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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财产犯罪法律规定的比较分析
【副标题】 以日本、德国、中国刑法为对象【作者】 李强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财产犯罪;财产性利益;占有;主观目的;财产损害
【英文关键词】 Property Crimes; Property Interests; Possession; Purpose; Property Damage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71
【摘要】

通过分析日本、德国刑法关于财产犯罪的规定,可以发现:在行为对象上,日本刑法区分了财物和财产性利益、德国刑法区分了物和(狭义)财产,并由此导致两国在保护法益问题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在盗窃等取得型犯罪的行为方式上,日本、德国刑法或直接或间接就其中的财物犯罪规定了占有这一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在主观目的上,德国刑法区分了不法所有目的和不法获利目的;在财产损害上,德国刑法仅就(狭义)财产犯罪规定了财产损害要素;而日本刑法在主观目的、财产损害这两方面未作明确规定,遂使得理论上时有争议。与日本、德国不同,中国刑法在行为对象、取得型犯罪的行为方式、主观目的、财产损害等方面,均未作区别规定,故在解释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时,需分别适用一元概念和理论;区分不同犯罪类型,分别构建解释学概念和理论的思路,缺乏法律规定上的依据。

【英文摘要】

Through analyzing the legislation concerning property crimes in the penal code of Japan and Germany, we can find out that two different theory paradigms of legal interest are formed because property and property interests have been distinguished in Japan meanwhile object and property (in the narrow sense) have been distinguished in Germany; As the act in crime of appropriation, penal codes both in Japan and Germany stipulate possession as one of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steal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purpose of appropriation and the purpose of obtaining benefit are distinguished in penal code of Germany; In the aspect of property damage, only damage element is defined in property crime(in a narrow sense) in penal code of Germany while neither purpose nor property damage is clearly defined in penal code of Japan. Unlike Japan or Germany, there is no provision has been made to differentiate object of act, act in crime of appropriation, purpose and property damage in penal code of China. As a result, we have to apply every and each concept and principle in order to make reasonable explanation of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property crime in penal code of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303    
  
  

财产犯罪是刑法理论中经久不衰的传统课题之一。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在财产犯罪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引介、借鉴日本、德国财产犯罪理论,当然是取得进步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引进域外理论时,自然应注意作为相关理论的规范性依据的法律规定,是否存在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对此,我国学者已有关注并作了一定的探讨,分别涉及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保护法益、主观目的要素等方面,但尚缺乏对各国财产犯罪法律规定全面、系统的比较分析。本文即以此为目标,从行为对象和保护法益、取得型犯罪的行为方式、主观目的要素、财产损害等方面比较分析日本、德国、中国刑法相关立法例和规定模式之间的异同,并指出基于这些异同日本、德国财产犯罪理论所呈现的在概念、术语和范式上的异同,最终基于中国刑法与日本、德国刑法在财产犯罪规定上的差异,提出中国财产犯罪理论建构所应选择的路径、方案。

鉴于本文着眼大处、不拘细节的宗旨,笔者不拟比较分析一些细节性问题,比如盗窃罪、诈骗罪等的客观行为构造在法律规定上的异同。再者,如所周知,中国刑法关于盗窃罪、诈骗罪客观行为要件的规定,皆取简单罪状,行为构造明确化的任务更多委诸理论,故也很难说这方面的异同究属法律规定之异同,还是理论之异同。

一、行为对象与保护法益

(一)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

中日德三国刑法关于财产犯罪的规定,最明显的区别在行为对象方面。概言之,日本刑法大体区分了两类行为对象——财物(財物)和财产性利益(財産上不法の利益);德国刑法则区分了“物”(Sache)和“财产”(Verm?gen);而在中国刑法中,除了极个别财产犯罪,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均表述为“财物”。

