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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中国知识产权治理四十年
【作者】 马一德【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教授}
【分类】 知识产权法【中文关键词】 知识产权;国家治理;改革开放;四十年
【英文关键词】 Intellectual Property; National Governa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Forty Years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10
【摘要】

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载体。知识产权治理是知识产权法制体系和组织管理体制的统一,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站在国家治理的全局来理解和实施中国知识产权治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知识产权治理从私权自觉到创新自信,知识产权治理正当性愈加强化;从接轨国际到全球治理,知识产权治理格局日益扩大;从分散扩展到集约改革,知识产权治理体系不断优化。中国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的建构和运作,实际上是知识产权法治逐渐确立、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释放的过程。中国知识产权治理变革的基本路径与世界主流保持一致、同步发展,其根本宗旨是以法治手段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中国知识产权治理具有自身的优势、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创新力,解决了中国自身创新发展的问题,沟通了中国与世界的经贸关系,拓展了发展中国家通过知识产权治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途径。

【英文摘要】

Intellectual property(IP) is the institutional carrier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IP Governance, including revolution of IP legal system and organiz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and enforcement of Chinese IP Governance must be based on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ince the past forty year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from awakening of privatization consciousness to self-confidence in innovation, the justification of IP Governance in China has been much more stronger; from decentralized expansion to intensive reform of organization system, the IP Governance system has been continuously optimized.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Chinese IP Governance system is a process in which Rule of Law in IP has been gradually established and the decisive role of market has been continuously functioning in the allocation of innovative resources. Therefore, the IP Governance reform of China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ainstream of the world, and keeps paces with the world. Its basic principle is to promot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by Rule of Law. Chinese IP Governance has its own advantages in solid foundation and strong innovation driving force. It solves Chinese native problems i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motes communication i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expands the wa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ccomplish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through IP Governan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290    
  
  

国际经济竞争的实质是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载体,是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推动着我国经济从生产型经济体向创新型经济体的快速转型。知识产权是贸易全球化的桥梁和纽带,是全球合作共赢的制度载体。[1]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私权自觉到创新自信、从接轨国际到全球治理、从分散扩展到集约改革,中国知识产权治理从无到有、由“被动接受”向“为我所用”,创造了符合国情、融通世界的宝贵经验,具有不同凡响的特殊价值和意义。[2]知识产权治理是知识产权法制体系和组织管理体制的统一,事关内政外交,牵动现代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站在国家治理的全局来理解和实施中国知识产权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需要继续朝着开放和市场化的方向前进,在治理创新中不断优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治理体系,不断实现创新自强、治理自信,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一、从私权自觉到创新自信:知识产权治理正当性愈加强化

(一)私权自觉催生了知识产权治理的制度体系

以改革开放为标志,我国开启了知识产权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之前,知识产权概念长期被我国排斥,认为知识产权表示私人占有脑力劳动成果的意思,属于资产阶级私法范畴。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人的脑力劳动成果必须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联系,否认智力成果的私人所有。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3]实现现代化,必须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的科技成果。但若不保护知识产权,国际技术交流就不可能顺利开展。外国人和我们进行经贸往来,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4]在这种背景下,知识产权日益为我国所重视。

1986年《民法通则》以“知识产权”作为第五章“民事权利”第三节的标题,第一次把知识产权列为重要的民事权利,从立法的角度对知识支配权的商品化问题作了肯定回答,体现了知识产权作为私权予以保护的制度化自觉,并为系统构建中国知识产权治理的制度体系奠定了私法上的基点和起点。1982年,《商标法》诞生,1984年《专利法》通过,1990年《著作权法》公布,此后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相继颁布实施,我国知识产权治理的制度基础得以确立,走过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程。时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胥曾评价,“在知识产权史上,中国完成所有这一切的速度是独一无二的。”[5]但囿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创新治理仍然主要依靠计划和奖励制度开展,在知识产权制度的实施中,国内经济力量当时未体现出强烈的私有产权需求:从专利数量来看,1985-1987三年间,我国授权专利数量分别为138、3024和6811件,至1992年7月,全国专利申请量仅253414件,授权103284件。[6]

