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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商研究》
全球治理视阈下南海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
【作者】 涂少彬【作者单位】 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分类】 海洋法与空间法
【中文关键词】 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全球治理;价值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163
【摘要】

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将会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维护南海和平与安全的对话、协调与合作平台。在全球治理旧体系下,美国利用其所谓的南海控制机制干预和压制中国与其他南海周边国家共同建构区域性安全合作机制。要寻求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构的突破,并使之体现南海地区的秩序新均衡,在宏观的建构层面上,中国应从全球治理工具性联盟的协调与利用、国际法等规范性机制的调整与制定、价值共同体的培育与创建等层面来构筑顶层设计;同时,在微观的实践策略上,中国应坚持机会成本管理思维、层次区分与关联思维、多元立体协调一致思维与纳什均衡思维,在沟通和协调中与东盟国家共同确立有效的南海行为准则。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275    
  

南海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就南海的和平与安全建设进行对话、协调与合作的平台,它的重要功能是建构反映南海地区新均衡的政治与规则秩序,为南海地区提供长久的公共安全产品。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正在就南海安全合作机制的关键内容——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进行紧密磋商与协调。然而,对中国而言,南海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处于美国主导的既有全球治理旧体系的顶层框限[1]下,且受制于美国由来已久的所谓的南海控制机制,中国还需与东盟国家进行多方多层面的沟通与协调。故此,如何从学理上对既有全球治理旧体系及南海地区旧秩序机制与中国及东盟国家之间的南海安全合作机制的关系进行纵深分析,厘清其背后机理,提出应对的宏观战略及微观策略,为决策部门提供智力支持,尤为重要。

一、全球治理旧体系是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构的顶层框限

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法学者埃里克·波斯纳在论述中国崛起与国际法的关系时认为,由于既有的国际法与国际机构难以协调中国与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因此美国应放弃对国际法和国际机构的期待,进而通过寻求加强与中国周边的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越南和印度的经济、政治、军事关系,以在东亚地区制造一个北约盟国的雏形,来应对中国的崛起,维护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现状。[2]美国并非南海争端当事国,但美国将南海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置于作为崛起大国的中国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之间的竞争,以及维持所谓南海现状与改变南海现状的对立参照之中,并力图以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旧体系来包围、介入、干扰与压制南海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正因为如此,南海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必须结合全球治理的语境来分析。

(一)“南海仲裁案”是全球治理旧体系的功能性产品

2017年8月6日,中国与东盟国家就防止南海冲突的“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达成了一致。8月6日晚,东盟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公报,充分肯定了同中国一起制定批准的《“南海行为准则”框架》(以下简称《框架》),并首次呼吁“其他相关方”确保在南海行为的非军事化。[3]然而,就在中国与东盟庆祝会议达成共识时,8月7日,美、日、澳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公开借由南海问题挑战中国来破坏这一时刻”,并要求“中国和菲律宾遵守2016年的南海仲裁裁决”。[4]美、日、澳的这份联合声明对分析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旧体系及受其深刻影响的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代表性意义。

从国际法层面来讲,2016年“南海仲裁案”[5]不仅“管辖权存在着随意扩权越权的法律问题和法理谬误”,[6]而且“明显违反了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和逻辑,无论是在程序还是实体问题上都存在诸多滥用、歪曲和违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之处”。[7]即使是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奥巴马在亚洲问题上的主要顾问杰弗里·巴德在论述南海问题时也承认此案仲裁存在法理谬误,“国际仲裁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最好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8]

退一步来讲,2017年8月7日美、日、澳三国的联合声明也完全超出了国际法的范畴,因为无论是从仲裁本身还是从菲律宾的角度来看,如何处分仲裁涉及事项是主权范围内的事,他国根本无权介入。特朗普政府也承认:“仲裁只约束中国和菲律宾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这意味着任何其他第三国都不享有任何强制执行权。”[9]尽管如此,美、日、澳仍通过声明施加压力,意在继续把持通过仲裁提供的介入支点,彰显其全球治理与南海秩序供给者的身份,同时以此来损害中国的道德声望和全球形象。