1.日本刑法关于财产犯罪行为对象的规定

日本刑法对于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明确区分了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从而形成两类范畴:(1)财物犯罪。例如,第235条规定,“窃取他人的财物”;第236条第1款规定,“使用暴力或者胁迫强取他人的财物”;第246条第1款规定,“欺骗他人使之交付财物”;第249条第1款规定,“恐吓他人使之交付财物”;第252条第1款规定,“侵占自己占有的他人之物(物)”;第261条规定,“前三条规定之外,损坏或者伤害他人之物”。[1](2)财产性利益犯罪。例如,第236条第2款规定,“以前款方法,取得财产上的不法利益(財産上不法の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第246条第2款规定,“以前款方法,取得财产上的不法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第246条之二规定,“前条规定(第246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引者注)之外,向他人用于事务处理的电子计算机输入虚伪信息或者不正当的指令,从而制作与财产权的得失或者变更有关的不真实的电磁记录,或者提供与财产权的得失或者变更有关的虚伪电磁记录给他人处理事务使用,取得财产上的不法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第249条第2款规定,“以前款方法,取得财产上的不法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

在上述列举的条文规定中,盗窃罪、委托物侵占罪、器物毁损罪的行为对象是财物;[2]电子计算机使用诈骗罪的行为对象是财产性利益;而强盗罪、诈骗罪、恐吓罪的行为对象既可以是财物,也可以是财产性利益。由于针对财物的强盗罪、诈骗罪、恐吓罪均被规定在相应条文的第1款,针对财产性利益的强盗罪、诈骗罪、恐吓罪均被规定在同条第2款,故财产性利益犯罪在日本刑法理论中通常被称为“第2款犯罪”。[3]

日本刑法第247条关于背任罪的规定有一定特殊性。第247条规定:“为他人处理事务者,为了自己或第三人的利益,或者以损害委托人为目的,实施违背任务的行为,致使委托人遭受财产上的损害”。由于背任罪的成立以行为人与委托人之间存在委托信任关系为前提,而本罪的行为对象也包括财产性利益,所以,背任具有第2款侵占罪的特点;另外,本罪还包括专以损害委托人为目的的行为,因此,还具有毁弃罪的一面。[4]也就是说,背任罪既有财物犯罪的侧面,也有财产性利益犯罪的侧面(利益侵占和利益毁损),因此,以财产性利益为行为对象的财产犯罪还包括背任罪。

2.德国刑法关于财产犯罪行为对象的规定

德国刑法针对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主要采用了“物”和“财产”这两种表述:(1)以“物”表述行为对象的条文。例如,第242条第1款规定,“以使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所有为目的,拿走他人可移动的物(beweglich Sache)”;第246条第1款规定,“使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所有他人可移动的物”;同条第2款规定,“若第1款中的物是被委托给行为人的”;第249条第1款规定,“以使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所有为目的,对人使用暴力或者以对身体、生命的现时危险相胁迫,拿走他人可移动的物”;第303条第1款规定,“不法损坏或伤害他人的物”。(2)以“财产”表述行为对象的条文。例如,第253条第1款规定,“为使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获利,不法使用暴力或者以显著的恶害相胁迫而强制他人实施、容忍或者不为一定行为,并由此对被强制者或者他人的财产(Verm?gen)造成损失”;第263条第1款规定,“以使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获取财产上的收益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者歪曲、隐瞒真相,引起或者维持认识错误,从而致使他人财产遭受损失”;第263条a第1款规定,“以使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获取财产上的收益为目的,通过设计不正确的程序、使用不正确或者有缺陷的信息、未经授权而使用信息或者其他未经授权的操作影响程序命令,从而影响数据处理结果,致使他人财产遭受损失”。

从形式上看,上述条文关于行为对象的规定与日本刑法不同。首先,日本刑法区分行为对象的标准是财产的存在形态,大体来说,有体的是财物,无体的是财产性利益。其次,德国刑法区分行为对象则与保护法益问题紧密关联。以物为行为对象的犯罪一般属于侵犯所有权的犯罪,以财产为行为对象的犯罪则属于侵犯整体财产的犯罪(即狭义的财产犯罪)。[5]但是,也有学者主张,“德国、日本等国刑法明文区分了财物和财产性利益”。[6]这恐怕是因为,德国刑法中的“财产”概念是一个关于人的利益的整体概念,是指一切有经济价值的东西。[7]这其实是将作为有体物的财物以及不属于财物的财产性利益都包括在内了。因此,对于德国刑法中以财产为行为对象的勒索罪、诈骗罪和电子计算机诈骗罪而言,其行为对象实际上包括了财产性利益;与之相反,对于盗窃罪、侵占罪、抢劫罪以及毁损物品罪而言,其行为对象只能是物。如此一来,德国刑法和日本刑法一样,实质上区别了财物和财产性利益,并且只有特定犯罪能以财产性利益为行为对象。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都是由概念分析所得出,在德国财产犯罪概念和理论的建构上,物和(狭义)财产的区别才具有规范意义,因为这是德国刑法的明确区分,而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区分在概念和理论的建构上并无特别意义。这一点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由于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区分是日本刑法的明确规定,因此,在日本的财产犯罪理论中这一区分就具有基础性意义。