(二)市场化改革强固了知识产权治理的大底盘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在科技领域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工作方针,[7]减弱对科研单位的国家控制,将大部分科研机构推向市场,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8]肯定民营企业作为“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支生力军”的作用。[9]科研单位转型为科技型企业,出现了联想、华为等一批科技型企业,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完善,创新市场形成并发挥基础作用。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正式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各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全面提升。[10]

市场化改革是知识产权发展的基本依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各种创新活力迸发,创新智力成果得到承认,创新市场逐步形成,知识产权逐渐成为创新成果保护和流转的核心激励机制。各类市场主体对于知识产权的渴望更加凸显,中国知识产权事业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截至2017年底,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36.6万件,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100万件的国家,[11]知识产权数量、结构与水平都取得了实质性飞跃,我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沿着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知识产权逐渐成为创新市场中资源配置的主要制度载体。

(三)创新自信明确了知识产权治理的根本任务

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科技,根本目的在于创新。过去几十年,因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研发投入低等原因,我国整体上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低端,以高耗能为代价发展低附加值的产业。[12]党的十七大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13]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和经济进入新常态,党的十八大进一步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14]2015年10月12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十三五”规划中确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5]必须把重要领域的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16]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坚定创新自信”,知识产权治理从私权自觉发展到创新自信阶段。

自主创新需要制度自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建立的知识产权治理体系是创新自信的源泉。经历四十年实践探索和发展证明,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创新市场机制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是具有核心作用的源动力。在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的支撑下,我国创新事业实现了由技术引进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型,实现了由知识产权弱国向知识产权大国的转型。在产权有效激励下,我国研发投资强度不断提升:2017年我国R&D经费达17606.1亿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投入强度达2.15%。其中,企业支出比例逐年上升而政府资金逐年下降,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突出;自主研发经费比重逐年上升而技术引进经费比重下降,技术进口规模不断缩小,国内技术采购比例逐年上升,高技术产业对外技术依存度显著降低。[17]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名第14,排名连续4年上升。[18]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称赞道,“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创新和品牌方面的一个引领者”。[19]知识产权治理,让中国创新格局不断优化,更加自信地参与全球创新竞争,从容地由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

二、从接轨国际到全球治理:知识产权治理格局日益扩大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一)与国际接轨是知识产权治理的最初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顺应全球化的时代主题,我国法治与国际法治之间呈现出积极的互动态势。[20]自改革开放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积极融入国际规则体系,并初步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制度架构,知识产权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最早达到国际水平的立法领域。[21]1979年1月3日,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签订了双边政府间的第一个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其中五条规定:“执行本协定的具体协议可包括合作的题目、应遵循的程序、知识产权的处理、经费以及其他适当的事项。”这是知识产权内容首次出现在新中国对外关系的法律文件当中。1979年7月7日,中美两国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贸易关系协定》,在六条约定相互对包括著作权、专利、商标在内的知识产权实行全面保护。这是中国正式写入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第一项双边协定,开启了中国知识产权治理与国际接轨的进程。1980年3月3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加入书,作为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宣言,打通了中国与全球现代化国家连接的桥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1990年11月,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多边贸易谈判中,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标志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新标准形成。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深入,美国先后就知识产权问题向中国发起三次“特别301”调查。面对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带来的巨大压力,我国对知识产权立法进行了全局性修改以适应国际环境。1992年和1993年,我国先后对《专利法》和《商标法》作了第一次修改。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22]入世之后,WTO的支柱性制度——TRIPs协定即对我国产生法律拘束力。我国政府在加入WTO的法律文件中承诺,“将通过修改现行国内法和制定完全符合WTO协定的新法的途径,以有效和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23]我国先后修正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法律,并不断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24]因入世所引起的国内法制与法治观念变革的深刻程度,堪比四十年前我国法制的重建。[25]可以说,改革开放近前三十年,与国际接轨始终占据中国知识产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心。

(二)战略主动代表着知识产权治理的历史转折

2004年1月13日,吴仪同志在全国专利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制定和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次年6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纲要》,提出了“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的战略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创新驱动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继续强调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并使其成为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12月18日,国务院先后印发《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2014-2020)》《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进一步全面布局。经历三十多年实践探索和发展证明,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创新市场机制获得了党和国家的高度信赖和认可。在国家战略层面,中国知识产权治理实现了从消极接受向主动变革的转变,可以从容科学谋划全局、牢牢把握战略主动。

