不利的影响。一边是上层力推的司法民主与公开,一边是不断加码的法官工作量及必须迅速提高的裁判说理、庭审驾驭等司法能力,两者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二律背反之二: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保密需求。裁判文书上网给社会提供了一个齐全、系统、权威的裁判文书库。对法官的法律适用、裁判说理等能力及职业操守提出了较之前更高的要求,也是防止法官渎职、迫使其严格审慎依法办事的必要手段。不仅如此,在自媒体盛行的时代,随着文书公开力度的不断加大,公众参与监督的热情也空前高涨,利害关系人及社会公众能够全方位审视案件的是非曲直,对案件审判结果充满个人期待,随之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然而,公众期待与审判工作关注的焦点不尽相同,公众更多关注案件审理中的道德问题,当事人基本信息等细节,而法官则从法律专业角度思考,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法律关系性质、犯罪构成要件等依法裁判。道德难免与法律有所出入,最终导致裁判结果与公众期待相左。从许霆案,到“我爸是***”案、李昌奎案,法官符合法律规定的判决与公众的期待却有较大差距。但公众认为,法官就应该是锄强扶弱、铲除社会恶势力的权利守护者,一旦法官的判决维护了道德有污点或社会形象不佳的一方当事人,他们就会认为法官违背了正义,与社会黑势力同流合污,对司法机关不满的舆论便甚嚣尘上。[7]公众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稍不留神就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

在保障公众充分行使监督权的同时,还应当冷静思考一味满足公众期待,是否会对当事人的隐私权及其他正当利益构成威胁。文书上网规定强推文书公开的制度设计,导致实践中文书上网的工作重心直接倒向增加上网文书数量,重视文书上网而忽视隐私权保护的态势凸显。[8]法官若为舆论裹挟,容易造成公民监督权的无限滥用,将侵害当事人的隐私权,甚至危及本应受到保护的众多合法权益。庭审网络直播使公众知情权监督权得以更好发挥,但这种将案件信息完全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下的方式不能排除对当事人、证人日后生活产生影响,这与庭审直播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初衷相左。

(三)二律背反之三:整体审判管理与业务部门要求。当前有关裁判文书上网的法律依据较为薄弱,主要依靠最高人民法院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效力层级过低,笔者对现有法律规范梳理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5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条规定:“人民法院应该公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供公众查阅,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该条确定了法院具有公开义务,但是对于公开方式等内容未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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