3.中国刑法关于财产犯罪行为对象的规定

中国刑法分则第5章是“侵犯财产罪”。在本章中,除了第272条、第273条、第276条、第276条之一等规定的行为对象是“单位资金”特定“款物”特定财物和生产经营活动“劳动报酬”之外,各条对行为对象的表述都是“财物”。例如,第263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第266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第270条第1款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第275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

上述规定意味着:首先,在中国刑法中,各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均为“财物”,这与日本、德国刑法中各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并不一致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其次,中国刑法规定的“财物”是仅指财物,还是也包括财产性利益在内,是颇具争议的问题。中国刑法理论传统上认为,“财物”一般不包括无形的财产性利益。比如,在讨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时,虽然也主张盗窃罪的对象不仅指有体物,也包括无体物,如电力、煤气、天然气等,甚至不限于动产,不动产也应当被包括在内,[8]但从具体的论述内容和列举的具体财物形式看,“财物”这一表述应当没有涵盖财产性利益。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产形态日益多元,无形财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价值上,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以刑法来保护财产性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因此,主张刑法中的“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的观点日益有力。[9]

4.总结

关于财产犯罪行为对象的规定,日本、德国刑法大致为一类,中国刑法则与二者不同。爬数据可耻

首先,在日本刑法和德国刑法中,尽管前者将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区别为财物和财产性利益,后者则区别为物和(狭义)财产,但这都属于根据不同犯罪类型对行为对象作区别规定的立法例。而不管日本、德国刑法如何区别规定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只要它们都明确表明财物不等于财产,而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并不都构成犯罪,那么为了维持刑法规定的明确性、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就必须为财物划定概念界限。但是,刑法本身并未明确定义“财物”“财产性利益”或者“财产”。因此,这一界限应如何划定,实际上就成了刑法理论所要完成的任务。这是立法上区别规定财产犯罪行为对象,并且有限度地处罚侵犯财产性利益行为,在理论上带来的后果。比如,关于财物概念,在日本就存在有体性说和管理可能性说的争论。有体性说认为,刑法上的财物就是有体物,是指“占有空间的一部分并有形存在之物”。[10]与之相对,管理可能性说则认为,具有“可移动性和管理可能性”的东西,即便是无体物,也是刑法上的财物或者物。[11]但是,学者指出,如果将管理可能性说的逻辑贯彻到底,那么,具有事务管理可能性的债权也会成为财物,而这明显与日本刑法明确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立法宗旨相悖。因此,应将管理可能性限定为物理的管理可能性,而将只有事务管理可能性的事物排除在外。这样,债权、情报就不被当作财物。这是现在学说与判例的通说。[12]在德国同样存在类似上述的理论探讨,当然,有体性说是界定物概念的通说。[13]

其次,由于中国刑法以“财物”统一表述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故学说上必须探究可适用于所有财产犯罪的财物概念。而且,如果认为财产性利益也是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则原则上并无必要探讨如何区分(狭义)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反观日本的刑法理论,由于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并非一概成立犯罪,故在学说上还必须对二者予以概念上的区分界定。而在德国刑法理论中,虽然不需要在概念界定上区分财物和财产性利益,而是需要分别界定“物”和“财产”,但由于“财产”包含了财产性利益在内,故实际上也是需要在学说上对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予以区别的。

(二)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

严格说来,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更多属于学说处理的问题,其通常未在法律规定中有直接体现,但这一问题与行为对象的法律规定息息相关,故本文就此作一简要论述。