牢牢把握战略主动要求我们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高端科技就是现代的国之利器。历史经验表明,每次科技革命都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26]按照购买力评价国内生产总值,中国的世界排名1706年在第18位,1820年在第48位,1900年在第71位,1950年在第99位。[27]这主要是因为我们错失了前四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抓住了第五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比较快,但其实中国在第五次科技革命中只是一个跟踪者。[28]自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科技界普遍认为,目前我们处于由第五次科技革命转向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拂晓阶段,[29]科技创新成果的工程化和产业化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30]世界各国纷纷将复苏希望寄托在即将来临的新技术革命上。谁能提前判断科技革命发生的领域,并对科技革命进行前瞻和重点部署,谁就有可能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先机。

知识产权制度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载体,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必将推进知识产权制度的革新。[31]在第六次科技革命来临之际,我们应当在知识产权制度层面作好充分准备、谋求主动变革,从而把握机遇乃至主导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我国知识产权治理正式迎来了战略主动的历史性转变。

(三)全球治理渐成知识产权治理的当下使命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深入,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的整体,形成“全球多边市场”、“全球统一市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也在以知识产权为核心打造新的全球研发、生产网络,一方面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推进创新研发,另一方面利用知识产权牢牢占据全球生产价值链上游的高附加值环节。同时,发达国家既在技术贸易领域内推行本质为单边主义的、碎片化的技术标准定价规则,[32]又通过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形式打造新一轮全球知识产权保护高标准,以巩固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格局。当前,国际社会中制度性话语权的竞争日趋激烈,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易组织、G20等多边机构,在协调国际经贸关系、制定国际经贸规则、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相关的国际经贸谈判越来越频繁和复杂,主要大国纷纷利用国际机制推进本国战略目标,力图将本国政策升级为全球规则,从而成为国际规则的主导者。[33]

中国要适应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就必须适应乃至主动引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化。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与国际话语权的日益提升将我国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国应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进程,[34]努力使我国成为国际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一带一路”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经济发展倡议,事关国家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它不仅联结东西方、统筹陆海空,更兼修中内外。它既是区域发展战略的“国际版”,也是对外开放战略的“升级版”,既事关区域格局的优化,又事关国际战略的换代,特别是事关中国创新的世界布局。

在此大背景下,全面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是当前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变革的紧迫使命,力争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变革中占据优势地位,才能为我国赢得国际战略主动提供强大的制度和规则保障。因此,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应当加速融入新的全球化进程,立足本土国情,推动建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新秩序,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国际科技交流,以知识产权法的新型国际化发展,提升创新综合国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基础。[35]

三、从分散扩张到集约改革:知识产权治理体系不断优化

(一)分散扩张的知识产权治理组织体系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之初,确立的是司法保护与行政管理“两条途径、并行运作”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国家商标局负责全国商标注册和管理,版权局主管全国的著作权管理事务,专利局负责全国专利的授权管理工作,建立了各部门各司其职的分散式的知识产权管理模式。同时,考虑到知识产权保护专业性较强,且法院不具备充足的审判力量,各主管行政机关也作为民事纠纷处理机关,起着一级法院的作用,[36]从而形成了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共同处理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两条途径、并行运作”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在知识产权司法体制并不成熟的背景下,我国政府迅速地建立起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实现对市场秩序的维护。很长一段时间内,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都是解决我国知识产权纠纷的重要渠道。例如,到1999年,全国行政管理机关累计受理专利纠纷4400多件,结案3900多件;而全国法院共受理纠纷4300多件,审结3800多件。[37]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案件量基本持平,均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渠道。在改革开放初期,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以其时间短、成本低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需求,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由于TRIPs协定对行政执法存在一定限制,为与国际接轨,我国对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的修改进一步弱化了行政机关在知识产权纠纷中的裁决功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实力不断增强,全国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呈指数型增长:进入2000年以后,全国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年增长率超过20%,仅2007年一年的案件量就几乎达到1990-2000年10年间的一半。[38]顺应快速增长的知小词儿都挺能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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