“国际法不是在真空中制定的,它已为国际政治尤其是强权政治所渗透。”[10]对于“南海仲裁案”,法学界在学理、规范与技术层面的分析已经很充分,但通过分析既有全球治理旧体系的本质、构造和逻辑,将其扩展至全球治理层面的学术研究还不多见。更多有关国际政治、国际战略和国际法的英文文献资料研究表明,“南海仲裁案”不仅是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滥用国际法的恶意炒作,更是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旧体系[11]——以美国主导的强权政治为核心内容——运行的一个功能性结果。在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即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旧体系中,欧美等西方国家通过议题设置、议程推动、决策专断的形式主导着国际事务,并以对国际法的选择性适用来服务其主导的全球治理,因此国际法对其而言只是法律战的工具,“南海仲裁案”的本质是全球治理旧体系对中国建构反映南海地区新均衡的政治和规则秩序的挤压和制约。如果中国不能推动全球治理旧体系的改革,并通过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构南海地区新的政治和规则秩序,那么后续这类仲裁案可能应接不暇:在“南海仲裁案”后,菲律宾最高法院资深法官安东尼奥·卡比奥督促杜特尔特政府提出新的仲裁案,并向联合国就此前所谓的仲裁结果提出申诉。[12]不仅如此,美国还怂恿其他国家尤其是越南就其与中国之间的南海争端提出仲裁,[13]并利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法官大部分来自支持西方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家”[14]这一现实情况来影响国际法运行机制,从而压制中国、维持其在南海地区由来已久的控制地位。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南海仲裁案”绝不仅仅是一个谬误的国际法问题,它还是美国主导了70多年的既有全球治理旧体系下的一个功能性结果。这个旧体系以其权力架构凌驾于南海秩序之上,而这个架构是南海安全合作机制难以回避的一个负面顶层构造。

作为提供和平与安全等公共产品的协调平台,中国主导建构的南海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在南海地区践行全球治理的途径之一。而在全球治理的旧体系下,任何会带来传统国际秩序潜在变化的尝试都会受到旧体系和守成国的抵抗和排斥。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决定了在南海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中不宜对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旧体系进行全面解构,这意味着中国应剖析当下全球治理之本质,并通过深入研究公共产品的作用以达到在多个领域采取边际调整、在主要领域采取重点突破的方式来避免与旧体系产生直接冲突。

(二)全球治理旧体系的本质及其规范性分析

南海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为南海地区提供和平与安全等公共产品的协调平台。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军事战略上控制了南海,这一产品过去主要是由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旧体系及其之下的所谓的南海控制机制[15]供给的,它至今仍然强行为南海地区输出夹带私货的“公共产品”:在中菲南海争端中,由于担心中菲的“双边谈判限制美国能力的介入”,[16]搁置美国所谓的南海控制机制,因此美国运作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提起“南海仲裁案”,随之进一步强行为南海输出所谓的“公共产品”。

在英语学界,关于全球治理的定义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是规则制度本位倾向,其代表观点是全球治理是“人类活动所有层次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体系的总和”;[17]另一种是权力、权威与统治能力本位倾向,代表观点有“限制单边强权国(即美国)说”“南北权力冲突说”“全球政治统治能力再建说”。[18]第二种定义对既有全球治理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对于全球治理背景下东亚的中美竞争,美国军方的立场非常直白:“中美聚焦于东北亚与东南亚的竞争,在于争夺哪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更强,以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19]不仅如此,西方主流学界把国际社会类比为存在等级制度的社会共同体,这“意味着国家之间有相似的等级制度,而西方国家处于等级制度的顶端”。[20]因而,西方学界对全球治理本质的界定明晰而直接,“全球治理是国家之间和国家之上行使权力的结构和过程;全球治理的领导是创造和使用政治权威或合法权力来实现集体目标”。[21]质言之,全球治理的关键问题在于国家之间与国家之上权力和权威的行使。

在全球治理的问题上,一方面我们强调主权平等,不存在一个超越所有国家主权的全球政府;但另一方面,一些大国总力图谋求在国家之间与国家之上行使权力和权威,并将之视为全球治理的结构和过程,且这种状况更接近全球治理的现实。实际上,全球治理的权力和权威在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和超国家的统治这两个极点之间进行边际移动,也就是说,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决定了全球治理的权力和权威的均衡点,并且这一均衡点是动态变化的。因此,一旦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供给或需求中任何一变量发生变化,该平衡即被打破,全球治理即陷入追求超主权国家全球政府和个别国家谋求在他国之上行使权力和权威的矛盾之中。