1.财产犯罪保护法益学说的基本状况

在日本关于财产犯罪保护法益的探讨中,传统上是围绕本权说、占有说以及各种中间说来展开的。[14]不难看出,这一保护法益学说状况是以盗窃罪为原型而形成的。这是因为,只有对财物而言才有所谓本权、占有等概念。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对于财产性利益犯罪,日本刑法理论通常并不单独讨论其保护法益问题,而只是在解释“财产性利益”或者“财产”等行为对象时,或者在引介德国财产犯罪中的法律的财产说、经济的财产说以及法律和经济的财产说时,才涉及这一问题,相关论述并不系统、深入。

与日本不同,德国在探讨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时,严格按照不同犯罪类型来展开。比如,围绕侵犯所有权的犯罪,存在类似日本本权说、占有说争议的所有权说和占有说的争论;而对于侵犯整体财产的犯罪,则以法律的财产说、经济的财产说、法律和经济的财产说之间的论争为主要内容。[15]也就是说,在德国的财产犯罪理论中,保护法益学说与行为对象的法律规定大致对应。即,以财物为行为对象的犯罪,其保护法益问题以所有权说和占有说的争议为主;以(狭义)财产为行为对象的犯罪,其保护法益问题则以法律的财产说、经济的财产说、法律和经济的财产说的争议为主。

在中国的财产犯罪理论中,传统通说的观点是财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即所有人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16]显然,这样的学说主张以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是财物为前提,因为所有权以及作为其权能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物为对象。但是,随着主张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也应包括财产性利益的学说日益有力,以及日本、德国相关理论的引入,所有权说的通说地位被动摇。但是,域外学说的引入,也使得中国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学说呈现出一种传统学说与新兴学说、本土学说与域外学说相杂糅的状况。

2.总结

如果说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问题与行为对象的法律规定密切相关,那么,在保护法益的问题上,日本理应依照财物犯罪和财产性利益犯罪的类型区分形成两种保护法益理论,就好像德国形成了依据不同犯罪类型而展开的两种保护法益学说路径。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日本讨论保护法益问题的理论线索是以盗窃罪为原型的本权说、占有说和各种中间说的学说争议。加之日本刑法理论也引入了德国的法律的财产说、经济的财产说、法律和经济的财产说,更使得两种理论范式杂糅在一起,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而相对来说,德国的财产犯罪保护法益学说范式更加明晰,不同犯罪类型遵循不同的理论路径。[17]

如前文所述,中国的财产犯罪保护法益学说状况,出现了不同范式并存、杂糅的状况。这是因为学者们在借鉴域外学说时,有借鉴日本学说的、有借鉴德国学说的,却没有注意到日本与德国以及两国与中国在法律规定上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导致的保护法益学说范式上的差别。其实,不同于日本、德国刑法区别规定行为对象的立法例,中国刑法对行为对象作统一表述,这就意味着在保护法益的问题上,应就所有类型的财产犯罪形成一元的保护法益概念和理论路径,而不是像德国那样形成两种保护法益理论。也就是说,在中国刑法的规定模式下,所有权说、占有说与法律的财产说、经济的财产说、法律和经济的财产说是无法并存的。如果要予以借鉴,只能择其一,而不能折中。考虑到中国刑法规定的“财物”包括了财产性利益,有学者建议以德国(狭义)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学说为中心构建中国的财产犯罪保护法益理论。[18]

二、取得型犯罪的行为方式

在日本、德国的财产犯罪中,以盗窃罪、侵占罪等为代表的犯罪被称为取得型犯罪。而盗窃罪的行为构造是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行为人占有,侵占罪则是行为人不法所有自己占有的他人财物或者脱离占有的财物。由此,不难看出,财物的占有状态是取得型犯罪重要的客观要素。虽然财产犯罪中的占有概念及其理论,其内容在日本、德国、中国大致相通,但由于刑法规定上的差异,在具体的理论建构上,其实可以有不同的思路和方案。

