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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什么是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关系问题
【作者】 姜焕宸【分类】 刑法总则
【期刊年份】 1956年【期号】 2
【页码】 4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4898    
  
  正确解决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关问题,对于审判实践特别是对于责任事故案件的正确审理,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在我国工业、交通运输业的生产过程中,目前在某种程度上还受着自然条件、技术设备、企业管理水平不高等等方面的限制;同时,社会分工细致,生产上往往是联合操作,所以责任事故案件的发生,不仅常常涉及自然条件、技术设备、企业管理等等方面的关系,而且还往往牵涉到几个部门、几个单位和几个工种中的许多人的责任,因果关系显得非常复杂。为了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我对于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关系问题此较关心。读了梅泽浚同志的“哲学上的困果关系及其在刑法中的运用”[1]一文后,虽然对我是有启发的,但同时也感到其中论述的某些问题还不够清楚恰当。为了在争论中求得一致,以利于工作,现仅就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一)
  读了梅译浚同志的文章后,首先使我感到的是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关系似乎是如何去解决查对和证实案情事实的问题。因此不得不提出:什么是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关系?它的任务是解决如何查对和证实案情事实?还是在案情事实已被证实的基础上研究主体的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下同)与危害社会后果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以为,应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但不否认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本条件。在某些实质的犯罪案件中,案情事实被证实的同时,因果关系也就明显地显露出来,因而就容易把“证实案件事实”与“因果关系”混为一谈。而在另外一些实质的犯罪案件中,特别是在责任事故案件中,只管案情事实已被证实,甚至有时还作了技术签定,而因果关系仍然是不容易判明的。
  例如:某轮船于某大河流自西向东顺水下驶,拟在南岸某港抛锚上客,因该港临近岸边处有一沙滩,轮船不能直接靠岸,须于江心抛锚,上船旅客由木船接送。当该输驶近该港的,港口管理站发出信号,要求轮船于港灯以东抛锚,但轮船井未按照信号要求抛锚,而是正对港灯抛锚,这样,使木船从岸边驶达轮船就不得不挠过沙滩而采取半圆形的航线。木船从岸边与沙滩间的水道内向东下驶,驶过沙滩后,又转头向西,逆风逆水地向轮船驶去,因当时是西北风,木船可以从侧面利用风力,便扯着帆成“之”字形的航线前进。正行间,吹来块风,帆受到风的压力很大,此时木船又未立即松去篷索(即系帆之绳),以致帆被风力压至水面,水船侧翻,旅客落水。又由于轮船见死不救,港口管理站施救不力(抢救经过从略),造成重大死亡。事后,从气象台纪录中查明当时当地陆地上有2至3级西北风(江面上一般比陆地上大一级);从技术操作上判明,木船在当时具体情况下,吹来块风不松去篷索,是要侧翻的。
  在这个例子中,案情事实基本上弄清了,但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看法;(1)事故原因在于木船未松去篷索;(2)事故原因在于轮船抛锚不当,因为当天是西北风,港口发出信号要求轮船于港灯以东抛锚,就是为了木船容易驶达轮船。木船是落后的运轮工具,由于轮船抛锚不当,就延长了木船逆风逆水行驶的航线,给木船造成了危局,所以才发生事故;(3)事故原因在于港口管理站盲目放船出港,因为木船在江面有3至4级风的情况下逆风逆水航行总是有危险的。我们从唯物辩证的观点来看,不松篷索、抛锚不当、放船出港都与事故的发生有联系。但是,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全部都构成或仅其中的一个或二个构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就是刑法科学中因果关系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查对和证实案情事实是解决犯罪的因果关系的基本条件和前提,事实不清,是无法谈因果关系的。但是,刑法科学中因果关系理论的任务,并不在于如何去查对和证实案情事实,而是在案情事实已被证实的基础上,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判明主体的行为与危害社会后果之间有无可作为刑事责任客观依据的因果关系。
  从梅泽浚同志的文章看来,似乎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关系理论就是解决如何去查对和证实案情事实,从他所举的许多例子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例如:张大妹施放“飞药”案,是因为某地流行一种“黄沙症”,严重的就会死亡,有人传说是张大妹放“飞药”邪术的结果,在区乡干部的压迫下,她自己也承认了,审判员据此判她徒刑五年。后经医生证明“黄沙症”是由于营养不良所致,才发现错判。这一案件的错判,据梅同志的分析,是由于审判员对于“黄沙症”未进行调查研究,也来分析它的性质,就“很难找出产生结果的原因,辨别不出‘黄沙症’究系施放‘飞药’的结果,或系本来即有的流行病”。很显然,施放“飞药”与“黄沙症”是否有关,只要查一查施放“飞药”有什么根据,问题就清楚了;如果一定要硬套在因果关系问题上,也只能是法医学上的问题,根本不涉及刑法科学上的因果关系。我们认为:这一案件的错判,最多也只能是反映了审判人员主观臆断,偏听偏信的恶劣作风。说得更确切些,还只能是暴露了审判人员的愚昧无知,因为所谓施放“飞药”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类似上述的例子还不是个别的。例如在马某反革命案中,马某被一犯人检举(系诬告),说他解放前有过恶迹,马某因误认为“坦白”后可以宽大,企图不受处罚,于是捏造了四大罪状,审判员见他供认不讳,即判处死刑。后经发回更审,证实所谓“四大罪状”并非真有其实。据梅同志的分析,认为此一案件的错判,是由于“承办人员既没有注意到行为与结果问的规律联系,也没有注意到行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请问:所谓“行为”、“结果”都没有得到证实,周围环境也没有充分掌握,怎样去注意它们之间的联采呢?揑造的“行为”与“结果”或揑造的“结果”之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更无法注意它们之间的规律联采。很显然,该案之所以错判,毛病就出在主观臆断、偏听偏信(其中还可能有刑讯逼供)的恶劣的作风上、又如:梅同志所举的张××施放“毒药”案的例子中,也是由于事实不清,以怀疑代替事实而发生了错误。其实所有这些,与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关系是没有什么相干的。尽管梅同志也一再申称刑法中的冈果关系是研究主体行为与危害社会结果之间的关系,但实质上却是用如何查对和证实案情事实代替了刑法科学上的因果关系的理论。
  最后还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原理,为各种专门科学(当然也包括刑法科学)提供了基础和方法,但它不直接解决专门科学中的专门问题。例如: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因果关系是离开人们的意识而客观地存在的,就给我们指出了方向:要解决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关系,应该到客观实际中去找,而不要从主观思维中去虚构。资产阶级“刑法学家”正是从主观思维中去虚构、去捏造的,如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就是如此。而因果关系的客观性这一原理,只是解决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关系的前提和方法,要正确地、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还必须深入到实际中去。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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