由于国际法的自然属性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大国主导了全球治理的进程,大国政治也是国际民主政治的特定发展阶段,国际法的开放性导致了国际法主体的变革从而促进了国际法价值的发展。[22]美国霸权所主导的全球治理旧体系忽视了国际社会的民主化趋势,“夹带排他性私货……不允许触动他们的主导地位”,[23]不能顺应国际形势和力量的对比变化,严重扭曲了全球治理的供求关系,降低了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质量,提高了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成本。具体对东亚而言,“美国将东亚安全公共产品日益‘私物化’”,并通过“强化安全公共产品排外性,提高使用公共产品成本”。[24]推而论之,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旧体系凌驾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力图建构的南海安全合作机制之上,这势必加大这一机制建构与运作的成本与难度。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三)全球治理的层次与内在逻辑

在明晰了全球治理的性质之后,需要进一步探析全球治理体系的一般内在构造,进而厘清它对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构的影响。全球治理从社会基础、权威架构及其具体制度、宏观理念3个层面构成一个立体的权力与权威体系,它对应全球治理的不同层面,即全球治理的工具性联盟层面、国际法律与制度的规范性机制层面以及价值共同体层面。[25]

第一个层面是全球治理的工具性联盟,它主要是指主权国家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经济等方面的共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复合相互依赖中,工具性联盟必然向制度性安排溢出。全球治理的工具性联盟实际上是全球治理的权力与权威、法律与制度的自然状态和政治动力,它是大国主导全球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条件。同时,在国际社会,宏观的价值叙事或话语霸权又深刻地影响了工具性联盟的形成,并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国际规范机制的法理基础和价值渊源。工具性联盟可以表现为双边或多边的国家合作,也可以表现为功能性的国际组织,美国则通过在各个领域内的国家合作和国际组织中建立霸权地位为其主导的全球治理旧体系在工具性联盟的层面上提供便利。在南海,美国试图与东盟中的一些南海直接利益国建立联盟,然而在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旧体系中,这些国家并非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旧体系的主体,而是被治理的对象。在进行国际合作或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工具性联盟促成了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作为一种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增强了全球治理的规范性;作为新的法律主体,它也不断影响了全球治理的宏观价值叙事。在国际社会的实践中,经济领域的合作逐渐由低政治的功能性合作向高政治合作溢出,因此全球治理工具性联盟层面的溢出效应将为其规范机制奠定社会基础。

第二个层面是全球治理的规范性机制。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制度可被宽泛地定义为“一套规则集,规定国家之间合作与竞争的方法”,[26]其重要功能是“提供信息,减少交易成本,型塑预期,强调共同利益,提高国家行为的透明度”。[27]埃里克·波斯纳认为国际规范机制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并反作用于国际秩序,[28]这一观点近乎直白地诠释了美国官方与学界对国际法与国际制度的普遍看法。依埃里克·波斯纳的观点,国际规范机制本质上并不是中立的。推而论之,在国际规范机制层面内,全球治理各个层面的逻辑必然渗透到其中。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国际法运行的关键步骤往往与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其从制定到解释和适用均伴随着国家实力的较量、利益的分配与价值观的竞争;以国家共同意志为基础建构的当代国际法架构实质上更多地体现了大国的价值观与现实利益。”[29]国际规范机制作为全球治理中法治的一环,在形式和实质上都对全球治理的内容形成了影响和制约,进而使得全球治理的实践相对更加规范和可预期。但是“现存的国际法律规范,既有基本公平合理、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发展中国家权益的‘良法’,也存在不公平不合理、损害发展中国家权益的‘恶法’”。[30]

此外,从现实的国际社会来看,联合国安理会的决策机制是全球治理规范性机制层面的典型代表。在这个机制中,尽管中国拥有安理会表决程序中的否决权,但这种权力的本质是防御性的,对于中国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作用十分有限。不仅如此,美国经常联合西方发达国家,形成安理会之外的非正式机制,绕开大国协调机制展开行动,中国并不能充分行使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相匹配的实际权力,事实上削弱了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的力量,进而削弱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旧体系中的地位。中国在全球治理的规范机制中的处境反映出全球治理旧体系的局限性,即他国在国际规范机制层面中发挥的作用受到霸权政治的影响,美国往往力图绕过现有机制以非正式机制的形式逐渐压缩他国在大国协调机制中的影响力范围。长此以往,最终全球治理将演变为“西方治理”,“规范性”也将名存实亡,中国应及时、充分地发挥在现有机制中的优势,在预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国际规范机制进行霸权化演变的同时,积极协同南海周边国家建构新机制,为南海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提供规范性基础。因而,中国应通过对全球治理的改革以促进国际规范机制的边际调整,以使其更好地反映国际力量的变化,建构新的全球治理均衡,进而为南海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奠定良好的顶层架构。