(一)日本财产犯罪中的占有

在日本的取得型犯罪概念中,进一步区分了破坏占有的犯罪和不破坏占有的犯罪。前者包括盗窃罪、强盗罪、诈骗罪、恐吓罪等,后者则主要指侵占罪。对于前者,作为行为对象的财物必须处于他人的占有之下;而对于后者,行为对象必须是处于行为人自己占有之下或者脱离占有的财物。因此,占有是在构成要件解释上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

学说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占有概念,在日本刑法上也有相应的规范依据。比如,根据日本刑法第252条第1款的规定,委托物侵占罪的行为对象是行为人“占有的他人之物”;根据第253条的规定,业务侵占罪的行为对象是业务上由行为人占有的他人之物;根据第254条的规定,遗失物等侵占罪的行为对象是“遗失物、漂流物以及其他脱离占有的他人之物”。因此,对于前两种犯罪,占有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积极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而对于遗失物等侵占罪,则要明确什么是“脱离占有”,而这需要先界定什么是“占有”。

对于盗窃罪等的行为对象,日本刑法只是简单规定为“他人之物”。而“他人之物”究竟是指他人占有之物,还是他人所有之物,并不明确。但是,根据与侵占犯罪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推知盗窃罪等的行为对象是他人占有之物。这是因为侵占犯罪的行为对象是行为人自己占有的他人之物或者脱离占有之物,那么,盗窃罪等的行为对象就应当是这两种情形之外的“他人占有之物”。

基于占有这一要素,学说上对盗窃罪等的客观行为结构作了一般性概括:打破原占有,建立新占有。只是说,在具体方式上,盗窃罪以平和手段,强盗罪以暴力或者胁迫等手段,诈骗罪、恐吓罪则是通过威胁、欺骗造成被害人的恐惧心理或者错误认识从而使之处分财物。

与财物犯罪在客观方面存在“他人占有”这一标示不同,取得型犯罪范畴下的财产性利益犯罪,在客观方面并无与占有类似的学理概念。也就是说,占有的对象只能是财物,而不能是财产性利益。日本学者关于占有的定义,就指明了这一点:占有是指对财物事实上的控制、支配、管理。[19]从日本刑法关于财产性利益犯罪的规定看,其条文表述一般是,“以前款方法,取得财产上的不法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的,与前款同。”也就是说,财产性利益犯罪与同条第1款规定的对应的财物犯罪的区别,仅在于行为对象不同。这样一来,虽然占有概念仅适用于财物,但对于财产性利益,由于存在事务上的管理可能性,因此,对财产性利益也有控制、支配、管理的可能。如此,对财产性利益的控制、支配、管理就类似于对财物的占有。进而言之,财物犯罪和财产性利益犯罪应具有一致的行为结构:打破他人对财产的控制、支配、管理,建立行为人对该财产的控制、支配、管理。占有不过是对财产的控制、支配、管理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然而,从学说的实际状况看,日本并未单独讨论财产性利益犯罪中与占有相当的对财产性利益的控制、支配或者管理,而是重点讨论财产性利益的定义以及取得财产性利益的方式。[20]

总之,对于财产性利益犯罪,日本刑法理论并未构建出一个类似占有那样的专门表征对财产性利益的控制、支配或者管理的概念,其研究重点是财产性利益的界定以及财产性利益的取得方式。如果说在成立财产性利益犯罪时实际上需要存在对财产性利益的控制、支配或者管理,则这一要素也大体上被财产性利益概念和财产性利益的取得方式等其他要素所包容和消化了。

(二)德国财产犯罪中的占有

与日本刑法一样,德国刑法单独规定了财物犯罪,因此,在学说上占有也是盗窃罪客观构成要件解释中的重要问题。只是,与日本刑法不同,在德国刑法中并没有对“占有”的明文规定,占有更多是学说上通过分析盗窃罪的行为结构而析出的概念。根据德国刑法第242条第1款的规定,“以使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所有为目的,拿走(wegnimmt)他人可移动的物”,是盗窃罪;根据第249条第1款的规定,“以使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所有为目的,对人使用暴力或者以对身体、生命的现时危险相胁迫,拿走他人可移动的物”,是抢劫罪。盗窃罪、抢劫罪中都有所谓“拿走”。对于这一要素,学说上将之解析为如下结构:打破他人的占有—建立新的占有。[21]与日本刑法学说类似,德国刑法中的“占有”(Gewahrsam)也是指对物的事实性控制、支配状态。