第三个层面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共同体,这一层面是全球治理中大国确立其国际权威的软实力基础。就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构的外部障碍而言,目前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旧体系背后的价值共同体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全球层次。在这一层次中,美国有两个重要的战略支点:第一个支点是基于语言、种族、文化与传统紧密关联的联盟,即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国家联盟,主要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四国。这一支点是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旧体系的核心支点。第二个支点是美国的欧洲主要盟国,到目前为止,欧洲主要大国仍然支持美国为全球治理的主导性力量。有法国军方人士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旧体系在工具性联盟层面设置了一个全球性的战略挑战,为了抵消中国的影响,美国应创造一个全球性的战略联盟以保持欧亚的权力平衡。[31]这种观点在欧洲官方与学界很具有代表性。第二层次是亚太层次。奥巴马政府认为中国的崛起改变了美国独霸东亚的均衡,为了继续维持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战略,通过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的联盟关系,实施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32]奥巴马政府之后,特朗普政府加码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框架,在美日澳联盟的基础上加入了印度,试图强化围堵中国的力量。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旧体系背后的强大价值共同体,使得美国不仅在国际秩序中对中国的全球治理改革主张形成压制,而且“利用其主导的国际机构中的隐秘议程,压制中国崛起到应有的地位”。[33]这种隐秘议程相当于国际社会中的非正式组织、制度、关系与影响力,它更多的是建立在美国及其盟国之间内部的政治信任之上,它既能绕开正式的国际规范机制,又能对正式的国际规范机制发挥巨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力。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南海仲裁案”实际上就是这种隐秘议程操作的结果。就此而言,“南海仲裁案”在表达与包装美国的意图与目标上,不存在其他结果的可能性。

国外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上与美国的差距,不仅仅在于前者目前缺乏压倒后者的力量,更多地还在于中国没有清楚表达它独特的价值观以重构世界秩序,而历史上的大国一直是根据它们的价值观与利益来建构世界秩序的。[34]进一步而言,全球治理的价值叙事层面是全球治理极其重要的一环。美国在全球治理旧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不仅仅依赖军事联盟,也依赖于其软实力所建构的价值联盟。奥巴马在谈及美英与美欧联盟时就强调:“美英与美欧联盟不仅仅是军事联盟,还是价值联盟。”[35]类似的,作为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构的巨大障碍的美日同盟也建立在价值联盟之上。[36]正因为如此,中国要推进全球治理旧体系的改革,提高价值层面的宏观叙事能力不可或缺。

综上所述,全球治理体系的上述3个层次相互支撑、相互强化,形成一个从工具性联盟、规范机制到价值观念层面的立体权力与权威体系。目前这一体系由美国及其盟国所主导,而中国与东盟国家正在建构的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就处于这个全球治理旧体系之下,它必然面临着这个体系及相关守成国对它的各种包围、介入、干扰与压制。

二、美国全球治理的工具性联盟是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构的直接障碍

南海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不仅面临着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旧体系的顶层框限,还面临着美国在现阶段全球治理工具性联盟层面的阻碍,美国所谓的南海控制机制即为其具体表现形式。该机制自二战以来形成,是一个以全球治理旧体系为顶层架构,以美国及其亚太盟国为政治支撑,以美国与盟国的军事条约为法律保障,以美国军事力量为直接控制手段的区域秩序平台。这一平台是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构的最大的直接障碍。

(一)美国工具性联盟的南海实践:美国所谓的南海控制机制与“成本强加战略”

根据美国目前对全球治理的深度和效果之理解,其并没有为解决全球问题和处理世界公共事务提供责任和义务,而是通过全球治理将其霸权治理模式运用在诸多领域之中。简言之,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旧体系是以美国自身利益为基准,选择性地参与全球治理,利用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来实现自身利益的体系。该体系的核心是将全球治理工具化,并以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形式将其自身的权力和权威施加在其他国家间和国家之上。而美国所谓的南海控制机制则是美国对南海各国施加权力和权威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该机制背后隐藏的是美国对中国在南海争端和南海问题上所推行的“成本强加战略”。中国与东盟国家要在南海地区建构新的秩序机制,就必须厘清南海地区既有公共产品的存在现状,同时对南海利益相关方的立场、态度、策略以及力量均衡变化予以透彻分析。

当前在南海地区,存在以下3类安全合作机制:(1)东盟主导的系列多边和双边政治和安全对话机制;(2)美国主导的同盟合作机制;(3)针对地区特定议题设立的双边对话机制。这些机制过于松散,且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的强势干预事实上削弱了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的作用,因而已日益难以适应南海地区安全合作格局的发展。[37]基于主题与行文逻辑,笔者重点分析美国主导的同盟控制机制的形成历史、结构、目标与困境。

南海是国际上的重大战略航道,是公认的国际海上高速公路和“全球海路的咽喉”,还储存有大量的石油和碳氢化合物资源。因此,“谁控制了南海,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的决定性部分”。[38]而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海军就一直控制着南海。美国在全球治理与其所谓的南海控制机制中的霸权地位,是二战后在一些同盟国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美国霸权的重要目标,就是抵制在欧亚大陆出现新的世界霸权。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努力追求的目标就是成为欧亚地区的霸权,控制其附近海域包括南海地区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39]因而,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一目标与美国的目标相冲突。一些美国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中国通过切香肠战术,逐渐瓦解了美国二战以来建立的所谓的南海控制机制。[40]为了反对“中国霸权”,一些美国学者提出了针对中国的南海目标、计划与行动,旨在通过强化既有联盟并联合一些区域国家,再次实现美国控制南海的均衡。[41]

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在南海的核心利益有两个,即南海的可进入性和稳定性。[42]结合军事知识就能更深刻地了解这两个看似普通的利益要求。南海作为一个深海,有达4000米深度的广阔海域,能够为中国的战略核潜艇提供机动自由和安全的广阔海域空间。美国执意介入南海,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监测中国的战略核潜艇,以压制中国的核威慑力,[43]从而侵蚀中国的军事战略安全,削弱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力量和地位,进而以军事战略实力继续保障其主导的所谓的南海控制机制。

随着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构的加强,美国所谓的南海控制机制日趋松动,其自我定义的南海核心利益受到威胁。如何保住这两个核心利益,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中国研究所的莱尔·戈德斯坦教授提出了中美合作共管南海的机制,即中美通过螺旋式的相互让步和互相合作,包括中美建立海警论坛、海上军事联合演习、美军减少对南海的监视、美国支持中国与南海争议国家谈判、中国开放南海地区军事设施等,最后达到由中美共管南海的目的。[44]显然,莱尔·戈德斯坦教授所谓的中美共管南海机制本质上仍是美国所谓的南海控制机制,中国不仅没有实质获益,在核心问题上,如中国战略核潜艇的安全,可能面临着比既有现状更为不利的状态;而且,所谓的中美共管机制将东盟与南海周边国家排除在外,这是以一种霸权机制取代另外一种霸权机制,同时也会分离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将中国置于危险的境地。

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所谓的南海控制机制更具排他性。为了继续维持美国所谓的南海控制机制,美国政府通过“成本强加战略”来遏制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主权管理。“成本强加战略”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其要义是,通过对竞争对手国发起战略竞争行为,引发对手国做出反应,并通过创造一个有利于发起国的博弈成本差异,使得对手国的竞争成本大于竞争收益,从而创造有利于战略竞争发起国的博弈态势,赢得竞争,实现自己的战略博弈目标。[45]质言之,“成本强加战略”就是一个国力消耗战略。近年来,美、澳一些具有军方背景的学者提出以此战略来应对中国的南海主权主张与南海管理,即美国通过南海问题发起对中国的军事、政治、法律与舆论的挑战和竞争,让中国因不堪支付巨额应对成本而放弃对南海的主权控制和管理,而美国却可以通过盟国分担成本,轻松赢得挑战和竞争,进而继续控制南海。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一直强调并实施的“航行自由计划”就是这一策略运用的具体表现。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研究员林恩·郭认为,在南海航行自由上,美国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其航行自由主张不过是要“通过航行自由增加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成本”。[46]

美国“成本强加战略”的理论基础是博弈论,其博弈的对象是中国。作为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旧体系中的一环,“成本强加战略”和美国所谓的南海控制机制与“南海仲裁案”相同,均为美国全球治理的工具性联盟之运用,是美国主导力在南海安全合作机制中渗透的体现。中国若想赢得与美国在南海的博弈,建构南海安全合作机制,需要重视博弈中的成本与收益,摆脱美国在全球治理的工具性联盟层面的包围,在更高的层面上为中国赢得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提高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二)美国所谓的南海控制机制在国际法和国际道德上的困境及策略风险

美国在南海地区积极压制中国,在美国全球治理的工具性联盟层面上,尤其是其所谓的南海控制机制,美国霸权政治的本质暴露无遗。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各国之间复合相互依赖的形成,美国的霸权政治面临着民族国家崛起带来的挑战,其主导的全球治理旧体系的工具性联盟也存在着诸多国际法和国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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