占有概念的功能和体系性地位,在日本和德国是不同的。首先,在两国占有都是盗窃罪等取得型犯罪客观构成要件的重要要素,但是,在日本,占有还被很多学者视为盗窃罪等侵害占有犯罪的保护法律,从而形成了与本权说对垒的占有说和各种以占有说为基础的中间说。[22]而在德国,虽然也有学说主张占有是盗窃罪的保护法益,但这只是少数学说。而且,这类主张的实际状况是,其也承认所有权是保护法益,只是进一步主张占有是所有权之外需要一并予以保护的独立法益。[23]其次,由于日本刑法以财物和财产性利益来划分财产犯罪类型,所以,占有概念可以应用于所有财物犯罪。但在德国,由于财产犯罪分类以保护法益类别为准,行为对象体现为物和(狭义)财产这两大类,所以,占有概念并不应用于(狭义)财产犯罪,适用范围更小(仅适用于盗窃罪、抢劫罪、侵占罪),角色也更加单一,主要起到描述“拿走”这一行为要素的作用。总之,在日本,占有概念具有更重要的体系地位。

(三)中国财产犯罪中的占有

中国刑法第192条、第193条、第196条第2款、第224条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第270条第1款、第307条之一第3款、第382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了“非法占有”。这些条文规定的“占有”都不是指作为对财物的事实性控制、支配状态的占有,而分别是相关犯罪的主观目的要素和行为要素。也就是说,与德国类似,在中国刑法中,并不存在对作为对财物的事实性控制、支配状态的占有的明文表述。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以第270条第1款关于“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规定为依据,将“代为保管”解析为“行为人基于委托信任关系而实际控制、支配他人财物”,则似乎能为占有概念找到法律规定上的解释空间。

虽然缺乏刑法上明确的条文依据,但由于中国刑法对财产犯罪多采取简单罪状的规定方式,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出发,学说上借鉴日本、德国关于占有的学说,以描述盗窃罪、抢劫罪、诈骗罪、侵占罪等的客观要件。从具体的学说状况看,日本关于占有概念的学说、观念和思考路径在中国学界长期占据主流。[24]近些年,德国关于占有概念的学说也逐渐被介绍和引入。[25]因此,占有作为对财物的事实性控制、支配状态的观点,可谓深入人心。但是,随着中国刑法中的“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的观点的提出和日渐有力,有学者主张将占有概念扩张应用于财产性利益,从而提出所谓“财产性利益的占有”概念。[26]当然,这样的概念扩张,自然会导致占有概念的观念化、规范化,因此遭致诸多批评。[27]

(四)总结

由于日本、德国刑法中的盗窃罪都只以财物为行为对象,故在学说上构建了作为对物的事实性控制、支配状态的占有概念,将盗窃罪的行为结构构造为“打破他人的占有—建立新的占有”。在具体的学说观点上,日本、德国的差别也不是很大。只是因为日本刑法中存在将一定情形下被他人占有的自己的财物视为他人财物的特别规定,使得在日本财产犯罪理论中,占有又被当作保护法益来讨论。

与日本、德国刑法不同,中国刑法对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作了统一表述,因此从理论上说,就可以构建一个表征对包括财产性利益在内的“财物”的事实性控制、支配状态的概念,以刻画取得型犯罪的客观要件。但是,由于学说继受、借鉴的原因,中国刑法学界在这一问题上遵循了日本、德国财产犯罪理论的逻辑,借鉴了占有概念,然后再试图对这一概念予以扩张以应用于财产性利益。

三、主观目的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一)日本刑法关于财产犯罪主观目的的规定

从日本刑法的规定看,并无成立财产犯罪(不包括侵占犯罪和毁弃型犯罪)须具备超出故意之外的主观目的的明确表述。但通说认为,行为人成立盗窃等取得型犯罪(以下以盗窃罪为例展开论述)须具备不法取得目的,其包括两方面内容: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即不法取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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